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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设在深深的地下，天花板很低，领午餐的队伍慢慢地挪动着。这里到处是人，吵闹嘈杂。炖菜的腾腾蒸气从餐台的铁栏处钻出，泛着金属的酸味，它没能将杜松子酒的气味压住。在食堂的另一端有个小酒吧，小到仿若开在墙上的洞，只要一角钱就能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在找你！”温斯顿背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他转过身，原来是在研究司上班的朋友赛姆。也许在眼下这个世界称其为“朋友”并不妥当，如今人们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和一些同志交往会比和另外一些更愉快些。赛姆是语言学家、新话学家，是编纂新话词典的众多专家中的一个。他的身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他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大大地突起，神情既悲伤又有几分嘲讽。和人讲话时，他习惯盯着人的脸，那双大眼睛仿佛在人的脸上搜寻着什么。
“你有刀片吗？”他说。
“一片也没有了。”温斯顿有点心虚，“我找遍了，都用完了。”
每个人都跑过来管你要刀片。实际上，温斯顿攒了两个刀片。过去几个月刀片一直短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必需品是党的商店里供不应求的。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人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去“自由”市场购买。
“我的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又加了句假话。
队伍向前挪动了一点，人们停下时，他回头看着赛姆。俩人都从堆放在餐台上的油乎乎的盘子中取出了一个。
“昨天看绞刑了吗？”赛姆问。
“有工作要做，”温斯顿淡淡地说，“我可以在电影上看。”
“那可差远了。”赛姆说。
他用充满嘲弄意味的目光打量着温斯顿。“我了解你。”那眼神好像在说：“我已经看穿了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看绞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赛姆又正统又恶毒。他会幸灾乐祸地谈论直升机如何袭击敌人的村庄，谈论思想犯如何被审讯，如何招供，如何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遭受处决。这让人非常不快。和他说话，总要想办法岔开话题，如果可能，最好将话题引到关于新话的技术性问题上，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且兴趣浓厚。温斯顿将头扭到一边以便躲开他黑色的大眼睛。
“那绞刑很棒，”赛姆回忆，“就是把他们的脚绑起来不大好。我喜欢看他们的脚在空中乱踢。最重要的是，最后，他们的舌头会伸出来，颜色非常青。这些细节特别吸引我。”
“下一个！”一个系着白围裙，拿着勺子的人喊道。
温斯顿和赛姆将他们的盘子放到餐台的铁栏下，食堂的工作人员立即为他们盛好午饭——一盒灰粉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块干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咖啡和一片糖精。
“电屏下面有张空桌，”赛姆说，“我们顺便买点儿酒。”
他们拿着装有杜松子酒的马克杯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了空桌前，把盘子放在铁制的桌面上。不知什么人在桌子的一角弄洒了菜，就像吐出来的一样让人恶心。温斯顿拿起酒杯愣了一会儿，然后鼓足勇气，将这带着油味的东西吞了下去。当眼泪流出来时，他感觉到饥饿，便一勺一勺地吃起炖菜。菜炖得一塌糊涂，里面有些软塌塌的粉红色的东西，好像是肉。在把餐盒里的炖菜吃光前，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而在温斯顿左边，一个声音又粗又哑的人像鸭子一样说个不停，在人声喧闹的餐厅里尤其刺耳。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试图压过餐厅里的喧哗。
“很慢，”赛姆答，“我负责形容词，很有趣。”
说到新话，赛姆的精神就来了。他推开餐盒，用细长的手指拿起面包和干酪，因为不想大声喊话，他的身体向前倾斜。
