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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万如
十一世纪的北宋知识界，上至帝主，下至士大夫官僚，都呈现出致力于“大宇宙”探索的思想倾向。在这宏大的思想氛围下，他们尝试对社会与自然界的事物进行全面的分类与综合，企图以“理”“气”“数”等观念阐发天地、万物背后的“体”及其相互关系之中的“用”。沈括出生两年后，即景祐元年（一○三四），宋仁宗（赵祯，一○二二至一○六三在位）系统地把其植基于《尚书·洪范》“建用皇极”的帝王学理念推衍到天文、律历、五行等领域及相关文献编纂的事业上去。他在康定元年（一○四○）更亲撰《洪范政鉴》十二卷向群臣展示。
沈括（一○三二至一○九六），字存中﹐北宋钱塘人，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出身自官宦家庭，父亲沈周曾任侍御史，又经历多次外迁，沈括都随行。虽然都不是显要职位，但这些经历却丰富了沈括的阅历。沈周死后，沈括以父荫获授沭阳县主簿的小官，可是他并不满足于此，特意要循科举之途进入官场，在嘉祐八年（一○六三）三十一岁时，登进士第，正式由士人的途径晋身官场。其后获推荐入京任昭文馆编校，后迁馆阁校勘。其间，又参与详定浑仪的工作。昭文馆的官虽然不大，但因缘际会，他得以阅读到北宋初年聚集在京师的大量典籍，而详定浑仪的工作，又使他接触到天文、历算以至观测仪器的设计和制作等范畴的专门知识。沈括自己对各种学问也有浓厚兴趣，加上他无论做事治学，都一丝不苟，因此这段时间，他的学问进步很快。
四十岁服母丧期满后，沈括再度回京，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又充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这段经历，又使他对北宋的司法制度有所认识。其后，他奉命提举疏浚汴渠，由于工程需要，他努力研究测量方法，提出了分层筑堰法来测量汴渠的高度。这段时间，他又兼任提举司天监，负责改制浑天仪和编修新历的工作。他大胆推荐布衣卫朴入监参与修历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沈括除了阅读大量天文书籍外，还重视实测。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观测极星位置的变化，绘图二百多帧。
熙宁六年（一○七三），因王安石之荐，沈括负责两浙水利。次年，安石罢相，但沈括的仕途并没有因此而受阻。同年，擢为知制诰，又为河北路察访使，兼判军器监。熙宁八年（一○七五），沈括受命出使辽国，跟辽人谈判宋辽边境问题，取得成果。使辽期间，又对沿途所见所闻详细记述，著成《熙宁使虏图抄》。同年，他又诏为权发遣三司使，参与国家财政工作，对北宋的财政和税收制度提出了不少建议。
熙宁十年（一○七七），沈括因事被劾，出知宣州。元丰三年（一○八○），改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奉密旨练兵，以备对西夏用兵。翌年，宋廷发兵攻西夏。元丰五年（一○八二），因徐禧轻敌大败，沈括受牵连，以“坐始议城永乐，既又措置应敌俱乖方”，贬为均州团练副使。自此，沈括仕途便告结束。往后数年，他辗转回到润州，居于梦溪园。元祐七年（一○九二）前后，他写成了《梦溪笔谈》，过了几年，绍圣三年（一○九六）六十五岁卒。
沈括在朝廷当过不同的官，都有所建树。而且，对于各个官位的沿革和所需知识，他也是认真学习，遇到不明白处，又不厌其烦地问个究竟，因此造就了他学问知识的广博。《宋史》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正正反映了他治学严谨认真的特点。而晚年写成的《梦溪笔谈》，正是他广博学问的全记录。
可惜的是，沈括的著作大多散佚不存，犹幸的是他晚年居于梦溪园，把平日所见所闻和思考的事情逐条记录，成《梦溪笔谈》一书。当中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自然科学方面，包罗了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理、地质、生物、化学、建筑、工程、医药等科学内容；人文科学方面，记录了古今文学艺术、史学考证、语言文字、音乐绘画等的数据；政治兴革上，他对制度沿革、外族兴衰、名臣言行等也多有记载和评议。
像《梦溪笔谈》（以下简称《笔谈》）这类笔记作品，唐宋时期有很多，例如沈括在《笔谈》中多次提到唐人段成式撰的《酉阳杂俎》便是相类的作品。可是段氏之书，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评《笔谈》则说“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汤修年跋称其目见耳闻，皆有补于世，非他杂志之比。勘验斯编，知非溢美矣”。是书与别书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集人文与科学知识之大，而且所记所录，都是沈括自己耳闻目睹之事或读书心得，虽然有些内容近似迷信，但都是当时宗教信仰的反映，对于荒诞不经之事，他是鲜少记录下来的。至于各种现象，沈括也尽力解说。如果不明个中原因，就清楚说明。这比其他虚实不分的笔记作品，无疑是更具理性批判和可读性的。
