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它是关于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的研究——我很高兴，这本书已经有了中译本。最初是赛亚·伯林一篇关于反启蒙的论文吸引我走向维柯的。伯林把维柯放到据称是为哲学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哲学传统中。这种哲学理性主义，始自笛卡儿，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达到了顶点，并为现代极权主义扫清了道路。在伯林看来，维柯在那条未被选择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条未被选择的道路大概会以一个比我们现在的世界更加和平、宽容、多元和宽恕的世界为结果。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那时我对科学理性主义怀有敌意，却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我也准备谴责作为极权主义起源的启蒙运动，因为将启蒙运动看做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观点看起来是像伯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样大不相同的思想家也持有的共识。但在我开始写作关于维柯的著作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他绝不像伯林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多元主义者。相反，我发现，他是一个深信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会撼动礼仪社会之根基的思想家。维柯《新科学》的抱负不过是反转现代的理性主义，或至少为统治者提供工具来抑制现代理性主义带来的破坏。维柯深信，尽管现代理性主义据称会向着与怀疑主义作战的方向发展，但它在心理学上产生的效果是，在年轻人之间散布对宗教和社会的怀疑主义，而这些年轻人将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公民义务并扰乱社会秩序，这一切将导致一个新的野蛮时代。维柯是启蒙发生之前的一个反启蒙思想家。同时，我认为，他也是第一个反动的哲学家。

在我关于维柯的著作出版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反动”的心理和政治影响——在《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和《夭折的上帝》中。(我很高兴，现在这两本书都有了中译本。)今天我的演讲，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反动这个概念本身。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理解那些可能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

现代政治言语充满了成对的概念，今天在西方最常见的是自由与保守、左与右。直到最近，革命与反动这对概念才真正得到了响应，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所滋养的革命之希望的崩溃，在西方，至少在现在，我们倾向于单独使用“反动”这个术语。(转眼间，我们更多地倾向于“反动”这个术语。)我们有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即像自由、左和革命这样的术语属于一个范畴，而保守、右和反动这样的术语属于另一个范畴。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两个范畴内的术语共享什么，或将这两个范畴本身区分开来的是什么。我们随着情感的冲动相互更替地或随机地使用这些术语，而这混淆了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用这些概念对子来指涉不同的事物并停止把像自由、左、革命(一方面）和保守、右、反动(另一方面）这样的术语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话，我们会更清晰地理解今天的政治生活。

在以下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三对概念——自由/保守、左/右、革命/反动——分开并初步尝试界定每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

一、自由与保守

首先，让我们在自由与保守这组概念上简要地说几句。这些常用的术语首先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成为政治倾向的标签。就像一切成问题的术语那样，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变来变去，但到了19世纪中期，在被用于政治哲学的时候，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稳定和清晰。这主要归功于埃德蒙·柏克，他为后来成为哲学保守主义的那种思想奠立了基础，同时，他也为澄清哲学自由主义的可能意谓作出了贡献。柏克在他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中认为，从根本上区别革命党人及其反对者的并不是他们在信仰和无神论，贵族制和民主制，权威和自由，或特权与平等上的分歧。所有这些分歧，在柏克看来，都植根于他们对人性非常不同的理解。在柏克帮助下形成的保守主义传统以这样一个根本的假设为前提，即由于人出生在一个由他者组成的、已经在运作的世界，因此，社会就优先于其中的个体。可以说，政治生活的单位是社会，而非个体；个体被认为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例子(instances)。

通过离析出对人性的这一假设，柏克揭示了许多保守的气质及这个假设导致人们作出的保守判断。比如说，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总是把社会看做一种我们接受的遗产，这个遗产赋予我们对那些先于我们以及那些在我们之后将要到来的人的义务。这些义务先于我们的权利。保守主义者也倾向于假设这种遗产是含蓄地通过习俗和传统来传递的，而不是通过学说和原理来传递的。结果，当他们承认社会总在变革并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时候，他们也认为，健康的变革必然是缓慢、零散的，而且尊重已经存在的观念和制度。由于保守主义者如此界定这一变革方式，所以他们对许多现代政治原则都抱有敌意，这与其说是因为后者是现代的，不如说因为它们是原则。而原则的问题正在于原则倾向于激发即刻的、简单的社会变革的幻想，而且，为了实现这些幻想而为专制手段正名。这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批判，这种批判并非是对特权的辩护。