“第十一版是定稿。”他说，“我们要搞定语言的最终形态——也就是说，除了这种语言，人们不能再说其他形式的语言。等这工作一完，像你这样的人就要重新开始学。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是创造新词。不，完全不是。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几百地消灭，每天都是这样。我们让语言只剩下一副骨头。2050年前过时的词，十一版中一个都没有。”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然后带着学究式的热情又说了起来。他又黑又瘦的脸庞光彩焕发，那嘲弄的目光消失了，取而代之以梦呓般的神情。
“消灭单词真是妙不可言。动词和形容词有很多是多余的，名词也可以去掉好几百个，其中既有同义词也有反义词。总之，如果一个词表达的只是另一个词相反的意思，那它还有什么必要存在下去呢？就拿‘好’来说。有了这个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用‘不好’就可以了。这比用‘坏’要好，这正好表达了和‘好’相反的意思。再比如，你需要一个比‘好’语气要强一些的词，为什么要用诸如‘精彩’、‘出色’等意思含混又没有用处的词呢？‘加倍好’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词了，在新话的最终版里，不会再有其他的词。要表达好和坏的意思只要六个词就够了——实际上只有一个词。温斯顿，你不觉得这很妙吗？这原本是老大哥的意思。”
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立即现出崇敬的神色，但赛姆还是发现他不够热情。
“温斯顿，你还没体会到新话的好处。”他有点失落，“就算你用新话写东西，你还是在用老话想问题。我在《泰晤士报》上读过你的文章，很不错，但它们只是翻译，你仍然喜欢老话，尽管它们词义含混，不实用，差别小。你不知道消灭词汇的好处。新话可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越来越少的语言。”
温斯顿当然不能体会，但他还是露出赞同的笑脸。赛姆又咬了口面包，说：
“你不明白新话的目的就是缩小思考范围吗？让每个人都不会再犯思想罪，因为找不到可用来表达的词汇。每一个必要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样它的意义就受到限制，它的次要意义就会被消除，被遗忘。第十一版和这个目的相距不远。但在我们死后，这件事还会继续下去，词汇的数量每年都减少，意识的范围也跟着变小。当然，即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去犯思想罪，这是自律和实际控制的事。但最终，没有这个必要。什么时候语言完善了，什么时候革命就完成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用一种神秘又满足的语气说，“温斯顿，你想过吗，最晚到2050年，没有哪个活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想说什么，又停住了。
他想说的是群众，他按捺住自己，不能确定这句话算不算异端，不过赛姆已经猜到他的心思。
“群众不是人。”他说得很轻率，“到2050年，也许更早，所有和老话相关的知识都会消失。过去的所有文学也都要被摧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将只有新话版本，不但会被改成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会改成和他们所阐述的意义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口号都会被修改。自由的概念都消失了，又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到时候整个思想的氛围都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不再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思想，关于思想，正统的含义是——不想、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觉得，总有一天赛姆会被蒸发。他太聪明，看得太透彻又说得太直白。党不会喜欢他。总有一天他会消失，这情形已经写在了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面包和干酪，侧了侧身子去喝咖啡。他左边的声音粗哑的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一个背对着温斯顿的年轻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就坐在那里听他讲，看上去对他讲的东西颇为赞同。温斯顿间或听到她说：“你是对的，完全同意。”她的声音很年轻，也很蠢。但那人即使在她说话的时候，也不会停顿下来。温斯顿知道这男人，他在小说司里担任要职。他大概三十岁，口才了得。他的头微微后仰，由于角度关系，他的眼镜反着光，温斯顿只能看到两个眼镜片。