由于沈括对所记事物抱着认真谨慎的态度，因此《笔谈》所记载的典章制度、人事官政等政治数据，以至唐代至北宋初期关于音乐、诗歌、绘画等人文艺术的趣闻逸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当时政治、艺术和文化的认识。此外，《笔谈》还记录了大量关于数学、天文、历法、工程、建筑、医药等科学范畴的材料。当中不少题目，更是沈括自己的科学见解和新理论、新方法。这正是《笔谈》与一般的笔记作品不同之处。我国古代的文人笔记著作，大都以记录事件为主，作者往往将一些趣闻逸事或考证补遗的意见条列而出。当中人文艺术的内容很多，但记录科学知识的却相对鲜少。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作者多为文人，对科学知识了解不深，难以实录，自然有所取舍，把焦点放在熟悉的文人雅趣或者考证补阙之上。即使是称为博物学的作品，也多是将道听途说或古书所载之事笔录一番而已。
《梦溪笔谈》内容赡博，尤其沈氏对科学问题的各种洞见，更为人所称颂。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九○○至一九九五）视此书为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而沈括更是“中国整部科学史最卓越的人物”。
《梦溪笔谈》反映了沈括广博的学识，这点毋庸置疑。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个时期会造就了沈括这样的博学型学者？沈括本身对学问的兴趣当然起了主要作用。沈括置身的时代，中国的知识传播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便谈到：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
北宋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长足发展，书籍刊布流通愈加容易，也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从前难得一读的古籍，在印刷本出现后，变得轻易可得。虽然实际上不是所有书籍都会像《史记》《汉书》般日传万纸，但这类本来难得一读的作品，北宋时期的士人已经容易获致，也使私人大量藏书变得容易。更重要的是，印刷本大量出现后，本来借由抄本而做小范围流传的书籍传播方式，被印刷本的大幅度的传播取代，数量增加之余，制作书籍的速度更为惊人。沈括生活的时代，正是印刷本开始蓬勃产生的时期，这正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材料。
沈括阅读典籍之丰，涉猎范围之广，也跟他年轻时已进入宋代皇家藏书机关——昭文馆——工作有莫大关系。他于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因张蒭的推荐，获召赴京编校昭文馆书籍。昭文馆是北宋皇家藏书阁之一，隶属秘书省。太平兴国年间，与史馆、集贤院总称为“崇文院”。其中昭文书库在东院廊，集贤书库在南廊，史馆书库在西廊，其后又在中堂建秘阁，因此称为“三馆秘阁”。当中收藏的图书，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还有不少是民间难得一见的“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书五千十二卷”。此外，秘阁还接收了不少由内库拨送的书画，这也是一般民间士子所难以一睹的珍贵墨宝。其间虽然因丁母忧回乡守制三年，但回到京师后，沈括一直都有参与馆阁图书的整理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等职，虽然官职上属于馆阁小官，但对于热爱学问的沈括而言，能够在北宋的典章政书储存机关工作，并且阅读到大量难得一见的秘籍，对他本身学问的进步有莫大裨益。
三馆秘阁，可以说是北宋的皇家图书馆和画廊。立国初期，宋太祖已颁布诏书，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典籍图谱字画等重要文化财产，聚集到汴京。最初这些文物保存于史馆，后因物品众多，地方不敷应用，于是别建新馆舍来收藏，这就是新建的崇文院中堂，也称为秘阁。
当时秘阁收藏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庾亮、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书法作品，也搜罗了顾恺之、韩幹、薛稷、戴崧等人的作品。而太祖又喜欢向大臣展示这些作品，以至于大臣欲一睹作品风采，太祖也不吝答应。例如学士李昉、宋琪、徐铉欲观看秘阁藏书，太宗将图籍、古画悉数令其观览。这种将藏品公开给大臣观览的做法，固然有其管治策略上的需要，例如淳化三年（九九二）：
（太宗）幸新秘阁。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仍召三馆学预坐。日晚还宫，顾昭宣使王继恩曰：“尔可召傅潜、戴兴，令至阁下，恣观书籍，给御酒，与诸将饮宴。”潜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
谈到学问材料，也不能不谈到北宋初期政府推动的类书结集。我国著名的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是北宋初期出现的。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太平御览》）。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
