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的美貌与智慧，真的能够并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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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9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小女孩出生了。

这个小女孩是一名标准的“富二代”——父亲是犹太银行家，母亲是一名钢琴家。女孩被取名叫海德维希·爱娃·玛丽亚·基斯勒（Hedwig Eva Maria Kiesler）——好吧，这个名字实在太长太难记，所以我们还是就叫她之后给自己取的艺名：海蒂·拉玛（Hedy Lamarr）。

拉玛无疑是按照“女儿富养”的模式开启的人生之路：上了瑞典的女子学校，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7岁就会跳芭蕾舞和弹钢琴……

在拉玛后来的自传中，她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美的女人，我父亲很爱她，所以我的生活不仅宽裕，而且还时刻沐浴在爱中。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就会有男人爱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拉玛应该是慢慢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名媛，嫁给一个上流社会的名流，然后以贵妇人的身份，相夫教子，优雅老去……

但拉玛说：我不要！

那她想做什么呢？她想表演，想做一个演员。

1931年，17岁的拉玛放弃了自己就读的通信专业，跟随当时奥地利著名的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去德国柏林学习表演。就在当年，她就迎来了自己第一部大银幕作品《街上的钱》。

17岁的拉玛，确实有成为女演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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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一直是拉玛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

1932年，拉玛主演的《神魂颠倒》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这部电影讲的是拉玛扮演的女主角在嫁给一个长者之后，无法忍受婚姻的乏味，随后逃离婚姻，和一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的故事。

这是部黑白电影，没有什么对白，基本都是音乐背景。但这部电影问世后，整个欧洲都轰动了。

为什么？因为拉玛在里面全裸出镜——这是电影史上第一次有女演员全裸出镜。

不仅如此，拉玛还第一次在电影中完整表现了女性的性高潮（仅限脸部）。

18岁的拉玛就此被写入了世界电影史——第一位在电影中全裸出镜的女演员。

但这部电影在当时保守的欧洲，遭受的抵制是可以想象的：很多国家都宣布禁播这部电影，连教皇都斥责这是一起“丑闻”。

拉玛后来回忆：“《神魂颠倒》的首映我记得很清楚，当看到自己女儿的光屁股在银幕上抖动时，父母坐在那里目瞪口呆。”

而拉玛面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斥责，只用了一句话做回应：“如果运用想象力，你可以看见任何女演员的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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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魂颠倒》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被禁播，所以并未给拉玛带来想象中的名气，但给她带来了人生中第一个丈夫。

1933年，也就是这部电影上映后的第二年，一个叫弗里茨·曼德尔的男子开始疯狂地追求拉玛。这个曼德尔不是普通人，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军火商，是个有名的富翁。

拉玛的父母非常支持这桩婚事，因为他们本来就害怕女儿因为主演了那部电影而成为一个没有人敢要的女人。总之，拉玛与曼德尔在认识3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然而，就像自己拍的那部《神魂颠倒》一样，拉玛结婚后就开始后悔了。

曼德尔占有欲非常强，处处监视拉玛的行动，甚至不允许她上街。而且，曼德尔开始四处收购当年的《神魂颠倒》电影拷贝并销毁，因为他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妻子的裸体。

如果这些都还能容忍的话，拉玛对丈夫有一点绝不能容忍——结交纳粹。而曼德尔却偏偏喜欢带拉玛出席与纳粹高官的聚会，不仅仅因为拉玛能满足曼德尔的虚荣心，更因为她的美貌，能给曼德尔带来更多的军火订单。

1937年，结婚4年的拉玛忍无可忍，在一次陪丈夫出席酒宴时，在盥洗室迷晕了随身的侍女，然后翻窗户跳了出去，连夜搭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

你看，这就是拉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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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逃离婚姻的拉玛辗转来到了美国好莱坞。

拥有惊人美丽的拉玛，在伦敦时就被米高梅的巨头路易·梅耶一眼相中，随即米高梅就与她签订了一份长达7年的合约。拉玛也正是在那时候取艺名海蒂·拉玛，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

在接下来的岁月，拉玛出演了一系列电影，那段历史，图片比文字更有说服力。

在这一系列电影中，拉玛被米高梅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并让她与好几位影帝搭档出演，其中包括克拉克·盖博。

但实事求是地说，拉玛虽然出演了大量的影片，甚至因为扮演《海角游魂》，打破了好莱坞金发女星一统江湖的格局（她是黑发），但人们始终聚焦的是拉玛的美貌，对于她的演技，关注不多。哪怕一部电影只要贴出她作为主演的海报就一定会大卖，这种情况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在试角《卡萨布兰卡》和《乱世佳人》等经典电影失败后，拉玛自己也开始灰心丧气，留下了一句著名的牢骚：“任何女孩都能够变得迷人，你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站在那儿并且看起来很蠢。”（Any girl can be glamorous.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nd still and look stupid.）

作为电影演员的海蒂·拉玛的故事，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但如果她的故事只是一个演员的故事，估计不会入选“馒头说”。

接下来，下半场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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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拉玛小时候哪门功课最好吗？是数学。

