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一股咖啡的浓香从过道尽头飘来，直飘到大街上，那是真正的咖啡，不是胜利咖啡。温斯顿不禁停了下来，大概有两秒钟，他仿佛再次回到了几乎被他遗忘的童年时代。那香味就像声音，门砰地响了一声，将它生生截断。

他已经沿着街道走了好几公里，脚踝上静脉曲张导致的溃疡又痒了起来。这是他三个星期以来第二次没到集体活动中心去，考虑到去集体中心的次数会被仔细记录，这无疑是莽撞之举。从原则上说，党员没有空闲时间，除了上床睡觉，他永远不会独自一人。在工作、吃饭和睡觉时间之外，他必须参加某项集体活动。独自行动非常危险，包括独自散步。对此，新话还有个专门的名词“个人生活”，它意味着个人主义和孤僻怪异。但是今晚，他一走出真理部的大门就被四月那裹挟着香气的风吸引。天空如此湛蓝，今年头一回他感受到一丝暖意。他突然觉得中心里的夜晚是那样冗长喧闹，劳心耗力的游戏、令人厌烦的讲话，还有靠杜松子酒维系的同志关系，这一切通通都让人难以忍受。冲动之下，他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步行穿过伦敦那迷宫一般的街街巷巷，先向南，再向东，最后又往北，最终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上，随心所欲地走着。

他曾在日记中写：“假使希望存在，它就在群众身上。”这句话不断出现在他的脑际，昭示着神秘而荒谬的真理。他来到位于原圣潘克拉斯车站东北处的褐色贫民窟，在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上行走。路的两旁是矮小的双层楼房，它们破破烂烂的大门就立在人行道的旁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耗子洞。到处都是肮脏的积水，许许多多的人在黑洞洞的大门里进进出出，在狭窄的小巷里来来往往。女孩们宛若盛开的鲜花，涂着俗艳的口红，被男孩们追逐。身材臃肿的女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让你看到女孩们十年后的样子。还有迈着八字步、身形佝偻、慢慢移动的老人以及打着赤脚、穿着破烂、在污水坑里玩耍的孩子——他们一听到妈妈的呵斥就四散奔逃。

屋子上的玻璃窗差不多有四分之一都被打破，用木板钉起。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几个人好奇又小心地看着他。两个彪悍的女人叉着砖红色的手臂在门口闲聊，走近她们时，温斯顿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是’，她说，‘这样很好’。‘不过，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和我一样。评判别人总是很容易，’‘但我的麻烦你可没遇到。’”

“啊，”另一个女人说，“就是这样，问题就在这儿。”

两个尖利的声音突然安静下来，两个女人都用敌意的目光打量着正向她们走来的温斯顿。但准确地说那不是敌意，而是警觉，就好像人看到陌生的动物经过，产生暂时的紧张。这条街很少能看到党员的蓝色制服。对温斯顿来说，在这里被人看到并不明智，除非公务在身。若碰上巡逻队，一定会被他们拦住：“能出示下您的证件吗，同志？您在这里做什么？您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您常走的回家的路吗？”诸如此类。并没有什么规定禁止人走其他的路回家，但如果被思想警察知道，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都骚动起来，警报声此起彼伏。人们像兔子一样钻进了门，一个年轻的女人从门洞里蹿出来，一把拽过在水坑里玩耍的孩子，用围裙围住，又迅速地蹿了回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同时，街道的一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穿得像手风琴一样的黑衣男子，男子一边向温斯顿跑来，一边紧张兮兮地指着天空。

“汽船！”他大喊：“小心，先生！上面有炸弹，快趴下！”

群众不知为什么将火箭弹称作“汽船”。温斯顿立即扑倒。群众给你的警报通常是准确的。他们似乎有种直觉，虽然据说火箭弹的飞行速度已赶超音速，他们还是能在火箭弹袭击的数秒之前感应到它。温斯顿用双手护住头。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似乎要将整个街道掀起来，有什么东西雨点般地落到了他的背上，他爬起来一看，原来附近的一扇窗户震碎了，飞溅出玻璃碴儿。

他继续走，炸弹将前方两百米处的房屋炸得粉碎，一股浓黑的烟柱高悬天空，而在它下面灰尘形成的云雾腾空而起，人们纷纷涌向废墟。温斯顿身前的街道上堆着一小摊灰泥，一个鲜红色的东西落在那里。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靠近手腕的地方血肉模糊，这只手惨白得好像石膏制品。

