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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乔阿姆·达哥斯塔的，即乔阿姆·加拉尔的命令是由代理里贝罗职务的法官签发的，他将担任亚马孙省首席法官这一职务，直至有人接替他为止。
这位代理法官叫维桑特·雅里盖茨。他身材矮小，性情粗暴，四十年的执法生涯没有使他对罪犯心慈手软。他审理过许多诸如此类的案件，审判和判决过许多不法之徒，在他看来，不管被告是何许人，都不可能是清白无辜的。当然，他不会昧着良心判决，但是他的良心裹着厚厚的铁甲，不会轻易地被审讯中的意外事件或辩护证词割破。像许多刑事法官一样，他经常对陪审团的宽容表示不满，当被告在调查讯问、初审之后，被带到他面前时，他认为所有的推测都十倍地证明了被告的有罪性。
然而，这位雅里盖茨绝不是一个恶人。他有些神经质，好动，说起话来喋喋不休，精明、敏锐，外表非常奇特：硕大的脑袋罩在矮小的身躯上，头发蓬乱，如果戴上旧时流行的那种假发，可能会好看些，目光敏锐，能像螺丝钉那样把人穿透，高高的鼻子，如果鼻子能动的话，他肯定会舞之蹈之，两只招风耳甚至比助听器还敏锐，两手经常不停地敲打审判桌，好像一位钢琴家在默默地练习演奏，上身过长，两腿有些短，当他威严地坐在法官席上时，双脚会不停地一会儿并拢，一会儿又分开。
在私生活方面，雅里盖茨法官是个冷酷的单身汉，从不忽视饮食，酷爱喝威士忌，精通国际像棋，尤其擅长拼七巧板、猜谜语、拆字谜、猜画谜、猜颠倒字谜、字母组合谜以及其他的各种文字游戏，像一些欧洲法官一样，他喜欢将猜谜当作主要消遣，既是出于爱好也是出于职业习惯，其余的时间，他用来手不释卷地阅读刑法书。
看得出来，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同时也可以看到里贝罗法官的死对乔阿姆·达哥斯塔是多么大的损失，因为现在他的案件将由这位严厉的法官负责。
在这个案件中，雅里盖茨的任务非常简单。他不必调查，不必预审，不需要倾听律师的辩护，不必要求陪审团的裁决，不必引用刑法典的条例，甚至不用宣判。对于不幸的伊基托斯庄园主来说，这些手续是不必要的。早在二十三年前，乔阿姆·达哥斯塔就因参与蒂如卡劫案而被逮捕、被审理、被判决过了，当年的判决仍然有效，不可能提出任何减刑的要求，也不可能上诉，请求特赦。总之，目前要做的仅仅是确认他的身份，等待执行里约热内卢的行刑命令便可。
但是，乔阿姆·达哥斯塔无疑会宣称自己的无辜，当时的判决是不公正的。法官必须倾听他的申诉，不管他对此持何见解。问题是因犯会提出什么证据来证明他的申诉。从前，他没能在法庭上拿出证据，现在他能拿出来吗？
审讯所关注的正是这一点。
然而，必须承认这是一桩奇特的罕见的案件：一个幸运的逃犯，在国外安全地生活着，却心甘情愿放弃一切，向司法机关投案自首，而他过去的经历已经使他惧怕这类机构了，因此，即使是对司法审判中种种意外事故早已司空见惯的法官，也对此案感起兴趣来了。是因为厌倦了厚颜无耻的愚蠢生活，抑或是一时良心冲动，蒂如卡的囚犯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求伸张正义？不可否认，问题很奇怪。
乔阿姆·达哥斯塔被捕的翌日，雅里盖茨法官来到圣子街关押犯人的监狱。
这座监狱从前是传教团的一座修道院，位于城内一条主要河流的岸边上。这座建筑和后来的新用场有些不相称，昔日这里住的是一批心甘情愿与世隔绝的人，如今却是一些身不由己的囚徒。乔阿姆·达哥斯塔的房间一点也不像那些现代化的感化囚犯的凄惨囚室。从前，这是僧侣住的房间，有一扇窗户，没有百叶窗。窗上有护栏，窗外是一片空地，屋角有一张凳子，另一角有一张破床，几件粗糙的用具，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8月25日早上11点左右，乔阿姆·达哥斯塔从这个房间被押解到审讯室（从前，它是修道院的公用大厅）。
雅里盖茨法官坐在办公桌边上的高背椅上，背对窗户，这样他的脸在暗处，而被告的脸则迎着光在亮处。书记官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耳朵上别着笔，带着一种司法人员特有的冷漠神情，准备记录审问的内容。
乔阿姆·达哥斯塔被带进屋中，法官示意带他来的看守退下。
雅里盖茨法官打量了被告很久。乔阿姆对他鞠了一躬以示敬意，态度得体，不卑不亢，然后他静静地等着提问。
“您叫什么名字？”雅里盖茨法官问。
“乔阿姆·达哥斯塔。”
“您的年龄？”
“五十二岁。”
“您的住址？”
“秘鲁，伊基托斯村。”
“用什么姓？”
“加拉尔，这是我母亲的姓。”
“您为什么用这个姓？”
“因为二十三年来，我一直想躲避巴西警方的追捕。”
回答非常明确，显然，乔阿姆·达哥斯塔决心对过去和现在的事供认不讳，雅里盖茨法官不太习惯这种方式，他的鼻子比平时挺得更直了。
“为什么，”他接着问，“巴西司法当局要追捕您？”
“因为在1826年，我因蒂如卡钻石劫案被判处了死刑。”
“那么，您承认您就是乔阿姆·达哥斯塔了？……”
“我就是乔阿姆·达哥斯塔。”
他极其平静极其简要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因此，雅里盖茨法官那双隐藏在眼皮下的小眼睛仿佛在说：“这个案子进行得很顺利！”