还记得拉玛当初放弃的是哪个专业吗？是通信专业。

还记得拉玛第一任丈夫是做什么的吗？是军火商。

还记得她一直和丈夫做什么吗？和纳粹谈生意。

好，现在，请演员海蒂·拉玛谢幕，请发明家海蒂·拉玛出场。

拉玛的丈夫曼德尔，当时一直在和纳粹讨论无线电信号遥控鱼雷和无线通信干扰技术。虽然当时的无线通信技术属于军事机密，但曼德尔与纳粹武器专家谈论相关技术时，妻子拉玛是被允许在旁边听的，甚至被允许记录。

拉玛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无线电通信干扰技术。

随着拉玛离开丈夫，逃离纳粹，她也把关于这份技术的记录和心得带到了美国。

但当时拉玛还没有往这件事上多想，只是醉心于她的演艺事业。

1939年的一天，拉玛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人体腺体内分泌的文章，作者叫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eil）。拉玛很快约见了乔治·安太尔——因为当时的拉玛，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材比例变得更完美一些。

但安太尔见到拉玛后却直言相告：自己其实是一名钢琴家，为好莱坞的电影配乐，研究腺体什么的只是业余爱好。

这倒也没妨碍拉玛和安太尔成为好朋友，两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聊。聊了之后，拉玛才发现，这个安太尔真的是兴趣广泛——他写腺体分泌对犯罪的影响，写爱情专栏，甚至对无线电通信技术也颇有研究。

然后，两个人又聊到了纳粹德国的海军，当时横行大洋的U型潜艇。

“二战”期间，各个国家都会用无线电信号引导鱼雷命中目标，但有一个问题：敌方也可以通过干扰无线电信号，让鱼雷偏离攻击目标。因为早期的无线电通信，是同时在一个单独的频道上传输，只要对方探测到这个频道，就可以有效地干扰信号。

拉玛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她的设想，简单来说就是变一个频道为多个频道，在鱼雷发射端，一批信号按随机的信道序列通过多个渠道发射出去，接收端则按相同的顺序将离散的信号组合起来。这样一来，对于不知信道序列的接收方来说，接收到的信号就是噪声。但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安太尔说，可以借鉴钢琴的原理。

安太尔对拉玛说，自动钢琴都是通过编好码的打孔纸来控制演奏的，每一个孔只控制一个音，组合起来才是一首曲子。拉玛随即得到启发：鱼雷的无线电控制是否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开拓多个频率而不是单个频率，每一段频率只控制一个信息，被破坏了也可以进行整体修正，进而达到避免被干扰的目的？

1940年初，拉玛和安太尔根据这个原理，设计出了一个飞机导航系统。安太尔设计了一对纸卷，分别安置在飞机和鱼雷里面，来指定变化频率的顺序。

1941年，拉玛和安太尔正式把这项技术定名为“跳频技术”，并申请专利。1942年8月11日，专利正式通过——专利批号：2，292，387，专利拥有人：海蒂·拉玛和乔治·安太尔。

拉玛得知申请专利成功之后，就在与安太尔商量无偿向美国政府捐出这个专利，希望美国用于打击纳粹德国。

但是，拉玛并没有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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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其实相当重视拉玛这个发明。

为此，在1942年8月，美国海军与国家发明委员会以及联邦调查局专门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研究拉玛与安太尔这项发明是否能投入军用。

拉玛亲自担任演说。当她向大家解释这个发明原理其实和自动钢琴的原理差不多时，很多在场的军官都笑了出来。随即，拉玛发现了问题：

第一，在场的很多人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军方认为，鱼雷和钢琴实在扯不上关系，一个女演员怎么可能比武器专家更专业呢？

第二，在场的很多人对她这个人本身更感兴趣，包括她的身材、她的容貌、她的打扮。

第三，联邦调查局非常怀疑她的身份——既然她的前夫一直与纳粹做生意，那完全有可能她自己也是纳粹派来的“卧底”，在玩弄美国军方。

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不会将“跳频技术”投入军用，而是将这个专利封存起来，成为一个秘密。

当时，军方还给了拉玛一个“善意”的提醒：你有那么漂亮的脸蛋，应该帮助政府去推销“战争债券”，用于筹集与法西斯战斗的军费。

他们认为，这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应该干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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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说，那就听你们的吧！

然后她就真的去推销“战争债券”了。当时，拉玛提出了“拍卖海蒂·拉玛的吻”，希望能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680个吻来抵抗纳粹。结果，一次巡回演出下来，拉玛募集了2500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3.5亿美元。

然后，拉玛就继续拍电影，甚至当导演去了。而那份专利，也就被美国军方尘封了。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给了当时的霍夫曼无线电公司一份专利，让他们生产声呐浮标和伴随飞机的无线电。在这份专利上，发明者的名字被抹去了。

那就是拉玛和安太尔的那份专利。

霍夫曼无线电公司在这份专利的基础上，完成了“跳频技术”装置的开发，美国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用来封锁古巴海岸的庞大海军船只，就是用这项技术来实现保密通信的。后来美军在越战中开始使用无人驾驶的遥控飞机，也是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研发的。

1985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美国圣迭戈成立，他们的核心技术，就是CDMA无线数字通信系统。这家公司，就是现在业界赫赫有名、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世界500强公司之一，高通公司。