沈括生活的年代，药物学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方剂学方面，北宋初期，朝廷除了编订类书之外，也大规模搜集民间药方。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完成了编纂工作。该书凡一百卷，针对一千七百多种病症，收录了一万六千多条处方。该书于淳化三年和元祐三年（一○八八）先后刊布了两次。太宗雍熙年间，又命贾黄中等编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此书与其余各大类书一样，由史局的翰林官员负责，虽然编成后，不像《太平圣惠方》一样刊布天下，但与之有关的资料，仍留存于史局中。沈括对药理、方剂以至本草的认识之深，对各种草药的区别有深刻认识，相信与到京后有一段时间在史局工作、能翻阅到这些材料不无关系。
方剂学之外，本草学在北宋时期也有所发展。例如开宝六年（九七三）由刘翰、马志等编修的《开宝本草》二卷，比唐代《新修本草》多收录了一百三十余种药物。仁宗嘉祐六年（一○六一）掌禹锡等又修成《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又增加了一百种药物。除了药物数目不断增加外，北宋的本草书，又加添了草药的图录。例如与沈括同时代的苏颂，其《图经本草》便开始为草药绘图。而《图经》中对植物各部位的细致描述，以至对很多动植物的生长形态的观察，都可见北宋人对植物和动物学知识已经认识很深。图经中也有化石的记录。这类记载，正正反映了北宋时期知识界对各种事物的多元化研究和记录，这不仅是沈括个人才有的突出表现。不过，沈括比他们优胜之处，在于其他人的记述往往集中在一二课题上，但沈括的《梦溪笔谈》，则可谓多元知识的作品。
《笔谈》之所以获得如此称许，可归因于沈括科学家本质的治学特色。他不但记录了自然现象，而且对这些现象进行各种各样的观察、实地测验和实验活动，从而总结和诠释。从《笔谈》中，我们可以欣赏到沈括严谨的治学态度。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不蹈袭古人成说
能够做到如此全面的科学解释，在于沈括具有深厚的科学知识根底，能够了解天文、历算、乐律等的深邃理论，并且屡有发明。因此《笔谈》不但记叙前人于科学知识上的真知灼见，又能指出当中缺失处，并且提出新颖的见解。他绝不以蹈袭前人旧说为满足，经常亲自验证，提出理论，以解决前人的错误。例如卷七有一条谈刻漏的问题：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余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梦溪笔谈》卷七）
他治学上又不盲从，对于古人成说，也经常指出当中不合情理的地方。例如卷三有一条关于舜帝二妃的叙述：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化道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梦溪笔谈》卷三，四十七条）
他是从数学常识出发，计算出二妃在舜帝陟方时，已近百岁，而不会是诗人墨客笔下的少女。
《梦溪笔谈》的价值，不少人都重视其科学知识，指出沈括无论在数学、物理、天文、历算等学问上，都达到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这固然是《笔谈》带给后人的重要科学材料。但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时，更需注意和学习的，是沈括怎样把自己推到领先的水平。或许从书中的一些条目，我们可以认识到沈括的治学态度怎样令他在芸芸北宋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文与科学知识皆有成就的博学家。
（二）理性审视问题
沈括秉持理性态度，审视各种事物。例如《神奇》中有以下一条谈到“前知”的问题：
人有前知者，数十百千事皆能言之，梦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定。予以谓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时，即是今日。中间年岁，亦与此同时，元非先后。此理宛然，熟观之可谕。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迁避之。”亦不然也。苟可迁避，则前知之时，已见所避之事，若不见所避之事，即非前知。（三五○条）
这是从逻辑上说明没有所谓前知。沈括的论点很简单，如果说事有前定，必然要待事情应验后才能说，但既然应验了，那么便是当下才知道的事。对于那些认为可以前知而规避的说法，他更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因为从逻辑上说，可以规避，就说明也会前知已避之事，那事情根本就不会出现；如果见不到所避之事，那就不是前知了。
（三）重视实证观测和研究
沈括对各种事物抱有浓厚兴趣，而且不是停留在书本的记载上，而是喜欢亲自观察和研究事物。例如他出使辽国时，看到一种奇特的兔子：
予使虏日，捕得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四二六条）