他将它踢进水沟，然后避开人群，拐入右边的小巷。三四分钟后，他已走出被轰炸的区域。肮脏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快20点了，群众云集的小酒吧（他们称其为“酒馆”pubs）里客人盈门。黑乎乎的弹簧门不断地打开、关上，骚臭味和陈年啤酒以及碎木屑的气味混在一起从门内飘出来。一幢房子凸出来，形成了一个角落，角落里有三个人，站得很紧。中间的那人拿着折好的报纸，其他两人站在边上看。无须看清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姿势上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专注。他们显然正在阅读一则重要新闻。就在温斯顿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分散开来，其中两人爆发了激烈地争执，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几乎气炸了。

“你他妈的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都没有末尾是7的数字赢过！”

“不，它赢过！”

“没赢过，从来没赢过！过去两年所有中奖号码我都记纸上了，就在我家放着呢，和表一样准。没有末尾是7的赢过——”

“不，7当然赢过！我差不多能说出来究竟是他妈的哪个数字。末尾不是4就是7，是在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二月你奶奶！我白纸黑字记下来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号码——”

“嚄！住嘴！”第三个人说。

他们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了三十米，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他们还在争吵。群众唯一关注的大事便是每周一次的大抽奖，奖金丰厚。对他们来说，彩票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是他们的乐趣所在、愚蠢所在，是刺激他们大脑的兴奋剂。看到彩票，原本连读写都不大顺利的人也开始进行复杂的运算，甚至连记性都变好了。还有些人干脆靠预测中奖号码、卖中奖秘籍和吉祥物为生。温斯顿和彩票运作无关，那是富部的事情，但他知道（实际上每个党员都知道），奖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中大奖的都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小奖才会发到中奖者手里。在大洋国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十分不畅，安排这样的事并不困难。

然而，你必须坚信，假使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将这句话记录下来，它合情合理。观察一下街上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它就会变成一种信仰。转弯后，他走上下坡的路，觉得自己之前曾来过这里，往前不久便是主干道，前方传来嘈杂的人声。这条街突然转了方向，走到了头，台阶的尽头是一条低陷的小巷。巷子里有几个小商贩，正在卖打了蔫的蔬菜。温斯顿突然意识到他身在何处，再转一个弯，不用五分钟，就是他买日记本的那家旧货店。而这家店铺旁，还有个小文具店，当初他就是在那里买的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待了一会儿。小巷的对面有一家肮脏的小酒馆，酒馆的窗户上积满了灰尘，看上去就像结了一层霜。一个弯着腰的老人推开酒馆的弹簧门走了进去，他的胡子全白了，像虾须一样翘翘的，但动作依然矫健。温斯顿看着他，想，这老人至少有八十岁，在革命开始时他就已步入中年。他，以及其他一些人，是留下的极少数的能够联结已经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纽带。在党内，几乎没有谁的思想是在革命前定型的。绝大多数老一辈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清除了，侥幸活下来的极个别人也已魂飞魄散，彻底在思想上投降。如果有哪个活下来的人能告诉你本世纪早期的真实情况，那他一定在群众中间。突然，他又想起他所摘抄的那段来自历史课本的文章，一个疯狂的念头萌生了，他可以走进酒馆，和那老头说说话，问他一些事情。他想问他：“您小的时候，生活是怎样的呢？和今天一样吗？哪些比现在好，哪些又比现在糟？”

他唯恐自己有时间害怕，所以急匆匆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巷子。他肯定是疯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不许和群众交谈，不许进入群众的酒馆，但这样的举动很难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他想好了，若巡逻队来了，他就说他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一股可怕的劣质酸啤酒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一走进酒馆，里面的说话声就小了一半，他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制服，屋子里面玩飞镖的人足足停下来半分钟之久。他跟着那个老头来到吧台前，老头正为什么事和酒保争吵。酒保很年轻，人高马大，手臂粗壮。还有几个人端着酒杯看他们吵。

“我已经够礼貌了，不是吗？”老头非常生气地挺着肩膀说，“你的意思是这鬼地方没有他妈一品脱的杯子？”

“什么他妈一品脱？”酒保的手指撑着柜台，身子向前倾着。

“听我说！一个酒保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品脱？一品脱是半夸脱，四夸脱是一加仑。下次还得从A、B、C开始教你。”