尽管高通公司的这项CDMA技术是独立研发的，但这个理论的来源，是拉玛和安太尔。高通的联合创始人安东尼奥也曾评价拉玛：“她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专利，人们通常都想不到电影明星有什么头脑，但她确实有。”

而通信业著名工程师戴夫·莫克（Dave Mock）出版的传记《高通方程式》中也写道：“只要你使用过移动电话，你就有必要了解并感谢她。要知道，这位性感女明星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CDMA、3G、4G技术的基础都是跳频技术）

1997年，83岁的海蒂·拉玛被授予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的先锋奖，这是她第一次在表演事业之外获得奖项。

2000年，86岁的拉玛在家中床上安然逝世。

而在她的身后，荣誉还在不断叠加：

2014年，海蒂·拉玛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堂，成为历史上唯一入选的女演员。在“发明家名人堂”里和她同列的名字：爱迪生、特斯拉、莱特兄弟、摩斯……

2015年11月9日，谷歌搜索的首页专门上了一个1分16秒的动画视频，纪念海蒂·拉玛诞辰101周年。

同年，海蒂·拉玛年轻时的照片又一次登上了杂志的封面，但不是电影杂志或娱乐八卦杂志，而是《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杂志。

这一切，正如拉玛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电影往往限于某一地区和时代，而技术是永恒的。”

馒头说

实事求是地说，海蒂·拉玛凭借一个为鱼雷设计的专利——尽管其原理是很多现今技术的源头——在今天被称为“手机之母”甚至“Wi-Fi之母”等，是有些过誉的。

但无论如何，她在这方面做出的探索和贡献，值得被人铭记至今。

在拉玛所处的那个年代，好莱坞其实有很多漂亮的“花瓶”女演员，但时至今日，依旧被人津津乐道，甚至还能登上杂志封面的，恐怕也只有拉玛了。

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更是因为她的智慧——确切地说，其实是她那种保持好奇心，愿意探索研究新事物的精神。

拉玛自己曾抱怨：女孩子只要变得蠢蠢的，就会很迷人。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那只是一句抱怨罢了。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那些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女生，才是真正充满魅力，能让他们为之动心的女生吧。

这固然是个看脸的时代，但能被永远记住的，肯定不仅仅是容颜。 OUAN49zgx+pcagHOp7tlKYQ+5u9cw7Ac4sOctgnckPUOe9rgYAA/je0ffk6WKM6A

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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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8日，对29岁的户粟郁子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

作为一名在日本的美籍日本人，户粟郁子原本以为，战争结束后她就可以回到美国。但事实证明，一切只是她美好的幻想。

相反，她等来的，是一次逮捕。因为，她是战后到目前为止，唯一承认自己身份的“东京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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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是得从1916年开始说起。

191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户粟郁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出生。她的父母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在当地经营一家杂货店。

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动物学专业本科毕业的户粟郁子，理想职业是做一名医生。1941年，户粟郁子在日本的姨妈病了，同样也在生病的母亲无法前往，所以户粟郁子答应了母亲，前往日本探望姨妈。

这一去，彻底改变了户粟郁子一生的命运。

户粟郁子在日本一直待到了这一年冬天，准备回国的时候，一桩大事发生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场改变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对户粟郁子这个微小的个体也产生了影响——当最后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离港后，户粟郁子发现，自己回不了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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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只有25岁的户粟郁子来说，1941年滞留在日本的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因为战争，日本国内实行了“配给制”，每个人每个月获得的口粮，都是规定数额的。这份配给，户粟郁子是没资格得到的，因为她是美国国籍，而配给只给日本公民。

那一天，户粟郁子住处来了一位陌生男子，那个男子给了户粟郁子一个建议：只要放弃美国国籍，成为日本公民，就可以获得食物配给卡。

这对户粟郁子而言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她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不放弃美国国籍，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

后来户粟郁子才知道，那个男子是日本的秘密警察。在得到拒绝的答复后，日本当局把户粟郁子列入了禁止发放配给卡的名单中。

没有食品配给，户粟郁子只能用自己从美国带来的钱，去日本的黑市上买生活必需品。

从1942年到1943年整整一年，户粟郁子都过得相当艰苦，到了1943年初，她发现自己的钱已经全部用完了。

而那一场太平洋战争，虽然美国人已经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开始逆转战场的局面，但当时还没有人能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

接下来的日子，户粟郁子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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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已经“弹尽粮绝”的户粟郁子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在东京广播电台担任打字员。因为户粟郁子的英文好，她会修改很多英文播音稿里的错误。

为什么会有英语播音？因为日本非常重视战争时期的心理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京广播电台用了24个频道对国外广播，有汉语、法语等，但最重要的还是英语广播，因为日本希望通过各种心理攻势，瓦解他们的主要对手——美国人。

日本人称这个为“谋略广播”。

现在已经无法证实究竟是什么原因，原本是打字员的户粟郁子，被认为“声音好听”，被推上了播音员的岗位，月薪6美元。

从1943年11月开始，在东京广播电台一档名叫《零点》的广播节目中，开始出现一名女主播的甜美声音。这名女主播在节目中自称“孤儿安”，并称自己是美军“最亲爱的敌人”。而她的真名，就是户粟郁子。