尽管“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当作党派的政治标签来使用，但是，它对人性的假设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得到了阐述。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抗过程中，那些假设变得更加清晰。与保守主义者相反，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体优先于社会，这基于人类学基础和道德基础。他们假设个体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因为他们相信个体在根本上是自由的。这意味着，根本而言，一切社会都来源于个体的自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来源。这个假设形塑了一种特征鲜明的自由主义气质和关于政治的自由主义判断。比如说，自由主义者假设社会属于生者，死者是没有声音的。(在自由主义思想当中，这一主张把未出生者置于何处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并不必然以乐观态度对改革计划，更不用说持乌托邦式的态度了；他们确实假设，既然社会最终是人类自由的建构，那么，通过自由的人类行动，人们最终能够毁灭和重造社会。自由主义者对诉求于习俗或传统的做法持怀疑态度，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承认限制的存在，而是因为，这些术语常被用来为特权和不义正名。自由主义者只承认超越特定社会和习俗的原则的约束，并且这些原则也应当引导政治活动。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在于：个体拥有权利，并且存在这样一些事情，一旦别的个体要干涉这些事情则必然侵犯到这些权利。

二、革命与反动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对人性和人与社会关系的争论。另一方面，革命者与反动派之间的争论则与人性无关。革命者与反动派之间的争论是历史之争。

在18世纪的法国，“反动”这个术语是最早进入现代政治思想的语汇，这个词是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文中转借的。牛顿确立了一切运动本质上都会引起一个等量且相反的反作用(reac￣tion)这一原则。虽然他不认为可以将这个机械原则应用于政治当中，但是，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开始——这么做了。孟德斯鸠把政治生活描述为运动与反动无尽的潮流的结果，这些运动与反动产生于与界定某个特定社会的暗含的原则的关系之中。孟德斯鸠承认革命是一种可能引起反动的政治行为，但他的假设是，这些反动事件是罕见且不可预测的事件。革命在他思想中不居于核心地位。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也因为法国大革命，一种不同的反动概念发展出来。古典思想家和像孟德斯鸠那样的早期现代思想家把革命当作是一种基于一些新确定的原则之上的简单的社会动荡和秩序重组。一场革命可能把君主制变成民主制，另一场则可能把民主制变成寡头制。人们不可能知道革命的结果。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和批评者认为它揭示了某种原则：历史的展现(historical unfolding)。对一些像孔多塞这样的空想家来说，革命不过是一段长时期的历史进步中的一个时期。但革命激进派是以一些几近于基督教末世论的术语来看待历史的。对他们来说，革命通过民主的奇迹把历史分成两个分离且不可协调的阶段，革命后的历史将是人类解放与进步的历史。而他们最激进的反动敌手也采取了同样的末世论主义来看待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把日历设定为共和元年来标记人类重生的同时，像约瑟夫·德·迈斯特那样的反动派却在预言基督的重临，基督的重临将带来他称作“大革命的反面”的新新世界，而不是旧制度的复辟。革命者与反动派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完美的一致，即思考政治本质上就是思考历史。他们的全部分歧在于如何判断历史带来的一切。

当然，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革命与革命者。我想，我们很少意识到的是，对反动与反动派而言，同样也是如此。我想出两个值得区别和研究的门类。我把第一种反动称为复辟的反动，第二种反动称为救赎的反动。

复辟的反动派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力图复归到革命——任何革命，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美学的——前存在的某种真实的或想象的状态。想要复辟君主制的法国人，想要复辟正统基督教原始实践的俄国人，想要回到大城市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美国乌托邦主义者，想要复归15世纪绘画风格的英国艺术家——所有这些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而言，都是反动的人物。他们拒斥特定革命的正当性并想要复辟一个他们已经失去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世界。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救赎的反动派是一种更复杂也更有趣的现象。复辟的反动派想反转他们认为篡夺了合法权威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救赎的反动派承认不能回复到过去，因此他们选择继续前进并梦想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将超越旧制度和非法僭政。欧洲法西斯主义是这种政治反动的一个经典案例。法西斯主义者拒斥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许多东西：代议制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普世主义、宽容、资产阶级价值观，等等。但他们对过去的贵族社会或曾经统治这个社会的人并无继承。法西斯主义者设想了一个全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反对现代性，但同时也超越现代性。而这些复辟(原文为re￣storative reaction，疑为笔误，可能是redemptive reaction，即救赎复辟）的反动派，也被称作是最早的后现代革命者。

