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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初，开始写一点杂文，给《杭州日报》副刊投稿，杭报的李玲芝老师接纳了我。当年的人们对白纸黑字的印刷品尚存几分敬畏心，因为李老师的鼓励，我一度很有写作的热情。
2001年后，想法有变，我认为考古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业务上。我梦想成为一名纯粹的考古学家，于是长年奔波于田野，先是做瓷窑址考古，后来从事宋代墓葬和城市的调查、发掘与研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之余，偶尔也写一点学术论文，渐渐的，疏离了杂文写作。
现在回头看来，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殊为无谓。田野考古工作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书斋学者”，从考古项目的申请、青苗费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老百姓的相处、与所在地文物干部的合作、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与工程建设方的冲突和妥协，到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和后期的文物保护，工作千头万绪，一名能够胜任前述事务的考古人，其身份确实介于基层乡镇干部、包工头、野行者和人文学者之间。
几十年的考古工作，辛苦是难免的，积累也很可观。除去发现的艰辛和喜悦，光是考古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工作协调所带来的经验与感受，就已足够多姿多彩。尽管我深知，随着学科发展，考古行业更加专业化，对大多数的“考古工程师”和“考古科学家”而言，那些个人化的感慨、体验和情绪，是被视为“科学性”的冲突因素而不登大雅之堂的。然而，我始终认为考古报告、学术论文这几种文体，无法全面反映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生活。考古人是“有生活”的群体，如果只撰写报告或论文，而摒弃了田野中曾经感动过自己的见闻，摒弃了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体悟，岂非“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生活阅历的积累，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认知。2009年，我重新开始写作杂文，偶尔翻阅此前的旧文章，便时有“悔其少作”的感慨，以为从前的写作太过仰赖于模仿和书本，过于看重从考古材料中抽离出来的抽象知识，却忽略来自考古田野中的生活体验和个人情绪。对一个有志于写作的考古人而言，这是不划算的。
这本杂文集所收文章，有的写于二十多年前，有的成文于前不久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多的则完成于2009—2016年间。既然以《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为题，萃为一编，遂大致分为四类，以契合主题：“考古记”篇，是本人参与过的考古发掘项目的记录，当然是个人化的记录文本，而非全知全能视角的回忆录；“田野记”篇，是田野调查中的见闻和思考，个别篇章可能有点学术考察报告的面貌，然其底色，终归是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历史记”篇，有的是读史、观展札记，融入若干个人的考古工作经验，有的简直就是学术论文，只不过写成了我喜欢的格式；“人生记”篇，以淡笔写浓情，追忆工作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在字里行间，尽量呈现可贵的人情世味。最后，以一篇名为《考古一线的酸甜苦辣》的个人访谈作为后记，阐述我对考古学科、考古工作、日常生活、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业余写作的看法，是为全书的总结。
以上篇章，形式多样，主题各异，或活泼、或严肃，或轻松、或深沉，或悲伤、或喜悦。整体而言，这是一部文艺性的文集。前段时间修订旧作，发现自己早年的作品，情感充沛，多数文字是情绪驱动的，而不是知识和学术驱动的。而今年过半百，由衷认为这些从真情实感出发的考古记录的可贵，当年如果能够多写一点就好了。一个年龄段只能写一个年龄段的文字，年纪大了，考虑学术问题可能会更加全面，而情绪的力量、文字的感染力都弱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话说得对。
这组文字，在形式上，我不愿称呼它们为“随笔”或“散文”。扪心自问，我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既不随便，更不散漫。文体模糊，未必是坏事，恰恰可以说明这套文本的独特性和辨识度。因为考古工作和考古生活足够复杂，文章的主题和趣味必然也“杂”，那么就叫它为“杂文”吧。
这组文字，在内容上，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都来自田野大地，我尝试将田野、考古、读书、历史、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整合起来，揭示文物考古与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的关联性，以证明考古事业与我们多数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
考古工作者走过很多路，吃过不少苦。路不能白走，苦不能白吃，在考古发掘日记与考古发掘报告，在发掘报告与学术论文之间，存在无数种不同的文章作法。有志气的考古人，如果有可能，还是要在中间过渡的“灰色地带”，充分实践、尝试各种表达的可能性。如此说来，这组文字也可以视为我这些年的文本实验的成果。
是为序。
郑嘉励
癸卯冬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