户粟郁子在这档名为《零点》的节目中究竟播放什么呢？

除了播报由日本方面提供的战时新闻外，《零点》节目会播放一些美国的流行音乐和乡村民谣。由于《零点》的节目在深夜播放，而这段时间，正是很多在太平洋驻守的美国士兵停止作战、思乡情绪浓郁的时候。

所以，日本人希望通过这类广播，最大程度放大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瓦解他们的斗志。

然而，结果似乎恰恰相反：户粟郁子纯正的美式发音，幽默的主持风格，精心挑选的美国音乐，让所有收听过这个广播的美国士兵，都疯狂地爱上了这档节目。没有人在意她播报的虚假新闻，大家只是想听到她的声音，然后在她播放的美国音乐中闭眼享受。

一位曾在美军战舰上担任枪炮官的美国士兵战后接受采访时曾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东京玫瑰的广播，特别是听一个女声在广播里说着地道的美国话，真是一份特别的浪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士兵给了那批包括户粟郁子在内的女播音员一个统一的称号：“东京玫瑰”。

而不少美国士兵战后回忆：打到东京，去看一下“东京玫瑰”长什么样，是他们战斗的主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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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

但户粟郁子的命运转折才刚刚开始。

当时的美国记者列出了最想采访的两个日本对象：日本天皇，“东京玫瑰”。

1945年9月1日，美国记者克拉克里和哈里布伦奇在东京帝国饭店见到了户粟郁子。在那里，两位记者对户粟郁子进行了将近4小时的采访。在采访结束后，户粟郁子在长达17页的采访记录上签字，并签署文件证明：我就是“东京玫瑰”。

无法考证，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户粟郁子接受这次采访。一方面，肯定有物质的因素——两位美国记者，愿意为这次采访提供2000美元的采访费（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万美元）。而另一方面，可能是户粟郁子当时认为，承认自己是“东京玫瑰”，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正是这次采访，将户粟郁子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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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户粟郁子的采访被登到了报纸上，引起了空前的关注。

因为尽管“东京玫瑰”被认为可能是由12名左右的女性组成的一个播音团队，但肯承认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的，只有户粟郁子。

一开始，在日本的户粟郁子受到了“名人”的待遇——她被邀请到各处去参加活动，所到之处，美国驻日士兵争相请她签名。

但不到一个月，她就被逮捕了。

按照旅日作家萨苏的说法，当时逮捕户粟郁子的，是日本当局，罪名是“叛国罪”——因为她在战时不肯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日本国籍。而另外的一些资料（包括英文维基百科）显示，逮捕户粟郁子的，是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当局，理由也是“叛国罪”——因为她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帮助日本人播音来瓦解美国士兵的斗志。

从种种迹象来看，后者的可信度较高。

不管怎样，户粟郁子被关在日本巢鸭监狱一年，于1946年10月25日释放。

被释放的户粟郁子，一出狱就迫不及待地向横滨美国领事馆提出了回美国的申请。但当时她的丈夫多歧野（日葡混血）劝她再等一等。

1948年初，户粟郁子的孩子出生了。但是，这个男婴刚出生就夭折了。巨大的打击让户粟郁子前所未有地希望回到美国。

但户粟郁子可能不知道，“二战”期间甚至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日高潮。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遭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驱离自己的家园，没收财产，被勒令集中居住在一个指定的偏僻的封闭式营地。户粟郁子的母亲，就是在营地里病逝的。

所以，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三年，但户粟郁子希望回国的消息传到美国，却把她带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播音员沃尔特·温切尔强烈呼吁：政府应该严厉惩办这名“叛国犯”！

1948年9月，户粟郁子终于达成了回到美国的愿望，但她不是自由回国的，而是再度被逮捕后，乘船引渡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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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25日，户粟郁子乘船抵达美国旧金山。一下船，迎接她的不是家人好友，而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户粟郁子又一次被带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户粟郁子坚决不承认自己犯有叛国罪，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电台的播音员而已。她甚至还指出，她尽量播放各种轻松、舒缓的音乐来缓解美军的紧张情绪，并且使用一些“双关语”，鼓励而不是打击自己美国同胞的士气。

户粟郁子的律师韦恩·柯林斯几乎是义务地为她辩护。柯林斯搜集了户粟郁子的广播磁带，在广播中，听不出户粟郁子说过任何叛国的言论，唯一有一句话是在一场海战之后，户粟郁子播音：“太平洋的美军们，你们的船全都沉没了，你们怎么回家呢？”检方指出户粟郁子违反事实。但事实却是，在东京广播电台的户粟郁子只能按提供的稿件念，她怎么可能知道前方的战况呢？

户粟郁子的案件审判维持了一年。据说在此期间，有不少美军士兵还呼吁宣判户粟郁子无罪，声称是“东京玫瑰”的声音，伴随他们度过了最孤独和艰苦的岁月。

但不管如何，1949年10月7日，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对户粟郁子的叛国案进行了宣判：户粟郁子被判叛国罪成立，自动丧失美国公民资格，罚金1万美元，并处以10年有期徒刑。

一切之前的辩护后来证明都是徒劳的。时任当时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早就在宣判户粟郁子有罪的空白审判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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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表现良好，户粟郁子在狱中服刑了6年零2个月，于1955年被释放。

