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外祖父家去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高坐龙庭的末代皇帝下台了。

一九一二年，杭城光复的三月里，外祖父把我们一家接去住在他身边，一家子包括父亲、母亲、五岁的我和刚出生的弟弟，还有一个奶妈。

外祖父的家住在离杭州城二十多里路的郊区，叫拱宸桥的地方，桥下有一条河，河上经常有小火轮开过，可以直通上海和苏州，岸上有铁路，活像个小商埠。甲午战争后，这儿就成了日租界，没有驻扎军队，但有日侨居住着。日本人建了一幢幢三上三下的楼房，格式和上海的石库门房子相似。

外祖父家中只有四口人，一对老夫妇，还有儿子王九鹤和儿媳，但为了住得宽敞些，所以也租了一幢三上三下的楼房。我们去了后，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底楼的后客堂，我和父亲、母亲住在二楼前房，奶妈带着弟弟睡在亭子间，奶妈除了喂奶，也帮着做些家务。

外祖父叫王南，号二南，计算起来，他要大我四五十岁。胖胖身材，一张长圆而终年都红润着的脸，说话的声音沉着洪亮，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待人和气善良。我知道父亲、母亲都很爱我，但不管怎样总及不上外祖父待我好。日租界里有戏馆，经常有当地和外地的京剧戏班子来演出。还有茶楼，外祖父很喜欢坐茶楼，每次去几乎都带我去，他们大人谈画论诗，说天道地，我就坐在一边，喝喝龙井茶，吃吃椒盐花生米，睁大眼睛看着这些兴高采烈的老公公。有时听厌了，就楼上楼下，各个桌子看看、玩玩，这样一泡就是半天，回家时我的小肚子已经吃得饱饱的了，连饭也吃不下了。

外祖父对自己书房里的东西，老爱收拾得整齐清楚。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哪一只放信纸信封，又哪一只放笔墨，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小好奇心极强，愈是他平日关照过我，不许我去乱翻的好几只抽屉，我老喜欢等他出外时，暗中去抽开来望几眼。有时看到抽屉里有一张红纸，或者几个较大的笔套，我便取出来拿在手中玩一会，玩够了然后再放进去。自己认为是已经放归原位的了，外祖父回家一定不会觉察。谁知外祖父回来后一开抽屉，便马上觉察已经有人去开过他的抽屉，他不用猜，就知道是我动过他的东西了。

外祖父给我讲故事，带我逛大街、坐茶楼、看朋友，特别钟爱我，可说来你不信，我还对外祖父赌气呢！记得有一次，外祖父出去办件事，临出门前对我说：“琐琐，下回带你去噢，在家玩。”可我缠着他，非跟去不可。我从来没骂过人，想了老半天，想出了一个“老秀才”的单词，大人看我骂外祖父“老秀才”的模样，都笑了，外祖母出来搂着我，对外祖父说：“你就带她去吧。”外祖父用手指点点我的脑门说：“走吧，你这个小伢儿（杭州人叫孩子的爱称）。”我跳着、蹦着，搀着外祖父温暖的大手出去了。一路上，外祖父像往常一样，给我买定胜糕、条头糕、云片糕、豆沙馒头、肉馒头……起先我还起劲地吃着，后来干脆每一种咬一口尝尝，等回到家里，我们好像把点心店全搬回家中，照例我又肚皮饱饱吃不下饭了。

外祖母姓胡，人称胡氏，她和外祖父的祖籍都是安徽，都是出身书香门第，都是胖胖的。外祖母爱穿淡蓝、深蓝色的大襟绸衣服，夏天穿白色的纺绸衫，下边是黑色的绸裤子。头上梳那种旧式的发髻。外祖母的家里大约受到过新思想的影响，所以她没有受过一般女孩子裹小脚的苦痛，一双舒舒坦坦的大脚，走起路来稳稳当当的。

外祖父一家是属于百灵鸟型的，喜欢早起早睡。每天清晨外祖父就叫我起来，然后外祖母就给我梳头，当中挑一条笔直的头路，扎二条小辫子。然后外祖母就把买来的大河虾洗干净，放上葱、姜、酒、盐，上锅蒸，给我当三餐的下饭菜。我的衣服都是外祖母和母亲做的。春秋天穿一套上下同样颜色的短衫长裤，有时是粉红色的，有时是湖绿色的，很招人喜爱。外祖父的朋友来总要带些礼物给我。外祖父、外祖母喜欢我，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舅舅王九鹤是个游手好闲的不孝之子，发起脾气来，会把饭桶一起朝老人扔去。舅舅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外祖父对他的去世一点也不悲伤。

我那时还小，不懂得打扮，大人给我穿什么，就穿什么。那时母亲常让我女扮男装，特别是冬天，让我穿棉袍子，外罩棉背心，脚上穿洋袜，就是现在的纱袜，脚蹬棉鞋。其实大人给我这么打扮是另有一番心思的，在我出生几年后，母亲果然生了一个男孩。

在外祖父住屋的后面，相隔一条弄堂，有一所外祖父的朋友王先生创办的里弄小学堂。这所学堂的大门，正好对着外祖父家的后门。每天我听到飘进屋来的朗朗读书声时，就吵着要进学堂，外祖父一口答应，还给我买了一个藏青色的小书包，包里有几本和别人一样的课本和几支铅笔，但不给我毛笔和墨、砚台，怕我弄脏衣服。每天我背着小书包，神气活现地去上学，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老师教人、手、足、刀、尺。当然，我既不会写字，又不懂看书，倒总算尚能不吵闹，全神贯注听着坐在上面的先生讲课。因为过分的安静，反而给我带来了睡意，有时候我竟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到下课铃声一响，才又将我惊醒。

王先生虽是读私塾出身，可在学堂里施行的是新式教育法，还有体育课，做徒手操，好似现在的广播操，我人太小，先生不要我上体育课，任我在边上随意地玩。王先生待我很好，后来我住在上海时，还抽空到拱宸桥去探望他，常对郁达夫提起王先生。

我们全家在外祖父家住了二年，也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