可是，马上要提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所有的被告对这个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即声称自己是无罪的。
雅里盖茨法官的手开始轻轻敲打桌面，发出细微的颤音。
“乔阿姆·达哥斯塔，”他问道，“您在伊基托斯做什么？”“我是庄园主，我管理着一座非常大的农场。”
“它很繁荣吗？”
“极其繁荣。”
“您什么时候离开庄园的？”
“大约九个星期前。”
“为什么？”
“对此，先生，”乔阿姆·达哥斯塔说，“我找了一个借口。但是实际上我有自己的目的。”
“什么借口？”
“将一船浮木和各种各样的亚马孙河的土产运到帕拉。”
“啊！”雅里盖茨法官问，“那么什么是您离开的真正动机呢？”
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暗自想：“终于还是走到否认罪行和扯谎的老路上来了！”
“真正的动机，”乔阿姆·达哥斯塔坚定地说，“我决心向本国司法机关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法官大声说，从椅子上跳起来，“投案自首……亲自？”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厌倦了这种谎言构筑的隐姓埋名的生活；厌倦了不能把我妻儿应得的东西还给他们的痛苦；最后，先生，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是无辜的！”
“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雅里盖茨法官暗中想。
他一边更起劲地用手指敲着桌子，一边点头示意乔阿姆·达哥斯塔，那意思很明白：“继续讲下去！把你的故事讲出来！我知道它的内容，但我不想阻止你尽情发挥！”
乔阿姆·达哥斯塔对法官的这个小小的鼓励的用意一清二楚，但他不愿深究。他讲述了他的全部经历，简单扼要，冷静如旧，没有遗漏审判前后任何情况。他既没有特别强调他在越狱后过着受到尊敬和值得尊敬的生活；也没有强调作为一家之长，丈夫和父亲，他认真地履行着义务。他只强调了一件事，——即没有人强迫他来马纳奥要求重审案件，为他恢复名誉。
一向对被告怀有成见的雅里盖茨法官没有打断他。他只是不断地一会儿睁眼，一会儿闭眼，仿佛同样的故事他已听过九十九遍了；当乔阿姆·达哥斯塔将他的回忆录放在桌上时，他连碰都没碰。
“您讲完了吗？”他问。
“是的，先生。”
“您坚持宣称您离开伊基托斯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求重新审理您的案件？”
“我别无他求。”
“谁能证明呢？谁能证明如果没有人告发，从而被捕的话，您会主动投案自首呢？”“至少有一样文件，先生，它不在我手中，但是它的真实性不容怀疑。”
“什么文件？”
“我写给您的前任里贝罗法官的信，我在信中通知了他我到达的日期。”
“啊！您写过信？……”
“是的，这封信应该已经送到这儿了，马上就会转交给您的！”
“真的吗？”雅里盖茨法官以怀疑的口吻说，“您曾经给里贝罗法官写过信？……”
“在成为首席法官之前，”乔阿姆·达哥斯塔说，“里贝罗法官曾是维拉·里卡的律师。在蒂如卡一案中，他充当我的辩护律师。他坚信我是无罪的。他曾尽力拯救我。二十年后，他成了马纳奥的首席法官，我告诉了他我是谁，住在哪里，打算做什么。他对我的信任一如既往。在他的建议下，我离开了庄园，来到这里，亲自要求伸冤。但是他突然去世了，我也许没有指望了，如果雅里盖茨法官不能像里贝罗法官那样对我的话！”
听到别人当面对他称名道姓，法官差点儿一反常态地跳了起来，但是他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只是喃喃自语：
“太过分了，真是太过分了！”
显然，法官心中疑窦暗生，但是他没有流露出任何诧异的神情。
正在这时，一名看守走进屋内，将一封信交给了法官。
他撕开封口，从信封里取出一封信。他打开信，读了起来，皱起眉头，说道：
“乔阿姆·达哥斯塔，我不想向您隐瞒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封您写给里贝罗法官的信；它被转交给了我。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您在这一点上所说的话。”
“不光是这一点，”乔阿姆·达哥斯塔说，“刚才我对您讲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容怀疑的。”
“唉！乔阿姆·达哥斯塔，”雅里盖茨法官激动地说，“您声称自己是无罪的；但是所有的被告都这么说！归根到底，您只是提出了一些道德上的证据！您现在有物证吗？”
“也许有，先生。”乔阿姆·达哥斯塔说。
听到这句话，雅里盖茨法官站了起来。对他说，这太意外了，他在屋里走了两三圈才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