但厄运还是没有放过她。户粟郁子出狱后，得到的是一张驱逐令，勒令她离开美国。虽然在律师柯林斯的帮助下，户粟郁子成功驳回了驱逐令，但她却始终无法恢复美国公民身份——她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1月。那时候，户粟郁子的辩护律师韦恩·柯林斯已经去世，儿子小韦恩·柯林斯依然坚持不懈地在为她辩护，并且终于取得了成果——美国的杰拉尔德·福特，最终给户粟郁子签发了一张赦免令。

户粟郁子终于恢复了期盼已久的美国国籍。她说：“我永远坚持我的清白———赦免是证明我无辜的一种措施。”

这时，她已经61岁了。

就在户粟郁子获得特赦后，仿佛一夜之间，美国的舆论又变了风向：大家忽然又都承认，当时户粟郁子是用巧妙的双关语来暗示和安慰听众，甚至是以一人之力在抗击日本，用独特的方式在爱国。户粟郁子的形象，似乎又从“叛国者”变成了“爱国英雄”。

美国的退役老兵戴维兹·尼尔·戴尔甚至提议，要为户粟郁子竖立一座纪念碑，碑文是：“向户粟郁子的忠诚和勇气致敬，她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过。”

但这些声音，已经不会再改变户粟郁子的命运了。

晚年的户粟郁子，在芝加哥经营一家专门出售东方礼品的礼品店，并在2006年9月26日，以90岁的年纪，安静去世。

馒头说

在写今天（9月8日）的这个故事之前，我曾经犹豫了很久。

因为今天同时也是吴佩孚作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日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吴佩孚曲折的一生，比户粟郁子要精彩多了。

但踌躇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把很想写的吴佩孚先放一放。

没错，相对于吴佩孚，户粟郁子肯定是个小人物。她的故事虽然也很坎坷，但要说有多引人入胜，倒也未必。

但这也是打动我的一个原因。

如果户粟郁子在1941年能搭上返回美国的轮船，那么她的一生，很可能就会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波澜不惊地过完。

但她的命运就在那一年，忽然拐了个弯。

为日本人播音，成为美国士兵的梦中情人，被指控叛国，又成为爱国者，失去国籍，再被特赦，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发生在一个女性的身上，而她当初所做的，只是回日本看望姨妈而已。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户粟郁子在播音时，会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从事哪种性质的工作。但作为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姑娘，却又生在美国，战时就想返回美国，无奈却滞留日本……以户粟郁子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究竟有多少自主选择的权利？

其实，不光是户粟郁子。

在特定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又有谁，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呢？ bt4WjihT/IIjeShnt76jkaTH+nTzsjOOfIDJFdLgj+QZyxGzCjWQpr4WW1lx7eHC

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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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4月26日，祖籍广东的阮玲玉，出生在上海。

阮玲玉的父亲叫阮用荣，是上海浦东亚细亚油栈的工人，因为积劳成疾，在44岁那年因为肺痨 去世了。

那一年，阮玲玉6岁。一年后，阮玲玉的母亲带着阮玲玉，到上海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里去做女佣。也正是在那里，7岁的阮玲玉，第一次碰到了张家的四少爷，当时可能是14岁左右的张达民（张达民出生日期不详，由他逝世日期推断，可能当时比阮玲玉大7岁左右）。

那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噩梦。因为不能随便走动，阮玲玉童年的生活空间，就被局限在用人聚居的后院里，在孤独与拘束中度过。不过阮玲玉的母亲还是一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认为阮玲玉不能作为一个用人的女儿一辈子这样过下去，一定要想办法出人头地。

所以阮玲玉8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私塾读书，并有了一个学名叫“阮玉英”。一年后，开明的母亲觉得私塾里那些《三字经》《女儿经》太过时了，就千方百计求了自己服侍的张家大老爷，让阮玲玉以半价的学费，进了当时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崇德女校（张家老爷是校董）。

1925年，15岁的阮玲玉已经亭亭玉立。此时，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已经混了一张野鸡大学的文凭，在家待业，白天闲逛，晚上舞厅，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开”（上海本地俗语，指没有生存技能、依靠家里的富家公子）。

张达民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认识了阮玲玉，并立刻对她一见倾心，发起了热烈追求。张达民的追求手段，无非也就是那几套：尾随阮玲玉去公园，然后装作邂逅。知道阮玲玉喜欢看什么书，买好后故意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说正好自己也在看。还有，就是经常接济阮玲玉的母亲。

但15岁的阮玲玉，从小在一个卑微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哪见识过这些？更何况张达民白白净净，仪表堂堂，很快，就和他坠入了爱河。

张家四少爷和一个用人的女儿谈恋爱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家大太太，也就是张达民母亲的耳朵里。和所有的爱情戏一样，当妈妈的完全不能接受这段恋情，要求立即终止。

张达民选择服从母亲，但也选择“捍卫爱情”，他给阮玲玉提出了建议——搬出去，搬到我给你租的地方去，我们悄悄同居吧。

于是，阮家母女被张达民安排到了上海四川北路的鸿庆坊。16岁的阮玲玉，选择了退学，和张达民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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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达民究竟能带给阮玲玉些什么呢？除了一些零花钱，其他无非也就是些甜言蜜语。靠甜言蜜语浸泡的爱情，能维持多久？

