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幸运儿

我父亲是个很有气度的男子汉，一直想自立门户，不依靠爹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通过朋友介绍，在宁波一个军事机关里找到了一份差使，当书记，当时的所谓书记，就只负责抄抄写写。从杭州到宁波算是出远门的，我可高兴了，帮着母亲整理行李，结果是越帮越忙，母亲不得不下逐客令，叫我出去玩。

出发的时间到了，父亲带着我母亲、我、弟弟，还有奶妈，浩浩荡荡地乘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再换轮船到宁波城里叫江北岸的地方下了船，我们的住房有二大间，就在机关里面。

在家属院里，有个人家家中请了私塾先生，父亲就叫我去读书。一起读书的有十几个小孩，都是同院的，女孩比男孩多。我在小孩中是年龄比较大的，最小的才五六岁。先生鼻梁上架了副眼镜，身上穿长衫。对我们很慈善，桌子上有一把戒尺，但从来没打过我们。

先生上课用宁波话，教《三字经》，当天教，隔日背。还上写字课，用毛笔写描红字，我有时不用毛笔，就用铅笔写，先生也不骂我。看到写得好的字，先生就用红笔画上圈。我有时一个圈也没有，有时有三四个，每当这时候，我就飞也似的跑回家，给父亲、母亲看，他们总是乐呵呵地夸奖我，说我快成女秀才了，我听了好得意哟。我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上两个小时的课，每过一小时休息一次，让我们玩玩；夏天、过年就放假。我觉得读书很轻松，很有趣，很快乐，所以从小就喜欢读书。

在宁波住了二年，父亲由于初离大家庭，生活上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机关撤销，一九一七年，一个春暖花香的季节，我们全家又回到了杭州，但没有回到湖墅的大家庭，而是在旗下（今解放路旁）仁和路上租了一间统厢房。旗下的全称叫“旗下营”，是当年杭州最热闹的地方。“旗下”顾名思义，就是从前清军八旗盘踞过的地方。父亲在附近的一个机关里仍做书记员之类的工作，收入足以养家。

每天，父亲出外工作，母亲在家中管理家务，我和弟弟各自玩耍。从宁波回到杭州半个月后，有一天，爸爸对妈妈说：“女孩子大了，老在家里玩也不是个事情。今天，我办完公回来，就在旁边那条马路旁的惠兴女学校里，替她去办了报名插班的手续，插入小学二年级。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女的，校长姓费。明天将她送进学校去……”

于是，我正式进学校读书了。学校生活，使我感到兴奋，感到新鲜。晚上，上床之后，也总会想起白天在学校里所接触到的许多事物。

惠兴女学校就在我们住的仁和路转弯的惠兴路上，校舍很漂亮，大门是红色西洋式的，穿过传达室迎面就能看见一个大镜框，在白漆底板上用黑漆写着学校规则：不迟到早退，上课不做其他事情，不许带东西到学校里来吃等等。校舍在一幢二层楼的楼房里，每一层有三四个教室，朝南是几扇落地玻璃门，可通往大阳台，下课后同学们就在阳台上走走、说说，从不大声喧闹。

费校长三十多岁，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看上去很端庄。她经常把长头发盘上去，在脑后梳个横“爱司”即英文中的S形，前额没有一丝乱发。身上穿的是深色的大襟短衫，下边的黑裙子一直拖到脚面上。脚蹬一双黑色圆口的平跟皮鞋，前边塞满了棉花，因为她曾裹过脚，小脚装大脚，走路挺累的。听说费校长家庭生活不美满，自己有点钱，就出来办学校。那时不兴离婚，我们看她有时晚上不回家，就住在校长室里。教导主任姓赵，年纪比费校长小，三十岁左右，样子很难看，话挺多，我第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

惠兴女学校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小学读七年，中学读四年，不分高中、初中。我们小学二年级有这样几门课：修身课、语文课、算术课、音乐课、体育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二节课。修身课是费校长亲自上的，主要讲女孩子平时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事，例如人家的东西不要随便拿，走路要文静，不要跑。语文课是班主任陈老师上，算术课教最简单的加、减、乘、除，语文和算术的课本是教育局统一发的。音乐课教简谱，老师弹风琴唱一句，我们就跟一句，唱的是当时的儿童歌曲。上体育课时，全班三十多个同学就在大天井里做徒手操、跳绳等。因为我们年纪小，音乐课和体育课安排得比较多。学期结束时，校方请家长来开恳亲会，每人清茶一杯，校长讲话，她介绍学生的学习情况，感谢家长的良好配合等。

暑假之后，在规定秋季开学之时，我们忽然接到了学校的一张通知：“本校因事延期开学。”至于什么原因，究竟延迟几天才可以上课等等，则一概都不明白。过了几天，从同学们的传说里，才得知了学校之所以延期开学，是因为校长和教导主任之间闹了意见。又传说后来因为教导主任的势力大，竟把校长逼走了。逼走之后，教导主任就自任校长。听到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我着实难过了许多时候，然后就去邀集了十多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赶到那一位被逼走的校长家中。我们毕竟都还是孩子，未等开口，就都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是同情的哭还是分离的哭，当时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过了好一会，总算还是鼓足了勇气，涨红着脸，像口吃似的叫出了一声老师，说：“你另外再办一所学校吧！我们都跟了你到新的学校里去读书……”旁边的同学也都附和着，说：“对，我们也都是这样想的。”校长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孩子们的愿望，竟给了我们那一位校长不少的启发和勇气。隔了一个多月，在较远的一条巷内，竖起了一块“行素女子中小学校”的牌匾。而我们这十多个所谓发起人的学生，也都瞒住了家长，改到行素女校去读书了。由于我每天的早去迟归，日子一久，当然被爸爸发觉了。他曾说过我几句：“你还小，凡事也应该向大人说清楚了再去做，这样独断独行，将来要弄出是非来的。”从此以后，我就很顺利地把书读下去了。

我是个幸运儿，在金家众多的女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上学读书。在惠兴女学校读书的短短时间里，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也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