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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考古工作者有个大困惑，就是汉墓数量特别多，西汉土坑墓、东汉砖室墓，一挖一大群，宋墓也多，唯独不早不晚的唐墓特别少，在许多地区只有个位数。汉墓多，唐墓少，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也有类似现象。汉唐盛世，莫非汉代人口特多，唐朝荒芜一片？这个问题，我始终猜不透。
同样的西汉土坑墓，绍兴、宁波的山地丘陵地区，墓坑开口于基岩之上，即所谓“生土坑”；湖州、嘉兴平原地区的土坑墓，营建于人为堆筑的土墩之上，即所谓“熟土坑”。从发掘技术的角度，发现生土坑比较容易，周边全是岩石，唯独有个长方形的凹陷区域，茅草长势特别茂盛，或者拿根钢筋来扎，坚硬如岩石者，钢筋插不下去，忽然有块地方，钢筋入土，势如破竹，稍有生活经验的人也能判断这里可能有个土坑墓。相对而言，熟土坑的发现则困难很多，需要细致分辨坑内填土与坑外的土质、土色差异，才能框定墓坑的边界。
盗墓之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何以见得？古人盗墓，只图金银财宝，西汉土坑墓里常见的坛坛罐罐、鼎盒壶瓿之属，大概不入其法眼。而今人不同，凡经他们光顾，墓底如同经过大扫除一般，一干二净。现代人说，坛坛罐罐也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各种价值，归根结底，都是经济价值。把经济价值说成历史文化价值，这是我国文物收藏界取得的最高学术成就之一。
如前述，生土坑容易被发现。绍兴的盗墓风气，历来就较湖州为盛。1998年，我在湖州杨家埠发掘西汉墓地，墓葬大多完好，工地结束，出土的坛坛罐罐，层层叠叠，一卡车都拉不完。2009年，为配合绍（兴）诸（暨）高速公路建设，我在绍兴平水、栖凫等地发掘战国至西汉墓地，墓葬数量不少，出土文物却只够装一个蛇皮袋——多年以来，当地盗墓猖獗，覆巢之下，古墓几无完卵。
东汉以降，券顶砖室墓流行，逐渐取代土坑墓成为主流的墓室形式。砖室墓固然气派、牢固，但是比土坑墓更容易被发现、被盗掘。所谓“十墓九盗”“十室九空”者，狭义所指，正是汉六朝时期的砖室墓。我不能理解的是，今天有人居然会把盗墓者描述成身怀绝技的高人，其实，发掘砖室墓本质上是种体力活，略带经验活的成分，钢筋入土，遇到砖头，死活钻不下去，这也用不到太多的生活经验。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自嘲“无他，惟手熟尔”，是形容手艺人的，但我认为，盗墓够不上手艺活的标准。
宋元明清，年代晚近，封土累累，墓葬多有明确的地面标识、地形特征，盗掘更无技术含量可言。我们不能将目无法纪、胡作非为视作本事技能。
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是负责浙江省内盗墓案件司法鉴定的机构。近年盗墓风气日盛，我忝列为文物鉴定委员，有段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哪里破获了盗墓案子，就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多年的竭泽而渔，绍兴已无古墓可盗。盗墓者遂流窜至丽水、衢州、金华等地作案，被抓了现行。我们前往现场鉴定，多数为不起眼的宋元小墓，搁在早些年，古董贩子是看不上眼的。如今有组织的盗墓者，大范围流动作案，所经之处，如蝗虫过境，古墓不分大小，无不遭殃。
古墓资源枯竭后，就对近代墓葬下手。2015年，嘉兴王店沈曾植家族墓被盗，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的大学者。墓地紧邻村庄，来自江西的盗墓者竟然使用炸药爆破。一声闷响，划破寂静的夜空，将全村人从睡梦中惊醒。许多天后，当我们赶到现场，自沈曾植生父沈宗涵墓圹内拖出的衣物，仍散发着刺鼻的异味。现代盗墓者的技术越来越粗糙，手段越来越野蛮，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看得多了，渐渐明白盗墓犹如其他的犯罪行为，并非考古学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学与心理学。盗墓源于人心的欲望，亏本买卖无人干，杀头生意有人做，自古未有不发之墓，欲望不灭，盗墓不止。两汉时期，俗尚厚葬，盗墓盛行。曹操父子，有感于此，主张薄葬，墓圹内少埋点财物，以绝人之念想，墓表也尽量低调一点，弃用丰碑、翁仲。然而，千百年后，人去楼空，终不免发掘之厄。
也许只有加强墓地的现场守护，才能有效规避盗掘。2014年，东阳市南马镇，有一批清代墓葬被盗，有墓碑仆于地，曰“陆公之墓，康熙十年季冬吉立”。墓地之上，盗洞遍布，一片狼藉。
墓地附近，有户民居，废弃约十年有余，许姓人家曾住，他们的祖先是墓地的守护人。有位老人，70多岁，说：“从曾祖父起，我们许家开始为陆家看守墓地。此前，另有一户王姓人家替陆家守坟，后来不干了，将守墓的工作转让给了许家。”陆家供给许氏“一亩三分”的墓田，由其免费耕种，田租收入，除供奉墓祭外，可以自由支配，除此别无报酬。1950年土地改革后，陆家败亡，许氏不再承担守坟职责，但仍住在墓地附近，出于道义，时有看护墓地之举。直至10年前，因为高山移民，全家搬到平地居住，其地遂墟。
自从许氏搬到山下，无故不再上山。不几年间，陆家坟地一再遭盗，现场千疮百孔，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