而他喋喋不休地讲着，你却一个词都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清一句话：“完全地彻底地消灭高德斯坦因主义。”这话说得飞快，就像铸成一行的铅字，所有词浑然一体。至于其他的话，听上去就是一片叽叽呱呱的噪声。不过，你仍然可以了解大致的内容。他很可能是在叱责高德斯坦因，认为要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惩治办法。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或者歌颂老大哥、马拉巴阡县的英雄。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讲的每个字都绝对正统，绝对英社。
这张没有眼睛的脸和一张一合的嘴巴让温斯顿感觉微妙。他不像是真人，他是假人。他用喉头说话，不是大脑。他在无意识状态下说出这些话，不能算真正的话，就像鸭子嘎嘎的叫声。
赛姆安静了片刻，拿着汤勺在桌子上的那摊菜上画着什么。尽管餐厅里很吵，仍能听到隔壁桌的男人叽里呱啦的讲话声。
“新话里有个词，”赛姆说，“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叫鸭话，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地叫。这词很有趣，它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用在对手身上是骂人，用在自己人身上却是夸奖。”
赛姆一定会消失的，温斯顿想，他有点难过。虽然他知道赛姆看不起自己，不喜欢自己，且只要他认为有理，他就会揭发温斯顿是思想犯。赛姆身上隐约有些问题。他不够谨慎，也不够超脱，不知道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能说他不正统。他真诚而热烈地坚信英社原则、敬仰老大哥、憎恶异端，这都是普通党员做不到的。但他却不是能让人放心依靠的人，他总是说些不该说的话。他读的书太多了，总是跑到艺术家聚集的栗树咖啡馆去。没有哪条法律禁止人们去栗树咖啡馆，但那个地方却很危险。一些被清洗的党的领导者之前也很喜欢到那里去，传说很多年前高德斯坦因也去过那里。赛姆的结局不难揣测。但一旦他发现了温斯顿那些秘密的念头，哪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立即向思想警察报告。当然别人也会这样，但赛姆尤其如此。仅有一腔热忱是不够的，正统思想就是无意识。
赛姆抬起头，说：“帕森斯来了。”
他的声音里似乎有这样一层意味：“他是个讨厌的傻瓜。”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穿过大厅走了过来。他有些胖，身高中等，头发浅黄，有一张神似青蛙的脸。他不过三十五岁，脖子和腰上就堆着一团团脂肪，但他的动作却像小孩子一样敏捷，他看上去就好像发育得过猛的小男孩。他虽然穿着一般的制服，却仍让人觉得套在他身上的是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每每想起他，眼前总会浮现出胖胖的膝盖和从卷起的袖管中露出的短粗手臂。事实上，帕森斯确实如此，只要是参加集体远足或其他什么体育运动，他就会穿上短裤。他兴高采烈地向温斯顿和赛姆打招呼：“你好！你好！”在他们的桌子旁坐下，一股浓烈的汗臭味立即弥漫开来。他粉红色的面庞上挂着汗珠，他出汗的能力令人震惊。在集体活动中心，只要看到湿乎乎的乒乓球拍，就知道他刚刚打完球。
赛姆拿出一张写有单词的纸，埋头研究。
“你看他吃饭时还在工作，”帕森斯推了推温斯顿，说，“真积极，哎？老伙计，你在看什么？这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史密斯，老伙计，我说说我为什么要找你，你忘记捐款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一边问一边掏钱。人们必须将工资的四分之一拿出来捐款，款项多得记不清。
“仇恨周捐款，你知道每家都要捐。我是咱们那区的会计。我们可要好好表现，我和你说，如果胜利大厦亮出的旗帜不是那条街上最多的，可别怨我。你说过你要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交给他。帕森斯用文盲才有的那种整齐的字体记在本子上。
“另外，老伙计，”他说，“我听说我家的小叫花子昨天拿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我告诉他，如果他再这么做，我就把弹弓没收。”
“我想可能他没看到绞刑，不高兴了。”温斯顿说。
“对，这正是我要说的。他的想法是好的，不是吗？他们俩都很淘气，但他们都很积极。他们成天想的不是侦察队就是打仗。你知道上个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在伯克汉姆斯德远足时做了什么吗？她带着另外两个女孩偷偷离开队伍去跟踪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跟了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直到阿默夏姆，她们把那人交给了巡逻队。”