“从来就没听过这些。”酒保说，“一升，半升，这儿全是这个卖法。杯子就在你前面的架子上。”

“我就喜欢说一品脱，”老头很固执，“你没那么容易让我不说品脱，我年轻时没有他妈的按升卖这回事。”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树上呢。”酒保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其他人。

大家哈哈大笑，将温斯顿刚进来时的那种不安的气氛一扫而空。老头布满胡楂儿的脸变得通红。他嘟嘟囔囔地转过身，撞到了温斯顿。温斯顿轻轻搀住他的手臂。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吗？”他问。

“真是个绅士，”老头再次挺起肩膀，似乎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制服。“品脱！”他向酒保喊，声音里有挑衅的意味。“一品脱猛的！”

酒保拿出两个厚玻璃杯，在吧台下的水桶里洗了洗，然后在两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升深棕色啤酒。在群众的酒馆里，你只能找到啤酒。群众不允许喝杜松子酒，不过他们很容易就能买到。人们暂时忘记了温斯顿，重新玩起了飞镖，谈起了彩票。温斯顿和老头在一张靠窗的桌子旁坐下，不用担心旁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虽然这极其危险，但至少屋子里没有电屏，打一进酒馆，他就注意到这点。

“别想让我不说品脱，”老头抱怨着坐了下来，酒杯放在他眼前。“才半升，太少了，不够劲儿。一升又太多，会让我的膀胱忙个不停，更别说那价钱。”

“您年轻时一定和现在有很大变化。”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眨了眨淡蓝色的眼睛，目光从飞镖台移到吧台，又从吧台移到男厕所门口，似乎在这酒吧里寻找着变化。最后，他说：“啤酒更好，也更便宜。我年轻时，管淡啤酒叫汽酒，四便士一品脱。当然这是战前的事了。”

“哪次战争？”温斯顿问。

“所有战争，”老头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杯子，挺了挺肩膀，“祝你身体健康！”

他干瘦的喉咙上尖尖的喉结飞快地上下抖动着，啤酒喝光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又拿回两杯啤酒，每杯都有半升多。老头好像忘记了他刚刚还在反对喝一整升啤酒。

“您比我年长多了，”温斯顿说，“您在我出生前就是个成年人了，您还记得革命前的那些老日子吗？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时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可书上写的又不一定是真的。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历史书里说，革命前的日子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的压迫最严重，贫困不公，超出人的想象。就在伦敦，大部分人直到死都没吃过饱饭，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没靴子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同时，只有很少人，差不多几千个，是资本家。他们有钱有权，每样东西都是他们的财产，他们住着豪华的大房子，有三十多个仆人伺候着。他们坐着汽车、四个轮子的马车，出去喝香槟。他们戴着高高的礼帽——”

老头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真有趣，你会提起这个。我昨天还想到它了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很多年都没见过高礼帽了，连影都见不着。最后一次看到它还是在很多年前，在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好吧，我说不上具体的日期。但那怎么也得有五十年了，特地为葬礼租的帽子。”

“高礼帽不重要，”温斯顿说，“重点是那些资本家以及律师、牧师等靠他们生活的人——他们是这世界的主人，所有的一切都对他们有利。你，普通大众、工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想怎么对你们就怎么对你们，他们可以把你们像运牛那样运到加拿大，若他们乐意，他们还可以和你们的女儿睡觉。他们使唤你们，拿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抽你们。每次你见到他们都不得不脱帽行礼。每个资本家都有一堆仆人——”

老头的眼睛又亮了起来。

“仆人！”他说，“现在居然还能听到这个词，我很久没听到它了。仆人！这让我回到了过去。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常常在星期天的下午去海德公园听演讲，什么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全都是这些事儿。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但他很有魄力。‘奴才，’他说，‘中产阶级的奴才！统治阶级的走狗！’寄生虫——那是另外一个称呼他们的词，还有豺狼——他一定说过这话。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觉得两个人各说各话。

“我想知道的正是这个。”他说，“您有没有觉得现在比过去更自由了？您终于活得像个人了？过去，有钱人，他们高高在上——”

“贵族院！”老头沉浸在回忆里。

“贵族院，随您高兴，他们看不起您，仅仅因为他们有钱而您很穷？是这样吗？在那种情况下，您叫他们‘先生’，看到他们您还得把您的帽子摘下来？”

