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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对翻译《乌合之众》是有抵触的。因为社会上已经有了诸多版本。不仅有从英语翻译的，也有直接从法语翻译的。作为译者，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所以最好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没有被介绍到国内来的作品上。然而，一方面是作家榜的热情和执着，另一方面，在翻阅了已有的译本之后，我还是产生了一种困惑，觉得也许它们离原文有不少距离。换句话说，有可以改进的余地。
在重读了勒庞的原作之后，我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为了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感觉没有误差，从去年开始，我阅读了勒庞的其他一些著作，尤其是《人与社会：起源与历史》《教育心理学》等，对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立意、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都有了一定的重新认识。2016年年底，当我走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图书馆的时候，就正式确定了要答应翻译或者说重译《乌合之众》。整个翻译过程充满了考验。经过一年的工作，我希望交出了一份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也有待读者的评判。
需要解释的是，我保留了《乌合之众》的书名，尽管这一书名其实是一个汉语成语，在汉语文化中有明确的贬义，而原书并无这一题目（原书的题目直接就是《群体心理学》）；我也保留了作者勒庞的姓名的译法，尽管其实并不完全符合法语的发音，也容易让人误以为作者跟法国当今极右势力的领袖勒庞父女有血缘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不想为读者带来太多的困惑，以为我翻译的是另一本书，出自另一位作者；另一方面，“乌合之众”的说法，还是吻合原作者的意思的。作者笔下的群体，确实有“乌合”之意。
在版本选择上，我从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图书馆借阅了该书1902年的版本，可以说与1895年的初版完全一致。它已经是第六版，可见这本书当年就几乎以每年再版一次的速度面世。经过与1963年法国权威的PUF出版社重版的版本（法国大学出版社，“当代哲学文库”，1963）相比较，我决定将这两版的序言都翻译出来，可以帮助读者既感受到该书早年的样子，又能看到它在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真正的世界经典后的面貌，以及从编者的序言中透露出的那种理解、简洁和自信。
除了在书名和人名上尊重了约定俗成的译法，尊重了读者的阅读传统之外，我的译文本身，则全部是自己的译法，没有借助任何别人的版本。在完成《论语》的法语译本的时候，我就采取了这一态度：一个译者提供的版本，必须全部建立在他自己的理解之上。无论是否最好的，它必须是唯一的。一方面，这种唯一性体现在译本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之中，不允许有对其他译本的随意参照；另一方面，对细节和局部的准确传译也不是任何外在的参照或借鉴可以换来的。这一点，相信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都会感受到。
由于本书涉及到不少西方的事件和人物，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我在书中添加了必要的注释。这些注释本身，我也尽力以自己的方式来撰写，强调它们与正文的联系，让读者感受到为什么作者会使用这些专用名词，以及它们在文中出现的意义，而不简单是百科全书式的客观注释。
自从在30余年前走上了学习法语的道路，我就一直沉浸在法语世界中。在翻译了30余部著作之后，傅雷翻译出版奖的组织和评选工作，耗去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翻译实践上，近来出现了一定时间的间歇。《乌合之众》是我近年来重新执笔翻译的第一部，希望它能够综合我30余年来对法国的语言、历史、文化、思想等的理解，也综合我近年来对于翻译实践的思考和经验，成为一个面对读者时我本人能够负全责的版本。
而《乌合之众》一书，也确实值得我这么去做。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已经无需我在此重提了。
董强
2017年11月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