“为什么？”温斯顿多少有些惊讶，帕森斯继续得意地说：
“我的孩子认定他是敌人的特务，举个例子，他有可能是空降下来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老伙计，你知道是什么让她怀疑他的吗？她发现他的鞋子很奇怪，她从没看到有人穿这样的鞋子。因此，他很可能是外国人。七岁的孩子，多聪明，是不是？”
“后来呢？那人怎样了？”温斯顿问。
“这我就说不出了。不过，我不觉得惊讶，要是——”帕森斯做了一个用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还模仿着射击的咔嚓声。
“好。”赛姆敷衍地说，仍埋头看他的小纸条。
“我们不能给他们制造机会。”温斯顿老老实实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现在还在打仗。”帕森斯说。这时，他们头顶上的电屏响起一阵号声，就好像要证明帕森斯的观点似的。但这次不是宣布打了胜仗，而是颁布一个公告。
“同志们！”电屏里传来一个年轻人激昂振奋的声音。“注意，同志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取得了生产大胜利！截止到现在，各类消费品的生产数字表明，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二十多个百分点。今天上午，大洋国各地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涌上街头，以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老大哥的英明领导缔造了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里有部分统计数字。食品……”
“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出现了很多次，最近，富部很喜欢使用这个词。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号声吸引走。他呆呆地听着，一本正经又目光空洞，由于似懂非懂，他露出厌倦的神情。他不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但他知道它们令人满意。他拿出肮脏的烟斗，烟斗里已经装上了黑黑的烟草。每星期只能得到一百克烟草，很少能将烟斗装满。温斯顿抽的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翼翼地将香烟横着拿在手里。现在他只剩下四根烟，要买新的必须等到明天。他闭上眼睛，不再理会身旁的噪声，专心聆听电屏里的声音。有人为感谢老大哥将巧克力供应量提高到每星期二十克举行了游行。温斯顿心想，昨天才刚刚宣布要将供应量减少到每周二十克，不过二十四小时，他们怎么就完全接受了呢？没错，他们完全接受了这件事。帕森斯就很容易地接受了。他就像牲畜一样愚蠢，隔壁桌上看不见眼睛的家伙也接受了，还情绪狂热，怒气腾腾地要求将那些提到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揭发出来、逮捕起来、蒸发消灭。赛姆也接受了，他要复杂一些，运用了双重思想。这么说就只有他一人还记得这件事吗？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数字从电屏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和去年相比，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外，食物、服装、房屋、家具、饭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婴儿——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每一年，每一分钟，每个人，每件事，都在飞速发展。温斯顿拿起勺子，像赛姆那样蘸着桌子上那摊菜画了起来。他画了一条线，画出一幅图。他愤愤地寻思着他的物质生活。难道会一直这样下去吗？食物永远是这个味道？他放眼望去，低低矮矮的食堂里挤满了人，人们频繁地蹭着墙壁，把墙蹭成了黑色。破烂的铁制的桌椅排得紧紧密密，以至于人一坐下来，就会碰到别人的手肘。勺柄是弯的，铁盘变了形，马克杯粗糙不堪。每样东西都沾满油污，每一道缝隙都积满灰尘。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充斥了整个空间。你有权拥有的东西被骗走了，你的肚子，你的皮肤，都在做着无声的抗议。的确，在他的记忆里，任何东西都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何时，食物从未充足过，衣物总有破洞，家具总是破旧，房间里的暖气总也供应不足，地铁一直拥挤，房子从来歪歪斜斜；面包是黑色的，茶叶是稀少的，咖啡是低劣的，香烟是匮乏的——除了人造杜松子酒，没有哪样东西又丰沛又便宜。