这种反动的背后是什么？其心理又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而且，正如我说的那样，我希望在某个时间就此写些东西。至于现在，我只想说，我认为，从心理学方面而言，反动与愤怒有很大的关联。革命者当然对当下的境况感到愤怒，但他们的愤怒服务于他们对未来更好的希望。同样也在革命者那里找到的愤怒和希望的平衡，在反动派那里一直倾向于愤怒的一方。革命者对历史并无愤怒；他的希望贯注于历史之中。救赎的反动派恼怒历史，因为他已经被历史打败过一次。就像在比赛的前几个回合中失利的拳击手那样，他现在得证明点什么——不仅仅向他的对手证明，更向裁判证明。这种政治反对派想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只有在他同样能够声称战胜了历史本身的时候才如此。这也就是让他变得如此危险的地方。

让我来举两个新近的救赎的反动派的例子，我想，通过这两个例子会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一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关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世界其他极端穆斯林群体的神学观念，每个严肃的伊斯兰学者都会告诉你同样的东西。他们会说：“这不是伊斯兰。”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说这些群体令人惊惧的、恐怖化的观念是全新或具有某个陌生的根源。他们想说的是，这些人想要创造的世界代表着对伊斯兰传统的拒斥而不是回归。

伊斯兰主义者在伊斯兰教法上或《古兰经》阐释上很少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训练，他们对他们信仰的历史也是知之甚少。他们紧密地追随极端清教改革的梦想——极端清教改革的追随者仅凭一本书和一个生动的想象就在全欧洲开启了叛乱之门。他们当然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并不尊敬一千多年以来保存穆罕默德之启示的律法，而且，他们将这种不敬带到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不是复辟的反动派，因为他们没有对先知时代的生活的文化记忆，他们知道的只是殖民主义、失败国家、政治压迫、流放、经济和文化倒退(背景）下的生活。他们想要创造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清晰，他们看起来对表达他们关于穆斯林未来的美景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相反，对世界历史的怨恨驱动他们成为杀手。

第二个不那么戏剧性的救赎的反动派的例子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这是一个有益于检视的例子，因为新保守主义的演进说明了我试图在保守主义与反动之间作出的区分。

“新保守主义”一词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社会主义者创造出来的术语，他们用它来描述一群低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美国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发起了批判。(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这些名字，这些人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和内森·格莱泽。)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些自由主义者在那段时间正逐渐转变为保守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看到一些保守主义的智慧，特别是保守主义对人性和政治有限性的假设。新保守主义就其原初形态而言是反乌托邦的、经验主义的，它展示了一种悲剧感。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新保守主义。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它成为一种复辟的反动。原因在于，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革命引发了所有的社会变革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越来越对美国社会感到悲观。这些变革包括：在大学和社会中更加普遍地攻击权威、激进的女性主义、种族冲突、审查制度的废除以及未婚母亲的数目不断上升。面对这些变革，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会对之加以批判，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会接受这个事实——这些变革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新保守主义者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他们变成捍卫所谓“家庭价值”和“传统家庭”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把其他知识分子当成普通民众的敌人来攻击——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是知识分子。

在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进入第三阶段，由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新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攻击性的救赎的反动。我们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原因在于新保守主义在过去十年当中塑造着这些外交政策。在我看来，新保守主义在最初几年当中对美国政治的真正贡献在于这样一种成熟的意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好的意图可能导致坏的结果，而政治生活是不可预测的。从这种意识中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我们的政治期待应该低一些，而激进的变革不该发生，否则就会带来灾难。