老头陷入思考，他喝掉了四分之一的啤酒，然后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喜欢你摸摸帽子表示尊敬。我不赞成这样做，我指我自己，但我也没少这么做。可以这么说，你不得不这样。”

“它经常发生吗——单说从历史书里看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你从便道上推到水沟里？”

“只有一个人推过我，就一次，”老头说，“就像发生在昨天。划船比赛的晚上人们闹得吓人——我在夏福特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有点儿像绅士，穿着衬衫，黑外套，戴着高礼帽。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我大概没留神撞到了他。他说：‘你就不能看着点儿路吗？’我说：‘你以为把他妈的整条路都给买下了？’他说：‘你再这么无礼，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我说：‘你醉了，等会儿再收拾你。’我这可不是瞎说。他冲过来用手推我的胸，我差点儿就被推到公交车的轮子下了。我那时很年轻，我正要教训他——”

温斯顿非常无奈，这老头的回忆里只有些垃圾一般的小事。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拿来问他，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党所说的历史可能是真实的，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他要做最后一次尝试。

“也许我没讲清楚，”他说，“我的意思是，您活了很长时间，你有一半时间都是在革命前度过的。举个例子，1925年，您已经成年了。您能说说，在您的记忆中，1925年比现在好，还是差？如果您可以选择的话，您更喜欢生活在哪个时期，过去还是现在？”

老头默默地看了看飞镖靶，喝光了啤酒，喝的速度比刚才慢了不少。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语调里有一种哲学家般的隐忍，啤酒让他沉静下来。

“我知道你希望我说什么。”他说，“你希望我说我很快又会年轻起来，如果你问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变得年轻。人年轻时，身体好，有力气。可到了我这岁数，你的身体就没那么好了。我的脚有毛病，我的膀胱也很糟糕，每天晚上都得从床上爬起来六七次。但另一方面，人老了也有好处，你不会再为同一件事操心，也没有女人缠着你。这是件非常棒的事。不管你信不信，我差不多三十年没碰过女人了。我也不想。”

温斯顿靠着窗台坐着，没必要再继续了。他正准备再买点儿啤酒时，老头突然站了起来，拖着脚，快步走进位于酒吧另一端的小便处。多喝的半杯啤酒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盯着空杯子，又多坐了一分钟，然后迷迷糊糊地走出了酒馆。他想，最多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比现在好吗？”这个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永远不会有答案了。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旧时代的幸存者已经丧失了将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对比的能力。他们记得上百万毫无价值的事，工友间的争吵，丢失的自行车气筒，死去多时的姐妹，甚至七十年前某个冬天的早晨那将灰尘卷起的旋风，但与之相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就像蚂蚁，看得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这个记忆不可靠、文字被伪造的时代，人们只能接受党的说法，相信生活水平被提高，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以拿来做参照的标准，这标准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有反对的观点都不能被证实。他突然停止思考，停下脚步四处张望。他正待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街的两旁有不少光线昏暗的小铺子，和民房混在一起。三个褪了色的金属球就挂在温斯顿头顶上方，看起来曾镀过金。他好像知道这是哪儿了。没错！这正是他买日记本的那家店，他就站在它的外面。

他被恐惧击中了。到这里买日记本已经够鲁莽的了，他曾发誓再也不靠近这里。而就在他放纵思绪东想西想时，双脚却将他带回了这里。他之所以要记日记，就是为了警醒自己不要做这类受自杀性冲动驱使的事。同时，他发现尽管时间已接近晚上9点，这家店仍然在营业。相比在外闲逛，待在店子里倒没有那么引人注意。他走进店子，若是有人问起来，他就说他是来买剃须刀片的。

店主人将悬挂式的油灯点亮，油灯的气味虽然不大干净，却还算好闻。店主人大约六十岁，身体虚弱，弯腰驼背，他的鼻子偏长，看起来人很好，厚厚的眼镜片折射出他的目光，温雅和善。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可眉毛却依然乌黑浓密。他的眼镜、他轻柔利落的举止以及他黑色的绒质夹克，都为他增添了几分睿智，他看上去就像个文学家、音乐家。他的声音温柔无力，和大部分群众相比，他说话的腔调文雅得多。

“您在街上我就认出您了，”他说，“您就是那个买年轻女士的笔记本的先生。那种纸真漂亮，奶油色，以前人都这么叫。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纸了，我敢说五十年没生产了。”他的视线穿过镜架上端，“您想买点什么？还是只随便转转？”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含混混地说。“没有什么特别要买的东西，我就进来看看。”