而随着你上了年纪，情况会越来越糟。但如果因为生活在肮脏贫乏的环境里会让你不快，如果你厌恶这冗长的冬天、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厌恶这冰冷的自来水、糙劣的肥皂、漏烟丝的香烟以及那难以下咽的食物。那不是说明，这样的状况是不正常的吗？若非如此，如果你没有关于旧时代的记忆，如果你不知道从前并非如此，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这些是难以忍受的？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几乎所有人都面目丑陋，那些没穿蓝色的工作服的也没好看到哪儿去。食堂的另一端，有个身材矮小、神似甲虫的人，一双鼠目东张西望，充满猜疑，他独自一人坐在一旁喝咖啡。温斯顿想，若没有四下观察，人们就很容易相信大部分小伙子都高大魁梧，大部分姑娘都胸脯丰满，大部分人都长着金黄色的头发，都有被太阳晒出来的健康肤色，都生机勃勃，无忧无虑——这正是党塑造的完美体格。但实际上，一号空降场的大多数人都瘦小干黑，病病恹恹。此外，部里到处都是甲虫一般的人。他们过早发胖，四肢粗短，终日忙碌，行动敏捷。他们臃肿的脸上多镶了一双细小的眼睛，还总挂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在党的领导下，这样的人繁殖迅速。
富部的播报结束了，号声再次响了起来，之后又播起了音乐，声音很小。之前那密集的数字轰炸让帕森斯兴奋不已，他将烟斗从嘴上拿开。
“今年，富部干得不错。”他摇晃着脑袋，说，“顺便说下，史密斯伙计，我猜你也没有刀片借我吧？”
“一片都没有，”温斯顿说，“我的刀片用了六个星期了。”
“没关系，我就是问一下，老伙计。”
“抱歉。”温斯顿说。
富部播报时，隔壁桌叽叽呱呱的声音暂停了一下，现在它又像刚才一样吵。不知为何，温斯顿想起帕森斯太太，想起她稀疏的头发和嵌着灰尘的脸。不用两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她就会消失不见。赛姆也会消失，温斯顿也会消失，奥布兰同样会消失。但帕森斯不会，那个叽叽呱呱的家伙不会，各个部门里那些庸碌往来的甲虫们更不会。
还有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小说司里的姑娘——她永远都不会被蒸发。本能告诉他谁能活下去，谁会被消灭。但是究竟是什么能让人幸存下来就很难说了。
突然，他回到现实。邻桌的那个女孩正侧着身子看着他，她的目光虽然是斜的却很专注。这让人十分困惑。当她发现温斯顿已经注意到自己，就把眼神挪开了。
温斯顿非常惊恐，后背还冒出了汗。但这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只留下一抹不安。她为什么要看他？她为什么跟着他？他想不起她是否在他来之前就坐在那里。昨天的两分钟仇恨会，她坐在他身后，而她完全没必要这样。很有可能，她真正的意图是听听他喊得够不够响。
之前的想法又浮现在他脑海里：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但就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了他多久，也许五分钟。也许，他并没有控制好他的表情，在公众场合和在电屏跟前放纵思绪非常危险。任何微小的细节，如不自觉地抽搐，不经意地烦恼，自言自语的习惯——只要看起来不正常，都有可能暴露你。那些不恰当的表情，如听胜利公告时将信将疑，本身就是犯罪。关于这个，新话里还有一个名词：脸罪。
女孩又回过头来看他，可能她并非在监视他，可能连续两天都靠近他坐只是巧合。他的烟熄了，为了不让烟丝掉出来，他小心地将它放在桌边。隔壁桌的人可能是思想警察，也许不出三天，温斯顿就会被抓到仁爱部的地下室去。但香烟不能浪费，他可以在下班后继续抽它。赛姆将那张纸条折好，放进口袋。帕森斯又张开了嘴。
“还没和你说过，老伙计！”他的嘴里还叼着烟斗，“有一次，我的两个孩子在市场上把一个老太婆的裙子给烧了，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他们偷偷绕到她背后，用了一盒火柴去烧她的裙子，可把她烧得够呛。那两个孩子真是积极啊！现在他们在侦察队里受到了一流的训练，比我当年要好得多。你知道他们发给孩子们什么吗？插在钥匙孔里的窃听器！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还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做实验，听到的声音比趴在钥匙孔上大一倍。别看这是个玩具，却能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是不是？”
电屏里发出尖利的哨音，该去工作了。三个人都站起身争先恐后地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的烟丝掉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