几个月过去后，张达民又回到以前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去了，给阮玲玉的生活费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如果最后经济上无以为继，张达民抛弃了阮玲玉，对后者来说倒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但就在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阮玲玉命运的人，那就是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

张慧冲在民国历史上，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他当时自己有一家小的电影公司，为了帮阮玲玉维持生计，他提议阮玲玉可以试试去面试电影演员。阮玲玉听从了这个建议，参加了明星影业公司的面试。

毫无表演经验的阮玲玉，被导演卜万苍一眼相中，出演《挂名夫妻》的女主角，随后又出演了《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白云塔》等一系列电影，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踏上从影之路，可以说是阮玲玉的幸运，但也是她悲剧的开始。

应该说，阮玲玉一开始在明星影业公司接拍的电影，大多是些小成本电影，影响力并不大。因为频繁接一些武侠片，阮玲玉甚至得到了“花瓶”和“妖女”的称号。又因为和电影公司老板闹僵，阮玲玉一度还陷入无戏可接的境地。阮玲玉的电影之路发生转机，是从1929年收到联华公司的拍片邀请开始的。

1929年底，留美归来的电影导演孙瑜，将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影片《故都春梦》，大胆起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此片。影片于1930年8月底上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

这部电影的成功，使阮玲玉被聘为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阮玲玉接连拍摄了《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等6部广受欢迎的影片，以出色的演技一举摆脱了“花瓶”的形象，成为当时的一线女明星。

阮玲玉的演技究竟怎样？

导演孙瑜这样评价：“与阮玲玉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著名演员赵丹评价：“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导演郑君里的评价是：“在临场时间，阮玲玉通常是随便而松弛的：有时开开玩笑，有时打打毛线，有时吃吃零食。她表面上似乎不在意地聆听着导演的简单的嘱咐，可等她一站到摄影机之前，在转瞬之间，她的神态、情感、动作都按照角色的需要，自然地、即兴地流露出来。没有强迫和夸张，也没有有意识的设计的痕迹，一切显得纯真、新鲜、恰当。这时候她与角色已合抱为一。可是一待导演发出“停止”的号令，她又毫不费力卸下她的精神化妆，恢复了她愉快轻松的本来面目。”

郑君里的总结是，阮玲玉之所以能演得那么收放自如，除了她的天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她扮演的角色，总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被阔佬玩弄的风尘女性，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

确实，如果苦难是一种经验，那么新星阮玲玉的“经验”之路，才刚刚开始。

3

阮玲玉遭遇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张达民。张达民没有任何生存技能，一直是靠家里接济。在张家大老爷去世后，他又很快花光了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然后迷上了赌博，欠下了高利贷。于是，张达民自然而然就打起了阮玲玉的主意。

彼时的阮玲玉，名气已经越来越响，片酬收入自然也是越来越高。一开始，她倒是愿意接济张达民的，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本来想托付终身的男人，其实是个“无赖+无底洞”。

渐渐地，阮玲玉不愿意再给张达民钱了，而张达民的嘴脸也就慢慢暴露了出来：不给钱？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其中最让阮玲玉接受不了的，是张达民一直扬言要把她16岁就和自己同居的故事捅给小报记者——他甚至会把当时小报报道另一个影星胡蝶打离婚官司的各种花边报道拿给阮玲玉看，作为无声的恐吓。

阮玲玉一直是个爱脸面之人，此时又已是明星，自然害怕张达民的要挟，只能一次又一次满足张达民的伸手要钱。她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比如拜托联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帮张达民谋得光华剧院经理的职位，月薪120元大洋（当时联华电影公司一般的演职人员月薪才40元）。

阮玲玉觉得，男人有了一份正当的职业，应该就能消停了——但她也太低估渣男的战斗力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和当时的不少演员一样，阮玲玉也去香港躲避战火，她还带着张达民。在香港，还没摆脱第一个渣男，阮玲玉又遇见了第二个渣男。

4

第二个渣男，名叫唐季珊。

和张达民相比，唐季珊的形象就要高大太多了：他是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名气的富商，做茶叶生意，同时又是阮玲玉所在的联华电影公司的大股东。

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次应酬场合相逢，阮玲玉没有放在心上，但唐季珊却被她迷住了，随即展开了热烈的攻势。一开始，阮玲玉是回避的，但唐季珊无论形象、财力、温柔体贴程度都远胜张达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依靠的阮玲玉，渐渐对唐季珊产生了感情，开始和他交往。

这个时候，阮玲玉收到了一封女人的来信。写信的人叫张织云，曾经也是一名电影明星，和阮玲玉气质很像，而她就是唐季珊的“现任女友”。

在那封信里，张织云告诉阮玲玉，唐季珊在广东有一个原配夫人，因为唐季珊的发迹全是靠那位原配夫人家里的财力和势力，所以一直不敢离婚。而自己的今天，就是阮玲玉的明天。

已经坠入爱河的阮玲玉并没有把这封信当回事，认为张织云只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她相信唐季珊是真心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

回到上海后，阮玲玉就离开了张达民，搬到了唐季珊在新闸路买的一幢漂亮的三层小洋楼，开始和他同居。

说到张达民，就再交代下这位渣男到香港后的情况。上海战事平息后，阮玲玉要回沪，张达民觉得香港更开放更好玩，不肯回去。他知道香港的何东爵士认了阮玲玉做干女儿，就通过阮玲玉的关系，去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但他又怎会好好干一份正经工作？很快，他就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直输到两手空空。