这正是科学家应有的重视实证的精神。《笔谈》中有很多是他亲自观察和做实验来证明事物真伪的记录。例如卷三有一条记录了他参观冶炼作坊：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人，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予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鍜一轻，至累鍜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五十六条）
从实地观察认识真钢与伪钢的分别。这种对事物认真观察的态度，也见于他对虹能饮水这个传说的追寻。卷二十一《异事》有以下一条记载他观测彩虹：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予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縠。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三五七条）
《笔谈》中也有沈括进行天文、历象观测的数据，其中有一条（一二七条）谈到他观察极星，绘制了二百多幅观测用的星图，最终得到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的结论。
（四）观察敏锐和联想能力惊人
在古代中国，文人游历是很平常的事，沈括也不例外。沈括跟一般文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把自己的眼光仅局限于山水景致的欣赏上，而是始终保持着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而且展示出十分惊人的联想力，能够把看似没有关系的自然景物联系到地理变化，从地质学的角度解释一般人不以为意或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例如熙宁六年（一○七三）至七年（一○七四），他在两浙之间游历，又到过温州的雁荡山，他看到的却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在这次游历中，沈括敏锐地观察到雁荡山的地貌，“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廉、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四三三条）准确地以冲积理论解释了这种地貌形成之原因。
奉使河北时，沈括经过太行山一带，看到“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因而联想到“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并且以河流积解释了海洋变成陆地的原因：“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四三○条）
（五）重视亲自实验
沈括不仅能看到一般士人不注意之处，而且对于自己的想法，往往亲自验证。例如《杂志》中有一条谈到“石油”时说：“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四二一条）
又例如《补笔谈·乐律》中有一条谈到应声问题，属于声学上声音共振的课题。沈括就做了纸人试音的实验来证明其原理：
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五三七条）
《器用》中也有一条关于出土的古代弩机的记载，沈括不但能用算术上的勾股理论解释其设计，而为了验证这个计算方法套用在弩机上是否切实可行，他自己做了实验：“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并因此推论说：“设度于机，定加密矣。”（《梦溪笔谈》卷十九，三三一条）
（一）说明北宋时期政制变化
《官政》记载了很多有关北宋财政的资料，例如当时各种税法如茶税、盐税的变革情况，汴京吏员俸禄建立的因由，历朝铸钱数目的变化等等。税制变革可以说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课题，尤其是沈括身处的时代，王安石推动的熙宁变法中，很多项目都是环绕着税制改革而进行的。而沈括在这个时期，受到王安石变法集团的青睐，也登上了他的仕途的最高峰，出任了权三司使的要职。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视为计相，是丞相以下的重要官员。他对北宋各种财政制度了如指掌，而且思量孰优孰劣，这在他对茶税、盐税等的叙述中可以看到。
（二）官员的惠民德政
《官政》中也记录了北宋一些官员的惠民举措。当中既有大名鼎鼎的范仲淹，也有不甚著名的地方县令。对沈括而言，无论官职大小，只要能做出对百姓有益的事，就是好官员。其中范仲淹的一则，记述了他处理江南地区灾荒的手段，与一般人的思路不同，更凸显出范氏的政治智慧。按一般官员的想法，灾荒之时，由政府赈济是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可范仲淹却另辟蹊径，采用宴游和大兴土木的方法，广兴徭役，使灾区百姓能够从事劳动以获取金钱，不致出现大量游手好闲的饥民，令社会不稳。沈括是拳拳服膺范氏处置灾荒的策略的。