“也好，”店主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东西能卖给您了。”他摊了摊柔软的手，做了个抱歉的姿势。“您都看到了，可以说，这店已经空了。就咱俩说说，旧货生意算是做到头了，不再有人买，也不再有存货。家具、瓷器、玻璃制品，都慢慢地坏掉。金属制品也大多被收走熔化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黄铜质地的蜡烛台了。”

店里又挤又小，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靠墙处堆了很多积满灰尘的相框，让地板的空间愈发有限。橱窗里摆着不少螺钉螺母，一叠叠地摞起来，此外还有磨损严重的刻刀，豁了口的卷笔刀，失去光泽又走不动的表以及其他一些不能用的杂货。只有角落里的小桌子上还有些有趣的小物件，比如涂了漆的鼻烟壶、玛瑙做的胸针。温斯顿朝这桌子走去，一个圆而光滑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小油灯的照射下，它散发出柔和的光。他将它拿了起来。

这是一块半球形的厚玻璃，一面是弧形，一面是平的，颜色和质地都像雨水般柔和。在它的中间，还有个粉红色的、形似海藻和玫瑰的东西，被玻璃的弧面放大。

“这是什么？”温斯顿问。

“里面那个是珊瑚，”老头说，“它一定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把它镶到玻璃里。这东西差不多有一百年了，从样子上看，似乎更久。”

“它真漂亮。”温斯顿说。

“它是很漂亮！”老头欣赏地说。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这么说了。”他咳嗽了一下。

“如果您真想买，就给四块钱吧。我记得，这样的东西从前能卖到八镑。唉，我算不出来，但那真是不少钱。可惜现在还有几个人会注意到老古董呢？况且也没有多少古董留下来。”

温斯顿马上掏出了四块钱买下了它，将它放到口袋里。吸引他的，并不是它的漂亮，而是它带来的那种感觉，它诞生的时代和今天截然不同。这块柔和的，像雨一样的玻璃和他所见过的任何玻璃都不一样。它尤其吸引他的正是它的没有用处，但话说回来，他推测，在过去它一定被人拿来当做镇纸。它让他的口袋沉甸甸的，所幸从外面看不算太鼓。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该拥有它。任何老旧的，美丽的东西都会引人怀疑。老头收到四块钱后高兴多了，温斯顿觉得，就算给他两三块钱，他也会接受。

“楼上还有些房间，您可以看看，”他说，“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就几样。如果上楼，就带盏灯。”他另拿了一盏灯，然后弯着腰，步履缓慢地在前面带路。陡峭破旧的楼梯连接着狭窄的走廊，他们进入一个房间，房间正对着一个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一片树丛。温斯顿注意到房间里的家具，好像一直都有人住在这里。地板上铺着一小块地毯，墙壁上挂着一两幅画，壁炉的旁边还顶着一把脏兮兮的高背扶手椅。一个老式的十二格玻璃面时钟在壁炉上滴滴答答地走着。窗户下，一张带床垫的大床占据了屋内四分之一的面积。

“我妻子去世前，我们就住在这里，”老头说，“我正把家具一点点地卖了，那张床很漂亮，是红木做的，当然至少要把上面的臭虫清干净。不过我猜您可能觉得它有点儿笨重了。”

他把灯高高地举起来，好照亮整个房间。在温暖昏暗的灯光下，房间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魅力。一个念头闪过温斯顿的大脑，如果他敢冒这个险，租下房子并不困难，每周只要花几块钱。尽管这念头太不现实，以至于刚一萌生他就放弃。但这房子却唤起了他的怀旧之情，唤起了他对往昔的回忆。他很清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会是什么感觉，人坐在扶手椅里，面前是燃烧的炉火，人可以把脚放在挡炉板上，把壶放在铁架上。没有人监视你，也不会有声音来烦你，除了烧水声和钟表的滴答声，再没有别的声音，绝对的独自一人，绝对的安静。

“这儿居然没有电屏！”他不禁说出了声。

“啊，”老头说，“我从来就没装过这东西。太贵了。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需要它。角落里的折叠桌不错，不过当然，如果您要用桌上的活板，您得换新的合叶。”

墙角处的小书架吸引了温斯顿，他走过去，发现上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算在群众间图书的查抄和销毁工作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完成得相当彻底。在大洋国，人们几乎不可能找到1960年以前出版的图书。老头举着灯站在一幅画的前面，画镶在带有蔷薇纹样的画框里，就挂在壁炉旁边，正对着床的墙上。