无奈之下，张达民只能返回上海找阮玲玉。阮玲玉又给他谋了一份福建福清县税务所所长的肥差。

1933年4月，张达民回到上海的二人居所，发现阮玲玉已经搬走。再一打听，得知阮玲玉搬到了唐季珊的小洋楼。

对于唐季珊，张达民是不敢动的，想来想去，他找到了阮玲玉，要求阮玲玉补偿他“分手费”。阮玲玉只要能摆脱张达民，愿意接受他的苛刻条件——两人签订了《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其中第二款明确规定：阮玲玉每月给张达民一百元，以二年为期。

阮玲玉觉得，终于可以摆脱张达民，和唐季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但她不知道，她被两名渣男轮流虐待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5

首先，每月100元，普通老百姓足够花了，但根本满足不了张达民的胃口。手头拮据的张达民很快就操起了“老本行”：敲诈阮玲玉。而且第一次敲诈就是一个狮子大开口：索要5000元大洋。

阮玲玉还去征求唐季珊的意见，唐季珊自然脸色不好看，表示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出，也不建议阮玲玉给他钱，因为张达民是个无赖。

于是，阮玲玉就下了狠心，一分钱不给张达民。

没想到阮玲玉敢反抗的张达民，随即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告什么呢？告阮玲玉当初住在张家的时候，偷走了不少张家的值钱东西，后来把东西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给告了。

唐季珊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马上也向法院递了状子，说张达民诬陷他，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怎么证明呢？他要求阮玲玉自己在报纸上刊登一份启事：她和自己虽然同居，但经济独立，从来没送过自己东西。

一个男人诬告，另一个男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抛出的，是同一个女人。

但阮玲玉当时还是爱着唐季珊的，软弱的她最终按照唐季珊的意思，在报纸上刊登了那条关于同居但经济独立的告示。

这一切，阮玲玉还是可以忍受的，她只要唐季珊爱她。

但她这个最后的卑微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很快，她就发现唐季珊有了新的女友，那个女人还是自己同一个圈内的朋友，名叫梁赛珍。从那时候起，唐季珊开始打骂阮玲玉。

阮玲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她又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6

第三个男人，名叫蔡楚生，嗯，不是渣男。

蔡楚生是一名导演。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应该知道电影《渔光曲》，那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导演就是蔡楚生。

蔡楚生还没有名气的时候，曾经邀请过阮玲玉拍电影，但被阮玲玉谢绝。蔡楚生成名之后，阮玲玉以为蔡楚生不会再找她，没有想到，蔡楚生又一次请她出演自己导演的电影：《新女性》。

《新女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角原型韦明是明星公司的女演员艾霞。艾霞是中国首位自杀的电影明星，很有才华，除了拍戏，她还经常发表小说和诗歌，在当年被称为作家明星。然而，艾霞的情感生活却很不顺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和家庭决裂，然后又谈了一场让人心碎的恋爱，23岁的艾霞最终服毒自杀。

蔡楚生是艾霞的好友，他发现艾霞去世后，还有一些无良小报在恶意中伤她，于是决定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而女主角，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阮玲玉。

阮玲玉拿到剧本通读一遍之后，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个女主角就是自己。

《新女性》这部电影，可能是阮玲玉拍得最投入的一部电影。在拍女主角韦明自杀的一场戏时，场内工作人员都淆然泪下，而一直结束工作就很容易出戏的阮玲玉，也因为入戏太深，直到拍摄结束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蔡楚生便让工作人员退场，他留下来默默陪伴着阮玲玉。两个人慢慢聊起了天，才发现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阮玲玉一样，蔡楚生也是从底层慢慢爬上来的——和当时大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导演不同，蔡楚生是从一个电影片场的义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阮玲玉也向蔡楚生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包括张达民和唐季珊。她对蔡楚生说：“我多么想成为一名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但我太软弱。”

蔡楚生也才知道，一个光彩照人的大明星背后，居然有那么悲惨的故事。

那一夜聊天之后，两人的关系明显走近。

《新女性》上映后，由于是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颇受瞩目。但是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小报记者的反面形象，所以电影受到了当时的“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抵制和攻击，要求剧组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道歉，一些报纸甚至又开始诋毁阮玲玉。

情感和事业双双受挫，阮玲玉觉得自己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她希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蔡楚生。她希望蔡楚生能带她远走高飞。

实事求是地说，阮玲玉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了。蔡楚生尽管仰慕她，但要他放弃辛辛苦苦拼搏来的电影事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蔡楚生在乡下有一个原配夫人。

刚刚演完《新女性》的阮玲玉，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7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唐季珊参加了联华电影公司的聚会。

席间，阮玲玉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异常表现——除了临近席终，起身与在座的各位一一告别，并与所有的女演员热情拥抱。