（三）法治精神的展现
《官政》中有几则关于北宋法律的材料，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官员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情况。其中有一条记载的是皇帝的近侍犯案，虽未至于死罪，但朝廷大臣大都认为非杀不可，只有范仲淹一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不能为求一时快意，就绕过法律规范，任意加重刑罚。由此可见，虽然律例俱在，但当时的官员大都没有强烈的维护法律意识。朝廷大员没有法律意识，而地方官员也对律令条文理解不足，以致出现错判的冤案。《官政》中记载了刑曹对两起地方案件判决的批驳，正反映出一般官员未必能够完全了解法律例文的含义。
（一）保留重要的社会史数据
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外族统治，汉文化与外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形成了隋唐时代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色，体现在宗教、音乐等领域。其中佛教更深入民心，更成为汉族的宗教信仰，至宋复与儒、道合流。虽然中唐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复兴，到北宋时期，理学思想形成，更逐步取代佛教，成为士大夫的核心信仰。不过，当时一般的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影响。《笔谈》中也有一些关于北宋时期士大夫与佛教信仰之间的记录，其中有当时流传的故事，也有沈括亲身从亲友之间听到的事迹。例如《神奇》中有一条关于菜花生成佛相的故事：
菜品中芜菁、菘芥之类，遇旱其标多结成花，如莲花，或作龙蛇之形，此常性，无足怪者。熙宁中，李宾客及之知润州，园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数。暴干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笃，因有此异。”（三四四条）
这段故事给我们几项信息：首先，沈括对植物遇到干旱天气时，往往会长出怪异形状的现象有充分了解，并且认为是植物的常性。其次，当时传闻李及之的菜园中菜花结成莲花状，各有一佛坐其中。沈括认为是与常性有异的神奇事件，因此记录下来。再者，为了解释其事，沈括把这种现象联系到宗教信仰上，认为是李氏诚心礼佛而出现的异事。这类无法解释的现象，在《神奇》中还有很多。其中有很多都不是道听途说之事，而是沈括亲身经历或者从他的亲友那里获知的。以沈氏科学知识造诣之深，对于虚假的传闻，自当有以解谬，但在《神奇》中，他却煞有介事地把这些事写下来。例如郑夷甫预知死期，“予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三四九条），这还可以说是远亲的传闻，那么其中两条关于神怪对象的记载，则是他自己的见闻。其中一条与佛牙有关，那是熙宁年间，他经过咸平县时，与刘先一同在佛寺中的经历。当时他取佛牙“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堕地”（三四三条）。
（二）保存珍贵的科技资料
《笔谈》的内容不仅反映出沈括的知识广博，而且反映了北宋前期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当中既有北宋以前的各种科学技术，也包括了沈括本人的发现和发明，对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沈括对低下阶层科学家和民间智慧的记载。这些人物或技艺匠人，不见于正史之中，也鲜为士大夫所关心，但却因沈括的《笔谈》，使得其中一些重要的数据保存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记录。
北宋是中国印刷术最重要的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出现，到了北宋时期，由于国家重视文教，对书籍的需求殷切，出现了庞大的雕版印刷书籍巿场，因而令这种印刷技术得以蓬勃发展。胡应麟（一五五一至一六〇二）《少室山房笔丛》便说“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北宋时期，印刷业又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那就是印刷技术的改良。这得归功于一位民间印刷工匠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本来，雕版印刷制版工序繁复费时，例如后唐时，宰相冯道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九经，由开雕到印刷成书，前后费时二十一年之久，始雕版印刷出经文和注释一百三十卷。这样旷日持久的事业，只有国家才能应付，但对于印刷业的全面发展，以及应付巿场的庞大需求，却起不了多大作用。而毕昇却另辟蹊径，采用活字模印刷的方法，来解决制作雕版时间长的问题，从而缩短制版时间。可惜的是，毕昇只是一介布衣，他对印刷工艺的改良，当时得不到重视，而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没有在宋代流行。犹幸《笔谈》里的一段文字把整个活字印刷术的原理记录下来，否则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件事：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三○七条）