但现在，在对新近美国历史进程的暴怒中，新保守主义者拒绝了所有这些教益。而这就是他们说服布什总统为把自由民主带给中东而袭击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的一个部分——的方式。清醒的保守主义者变成了乌托邦式的新保守主义者。最荒谬的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攻击）目标不仅仅是美国国外的敌人，还有那些他们视为美国内部敌人的人。这些人就是那些反对越战的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使美国在军事上变得更弱，而不是更强。这就是救赎的反动派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希望表达清楚的那样，我对反动严阵以待。确实，反动塑造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西方和世界政治，而且直到今天，它还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看来，反动是现代历史上没有得到很多承认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理解反动的话，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我们理解现代性。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西方学派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在我开始写作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到我所在的大学的图书馆去检索论及政治反动的著作。我发现，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触及革命观念的著作超过了一万部。我只发现六百部著作与反动有关，而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标题中使用了反动这个词。最后，我只找到了三部论及反动概念的著作。这就是全部——尽管存在这一事实：政治反动在塑造现代政治生活上与政治革命相比做出了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贡献。

三、左与右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原因在于，在西方，我们还一直在使用我们拒绝放弃的第三组概念：左与右的概念。当然，每次革命都会引起某种反动，但西方学者不总是愿意使用(反动）这个术语。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说，18世纪90年代反动的天主教势力与法国革命力量相抗争。但他们却不情愿说，20世纪30年代那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也是——在精确的意义上说——反动派；相反，他们用的是“抵抗”这个术语，后者听起来比“反动”更具英雄色彩。“反动”这个术语留给在这些学者看来是左派革命的反对者，而“抵抗”则留给右派革命的反对者。而这不过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西方知识分子和学者，仍然怀有紧系于来自左派的革命观念的乡愁。

但我们离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越远，左与右这一区分也就越少地揭示历史和政治生活。粗略地看，一百五十年来，革命/反动和左/右这两对概念是完全重合且不存在混淆的地方：采取左派的立场就是支持法国大革命并为向世界推广革命而努力；采取右派的立场则意味着反动革命的遗产并为战胜革命而努力。但是，随着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这几对概念不再必然重合。法西斯主义者是救赎的反动派，他们上演自己的革命并像18世纪巴黎和20世纪莫斯科的革命者那般行动：他们摧毁了旧制度的制度(这一次，是民主制度)，监禁或杀害反动的元素(这一次，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犹太人）并强行推行平等——暴政的平等，把所有人置于专制的脚下。他们的革命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反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以两种经典的反动类型出现：想要恢复旧有民主制度特权的复辟的反动派，以及希望法西斯主义的颓败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的救赎的反动派。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对左—右概念的附加就已经混淆了西方对许多革命的思考；现在仍然存在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支持任何政治运动或称自己为革命的政变，他们基于这一原则：革命总是在推进左派的事业。我在沉默中略过后殖民时期亚非国家苦涩的革命经验，只提一个更为新近的例子。想想伊朗革命，然后问问自己：曾经反对伊朗国王，现在却与民主的绿色革命斗争的革命卫队，应该被认为是左派还是右派？今天在德黑兰游行示威的资产阶级青年又如何呢？由于他们反对支持伊朗革命的内贾德总统，他们就属于右翼的运动吗？我甚至要问，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有意义吗？

我不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谈论革命和反动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是能够被应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许多政治现象的清晰区分，这些概念是无时间限制的概念。另一方面，左与右的概念，却诞生于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定时刻，它涉及一个有时限的条件、制度和抱负的集合。但在条件、制度和抱负发生改变的时候，西方知识分子出于某种原因仍然坚持使用这些概念，清空它们原有的意义并在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重新给它们装填意义。难怪，他们在理解今天世界政治中我们看到的革命与反动的新形式时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在前半个多小时中，我试图澄清我们在使用一些政治概念时涉及的那些不同的关注、假设、观念、承诺和气质。特别地，我意图指出三个各不相同的智识问题凸显出我们常用政治区分的重要性：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说，根本的智识问题在于人性；对革命者与反动派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历史；对于左派和右派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呃，左与右。那并不是十分有趣。

保守主义和反动是有趣且重要的。智识上的保守主义是一个严肃的思想流派，如果你想要理解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和界限的话，你就必须面对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反动是一股强大的心理和政治力量，它甚至服务于或摧毁我们最珍视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正义、自由、基本的尊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忘记左与右，反过来问自己：什么是反动？

(本演讲发表于2010年) iIhXEIxbo6c7BtVg60t5rl/LZdkTMvtNYtzP6XnlXgJK//TIeLwmx1qbEffP3R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