大家以为这是她有些喝多了，并不以为意。

回到新闸路那幢漂亮的小洋楼，在唐季珊独自回卧室睡觉之后，阮玲玉对自己的母亲说肚子饿了，想吃碗面。

母亲做完面，阮玲玉端起面碗走进了卧室。

子夜一点多，阮玲玉写好两封遗书，将3瓶30粒安眠药都倒进面碗，吃了下去。

据阮玲玉的母亲回忆，阮玲玉服下安眠药后没多久，唐季珊就发现了。当时唐季珊就和阮母商量如何把阮玲玉送到医院去。

当时上海市中心有很多医疗条件很好的教会医院，服用安眠药发现得早，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救活的。但是唐季珊选择了一个郊区的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阮玲玉1928年因为张达民服用安眠药自杀过，就在那家日本医院救活），因为那家日本医院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知道。唐季珊怕把阮玲玉送到大医院，到时候闹得沸沸扬扬。

唐季珊一路开车到福民医院，发现福民医院没有值夜班的医生，辗转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同样没有值班医生。在清晨5点多，阮玲玉服药已经4个多小时后，唐季珊又请来两个私人医生，私人医生为阮玲玉洗胃后发现没用，再送入蒲石路的中西疗养院继续洗胃，依然没用。

在这个过程中，唐季珊知道可能要出事了，打电话叫来了联华公司的老板黎民伟（香港影星黎姿的爷爷），黎民伟一路上拍下了许多照片。

送到中西疗养院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最佳的抢救时机已经过去了——阮玲玉甚至没有像自己主演的《新女性》女主角韦明那样，服用安眠药后有过求生的机会。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8

阮玲玉的死讯传来，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哗然。

大家首先想知道的是，阮玲玉的遗书到底写了什么。

一开始，唐季珊不肯拿出来，在外界催促了很久之后，他终于拿出了两封遗书。

第一封，是说没有任何对不住张达民的地方，每月给他一百元等等，最后结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句：“哎，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另一封是写给唐季珊的，交代了要他赡养老母和代养养女（这两点唐季珊后来都想尽办法守信做到了），并在信中说对不起他，拖累了他。

不过，这两封遗书一直受到质疑，大家怀疑是唐季珊捏造出来的。

不久之后，发行量只有1500份的《思明商学报》又出现了另两封号称是“阮玲玉真正的遗书”，说是唐季珊后来的新欢梁赛珍提供的（梁赛珍和梁赛珊姐妹在提供了遗书后就此人间蒸发）。

在那两封遗书中，阮玲玉的语气明显要激烈很多。

写给张达民的是：“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写给唐季珊的是：“季珊：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

关于这两封遗书也有争论，有不少人认为是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假的，是用来攻击唐季珊的。

不过，唐季珊司机后来的回忆应该不假：3月7日晚上回家路上，唐季珊和阮玲玉在车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回家后唐季珊不让阮玲玉进家门，阮玲玉一直坐在门口哭。

9

遗书的真伪难辨，但阮玲玉的葬礼还是要举行的。

1935年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

下午1点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

那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在惊奇之余，写下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更让现在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还有不少影迷，随阮玲玉而去。

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

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自杀——可能因为阮玲玉扮演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一直鼓舞着她们，而阮玲玉的自杀，崩溃了她们的信念，因为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鲁迅在阮玲玉自杀身亡后，也专门写了一篇《论人言可畏》，其中开头就有一句说阮玲玉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馒头说

关于阮玲玉的死，长久以来，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人言可畏”。

这里不争论遗书的真假，因为我赞同舆论环境的伤人，但我想聊聊阮玲玉的性格。

阮玲玉的遭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她的性格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尽管这与她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有关，并不能全怪她。

延伸开来，正好想说说，有些女性有时候在感情上往往会有三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叫“爱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比如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渣男明明把自己的妻子（女友）折磨得死去活来，你去指责那个男人时，他的女人反而会最先跳出来：“这是我的男人，要你管？!”

第二个症状，叫“山鲁佐德情结”。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女主角。皇帝每晚都要召一个少女进宫，第二天早上杀掉。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终止杀戮，自愿进宫。她每天晚上给皇帝讲一个故事，一到关键时刻就打住不说，第二天晚上接着讲，一连讲了一千零一夜，最终打动了皇帝，成了他的爱人。

很多女孩心中都有个“山鲁佐德情结”，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坏坏的王子、花心的总裁、校园的恶霸、不羁的浪子，甚至是痞子或坏蛋，而坚信自己会感动他、感化他，成为渣男的最后一个女人、爱情的归宿。

第三个症状，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是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两个家族的极力反对，但越这样，他们俩反而爱得越深，直到殉情。有些女生，当家人和周围朋友都劝她与渣男分手，这反而刺激她更坚定地要与他在一起，到最后，不知道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反抗精神。

相比于80多年前阮玲玉生存的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要求要宽容不少，对女性的尊重多了不少，但总体来说——尽管我是一个男性——这个社会对女性依旧是不公平的，甚至存在很多歧视。

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感情和婚姻问题上，社会舆论对男性的宽容度，要远高于对女性。

也正是因此，女生们更应该擦亮眼睛，吸取教训，保护自己，远离渣男。

最后，祝“馒头说”的广大女性读者节日快乐！更自信，更勇敢，更坚强！ bt4WjihT/IIjeShnt76jkaTH+nTzsjOOfIDJFdLgj+QZyxGzCjWQpr4WW1lx7e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