又例如五代、北宋时期著名的建筑师喻皓，虽然曾经负责修建开封开宝寺的宝塔，却因为本身只是工匠阶层，因而缺乏关于他的详细记录。他曾经写了部《木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建筑学著作，但已经失传了。至于他营建的开宝寺宝塔，在当时属于极为巧妙的工程，尤其以倾斜塔身来抵御风力，将建筑物与周遭环境和气候影响的各种因素考虑到设计之中的周详营造规划十分高明，可惜在庆历年间烧毁。现在能够看到关于喻皓的数据，便是《笔谈》中的记录。关于《木经》的文字，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只有《笔谈》中的两段。
《笔谈》博大精深，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这部著作属于笔记体作品，尽管内容渊博，涉猎之事颇广，而且饶富洞见，但缺乏完整的学问体系，尤其当中谈论天文历算的部分，若读者不熟悉相关课题，很难在短短的文字里对天文历算之学有深入认识。
其次，沈括对于自己熟悉的课题，往往能够详加发挥；但也有些条目只是记录了一些现象，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例如《笔谈》中有一条提及指南针不常指南的现象，沈括最后以“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四三七条）作结，并没有进一步追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而这一条又经常被引用作为沈括发现磁偏角（magnetic deviation）的材料。可是，细阅原文就会发现，沈括叙述的是怎样令指南针常指着南面的方法：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四三七条）
按文意，沈括感到困惑的，是方家用磁石磨的针，虽然指南，但常微偏东。他没有认识到这是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反而觉得有问题，因而思量怎样改善指南针的设计。最后提出以蚕丝加蜡悬吊于无风处，就能够做到“针常指南”。由是而言，对沈括来说，磁偏角并不是正常的现象，反而这种偏差不合情理，必须纠正。事实上，关于磁偏角的发现，应为北宋司天监官员杨惟德（一作杨维德），而非沈括。北宋仁宗庆历元年（一○四一）三月五日，杨惟德在其奉宋仁宗敕与由吾公裕合撰的《茔原总录》卷一《主山论第八》提及罗盘“磁偏角”的存在及校正测定方向误差的方法，他说：
客主的取，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
意谓要测定坟地四正的方向，必须取丙午方向的针，等到针摆动停止时，中而格之，才能得到正确的方向。杨惟德所说丙午向，即定磁偏角在7.5°以内。与杨惟德同时代的王伋（字肇卿，约九九○至一○五○）《管氏地理指蒙》亦言“磁者母之道，针者铁戕。母子之性以是感，以是通。受戕之性以是复，以是完。体轻而径，所指必端。……针之指南北，顾母而恋其子也”。王伋的《针法诗》（仁宗天圣八年［一○三○］撰）也说：“虚危之间针路明，南方张度上三乘。坎离正位人难识，差却毫厘断不灵。”
此外，不少关于沈括的研究作品，都把他发现“石油”视为重要贡献：
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四二一条）
若说沈括首先用“石油”一词来形容这种液体，并且指出石油将大行于世，这点固然不错；但沈括只是认为石油可以用作松墨的代替品，而跟现代人利用石油作为燃料，继而引发能源革命的用途相去甚远。这是因为身处北宋社会的沈括，根本不会有化石燃料的观念，因此，我们阅读这些条目时，也需要注意沈括的“发现”并不就是我们心目中期望的“发现”。
一、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
二、胡道静、金良年、胡小静：《梦溪笔谈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
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钢铁公司《梦溪笔谈》译注组：《梦溪笔谈译注·自然科学部分》（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七九）
四、［日］梅原郁译注：《梦溪笔谈》（东京：平凡社，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
五、Nathan Sivin，“Shen Kua.” I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edited by 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Vol. 12，pp. 369-393.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