“如果您对老版画有兴趣——”他小心地说。

温斯顿走上前，仔细察看了那幅画。那是一幅钢板版画，画上有个嵌着长方形窗户的椭圆形建筑，建筑前方有个带栏杆的小塔。塔的后边，还有些雕像样的东西。温斯顿盯着画看了一会儿，他好像在哪看到过这建筑，又不记得什么地方有雕像。

“画框钉在墙上了，”老头说，“但我可以给您取下来。”

“我知道这建筑，”温斯顿说，“它已经被毁掉了，它就在正义宫外面的街道上。”

“对，它就在法院外面。它在很多年前被炸掉了。它曾是一座教堂，圣克莱门特教堂。”他抱歉地笑了笑，似乎意识到自己说了荒谬的话，“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什么？”温斯顿问。

“噢，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我小时候经常念的押韵句子。后面的内容记不清了，但我记得结尾：蜡烛照着你睡觉，斧头把你头砍掉。这是一种舞，他们伸起手让你从下面钻过去，当他们唱到斧头把你头砍掉的时候，就用胳膊把你的头夹住。伦敦所有主要教堂，歌谣里都唱到了。”

温斯顿并不清楚这些教堂都是哪个世纪的产物，伦敦建筑的建造年代很难确定。所有高大华丽的建筑，只要外表尚新，都被说成革命后建造的，而所有明显的早期建筑都被纳入中世纪建筑的范畴。资本主义被认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生产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从建筑上了解到的并不比书本上的多。雕像、碑文、纪念牌、街道名——所有能揭示过去的，都被更改了。

“真想不到它以前是教堂。”温斯顿说。

“很多教堂都留下来了，真的。”老头说，“不过，它们被用来做别的事了。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啊，我想起来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我只记得这么多了。法寻就是那种小铜板，类似一分钱。”

“圣马丁教堂在哪儿？”温斯顿问。

“圣马丁教堂？它还在胜利广场，就在画廊那边。它前面有三角形的柱子，台阶又大又高。”

温斯顿对那里非常熟悉。现在，它成了博物馆，展出着各种宣传用的东西，比如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模型，用来表现敌人残酷性的蜡像等等。

“过去，圣马丁教堂的名字是田野圣马丁教堂。”老头补充道，“但我不记得那里有什么田野。”

温斯顿没有买下那幅画，和玻璃镇纸相比，它更不适合被买回家，而且也不可能将它带走，除非把它从画框中取出来。温斯顿在老头这里又多待了几分钟，和他说了些话。根据店外的题字，人们猜测他叫威克斯，但他不叫这个名字，他叫查林顿，是个鳏夫，今年六十三岁，在这里住了三十年。

三十年来，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名字改过来，可又一直没有改。和他交谈时，温斯顿的脑子里总是跑出那首歌谣。“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念着念着他好像听到了钟声，这钟声属于失去的伦敦，那个伦敦仍留在某处，它改变了样貌，被人遗忘。他似乎听到那钟声从一个又一个鬼影幢幢的尖塔中传来，尽管记忆里，他从未在现实中听到教堂的钟声。

他告别了查林顿先生，一个人下了楼，他不想让老头看到他在出门前察看外面的街道。他决定，每隔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就冒险到这里看看，这也许要比从活动中心溜走危险得多。买日记本已经很愚蠢了，更别说他又来了一次，而且他还不知道那老头是不是值得信任，但是——

是的，他还会回来的。他还会买美丽而无用的东西。他会买下圣克莱门特教堂的版画，他会把它从画框中取出来，藏在制服里带回家。他要把那歌谣完整地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出来，他甚至要将楼上的房间租下来。这些疯狂的念头一度出现在他的脑际，持续了足有五秒钟，让他兴奋得忘乎所以，他没有隔着橱窗察看就走到了大街上。他还编了个曲子哼起了歌。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

突然，他整个人好像由内而外地冻结了。就在他前面不到十米的地方，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是小说司里那个黑发女孩。光线很暗，却不妨碍他认出她。她直视他的脸，然后又迅速走着，好像没有看到他。

