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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精云： 很高兴和大家交流。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方便同学们更有针对性地提问。我是学生态学的，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包括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生物多样性、植被生态、碳循环，还有遥感在生态学中的应用等等。这些年，我几乎跑遍了国内所有的省份。我去这些地方，不是去开会，而是在野外做调查观测工作——我去过北极，还在青藏高原研究过一段时间。在这些野外工作中，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大自然，也觉得大自然需要保护。
除了科研和教学之外，我也做了一些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发表了一些文章，也获得了一些荣誉。但我更愿意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我在这方面花了大量的时间，虽然这些时间可能不会直接产生科研论文，但我觉得这些时间花得有意义。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最近十几年中建立了北大的生态学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还建立了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建设这样一个系统的生态学人才培养体系，不仅要花时间，还要跟有关部门打交道，说实话挺费心的。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也是挺满意的。我的大多数毕业生都很优秀，他们有的入选了中组部的“千人计划”，有的评上了基金委的杰出青年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还有的在国外做了教授。在毕业生中，四人的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这都很令我自豪。
早些年，我时间比较充足的时候，特别喜欢跟学生聊天。跟学生聊天，就像是朋友一样的聊天，每次都聊得挺开心的，同学们和我自己都有收获。这种聊天非常重要，有很多问题，不聊自己会想不到。聊天能有意无意地激发你的灵感，激发一些新的思维，提供创新的源泉。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聊天是浪费时间的事。有意义的聊天可能比看书、看文章更重要，它能随机地启发人突然冒出新想法。
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也做了一些事情。我在2005年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院士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为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利用科学院这个平台，我们给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过一些重要的咨询。比如说，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测算了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近150年的碳排放情况，为我国碳排放政策和气候谈判提供了基础数据。这在当时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直到现在，这项工作都还在对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产生着影响。前不久，我们还向中央提出了我国草业发展问题的建议，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中国的草地面积比耕地面积多出三倍，种草和种粮一样重要，但我们以前对这方面注意得不够，所以出现了很多生态问题。最近，我们又被要求研究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我虽然是学生态学的，但也感觉到生态学的知识、观点和思想能够为这件事做一些贡献，因此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此外，我还在一些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里担任顾问，帮他们出谋划策。我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花时间，就是想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我来自农村，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在农村生活，必须踏踏实实地做事。我对此感触很深，这也是我提出这次讲座的主题是“求真、务实”的原因。当然，对于做学问来说，这二者后面还必须有“创新”，不创新是做不出好学问的。
我本科是在安徽农学院学习的，现在叫安徽农业大学，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当时，我的高考分数很高，本来想去名校学习数学，但由于填志愿不合适，名校没去成，最终去了农学院学林学。我现在很庆幸当时的这个阴错阳差，因为学林学能让我研究我喜欢的生态学，假如我当时学的是数学，现在可能就得常常对着书本，没那么多机会走进大自然了。1983年，我去日本留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我发奋学习，打下了不错的科研基础。1989年，我学成回国，先在科学院工作，后来，陈昌笃先生要在北大成立生态学研究与教育中心，希望我来，于是我便在1997年来到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