有那么几秒，温斯顿吓得一动不动。之后，他向右转去，步伐沉重地走开了，一时间竟没发现自己走错了路。他思考着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她正在监视他。她一定跟着他来到这里。他不能相信，在同一个晚上，他们同时出现在和党员所住地区相距甚远的街道上，仅仅是巧合。无论她是思想警察还是热忱过头的业余侦探，都无关紧要。只要她正在监视他，就足够了，也许她还看到他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连走路都变得困难了。每走一步，口袋里的玻璃都要撞击他的大腿，他甚至想把它拿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的肚子疼了起来，他觉得若不能马上找到厕所，他就会死掉。然而附近偏偏一间厕所都没有。过了一会儿，疼劲儿过去了，只留下隐隐的痛感。

这是一条死路。温斯顿停下来，站了几秒，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他转身沿原路返回。这时他突然想到，就在三分钟前，他才和那个女孩擦肩而过，若他跑起来，说不定能追上她。他可以跟着她，一直跟到僻静的地方，然后用石头打碎她的脑袋，口袋里的玻璃足够重了，完全能拿来一用。但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单是想象所耗费的力气就让他难以忍受。他跑不动，也砸不动，她年轻力壮，她会出手还击。他想快点回到活动中心，并在那儿一直待到关门，然后把这当做晚上哪儿也没去的证据。但这不可能，要命的疲倦感抓住了他，他只想快点到家，好好静一静。当他回到公寓时，已过了晚上10点，到1 1点公寓的总闸就会关掉。他走进厨房吞下几乎满满一茶杯的胜利牌杜松子酒，然后回到桌子旁，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他没有立即将日记本打开。电屏里，一个粗哑的女声正唱着爱国歌曲。他坐着，注视着日记本封面上的大理石花纹，他试图不去听那歌声，但他做不到。

他们会在夜里逮捕你，总是在夜里。对此正确的做法是，在他们到来之前自杀，有些人确是这么做的，很多失踪实际上都是自杀。但在这世上，人们不可能得到枪支，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能迅速将人置于死地的毒药，自杀需要莫大的勇气。他意识到一个令人震惊的道理，疼痛和恐惧会带来生理上的无助感，越是到了需要特别用力的时候，身体就越是不听使唤地僵在那里。若他的动作够快，他就能将那个黑发女孩杀死，但正因为他的处境极其危险，他失去了行动的力量。面对危险，人要对付的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是人自己的身体。即使现在喝下杜松子酒，腹部的隐痛仍让他无法条理清楚地进行思考。他突然发现那些看上去英勇、悲壮的事情都不过如此。在战场上，在刑讯室中，在即将沉没的轮船里，你会忘记你所对抗的东西，因为身体将成为最大的问题，就算你没有被吓倒，没有痛苦哀号，生命仍要和饥饿、寒冷、失眠搏斗，要和胃疼、牙疼搏斗。

他翻开日记本，记下的内容非常重要。电屏里的女人唱起了新的曲子，尖利的声音像玻璃碴儿一样插进他的大脑。他努力回想奥布兰的样子，这日记为他而记，或者说就是给他写的。他开始想象在被思想警察带走后，他会有怎样的遭遇。被处死是意料之中，如果他们没有马上处死他就没关系，但在死前（虽然没人说过，大家却都知道）在认罪的过程中，他将不可避免地尝尽苦头：他会趴在地板上尖叫哀求，他的骨头将被打断，牙齿被打掉，头发被鲜血染红。

若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为什么不把你的生命缩短几天或几个星期呢？没有人能躲过侦查，也没有人能拒不认罪。一旦你犯下思想罪，你就注定要被处死。为什么他们要做那些恐怖的事儿，又起不到任何警示作用，难道是为了让未来记住吗？

他又尝试着想象奥布兰的样子，并成功了一点。“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奥布兰曾这样对他说过，他自认他明白这话的含义。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但是，若具备了预知的能力，就能秘密地分享它。电屏里传出的声音正骚扰着他的耳朵，让他无法顺着这个思路畅想下去。他叼起一支烟，有一半烟丝都掉在了他的舌头上，又苦涩又不容易吐出来。在他的意识里，老大哥的脸取代了奥布兰。就像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着它。硬币上的那张脸注视着他，神情凝重、沉静又充满警惕，而他黑色的八字胡后面藏着的又是怎样的微笑？好像一个沉重的不祥之兆，他又看到了那几句话：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BViLDa6xzZT9gVkAUb2CvnzcRI9WGB/5UT65DfYAvYZx2OVVkROh3gyc9hb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