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四月的一天，晴朗而寒冷，时钟敲过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缩着身子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动作迅速，却还是慢了一些，风吹起沙土跟着他钻进了屋。
门厅里弥漫着煮白菜和旧垫子的味道，门厅尽头有一张并不适合放在室内的过于巨大的彩色宣传画。宣传画上只有一个一米多宽的庞大面孔。那是一张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色胡须，粗犷而英俊。温斯顿走向楼梯，电梯是坐不上了，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很少会开。为了配合仇恨周的节约运动，整个白天都停止供电。温斯顿的公寓在七层，三十九岁的他右脚踝上有一处因静脉曲张引起的溃疡，他只能慢慢地走，不时还要停下来歇一会儿。每层楼梯的平台处都在正对着电梯的墙上贴上了那张巨大的宣传画，画中人似乎在凝视着你，他的视线跟着人一起移动。而画的下方有这样一行字：老大哥在看着你。
公寓里，一个洪亮的声音正在念着和钢铁生产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镶嵌在右墙上的一块类似毛玻璃镜子的长方形金属板中。温斯顿把声音调低，这个装置（被称为电屏）只能将声音调低，不能完全关上。温斯顿走到窗前，蓝色的党员制服让他瘦小的身材看起来愈发单薄。他的发色很浅，面庞红润，皮肤因长期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剃须刀变得粗糙。寒冷的冬天才刚刚结束。
就算隔着紧闭的窗户，外面看上去仍然很冷。街道上，风裹挟着尘土和碎纸呼啸飞旋。虽然阳光明媚，天色湛蓝，所有的一切仍仿佛蜕去了色彩，除了那些随处可见的宣传画。那张留着黑色胡子的脸从各个角落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正对面的房子就贴了这样的宣传画，画上的人正用黑色的眼睛盯着温斯顿，“老大哥在看着你”。一张宣传画掉到了地上，它一角损破，被风吹动，发出啪啪的声响，一个单词时隐时现：英社。远远地，一架直升机在屋顶间飞过，像苍蝇一样在空中盘旋，又转了个弯飞走了。那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视人们的窗户。但巡逻队并不让人畏惧，让人畏惧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屏还在没完没了地播放着关于钢铁产量及超额完成三个九年计划的报告。电屏可以同时接收和发送信息，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响只要比轻轻低语稍大一点，都将被电屏接收。而他不只会被听到，还能被看到，只要他待在这块金属板的特定范围内。当然，你没法知道某时某刻你的一言一行是否处在监视之下。你只能想象思想警察会以怎样的频率、怎样的标准接通某个人的线路，他们很有可能一刻不停地监视着所有人的线路。可以肯定，只要他们想，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接上你的线路。你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这就是生活，从习惯变成本能——设想一下，你发出的所有声音都将被监听，除非在黑暗中，你的每个举动都将被监视。
温斯顿保持着背对电屏的姿势，这样相对安全。但他清楚，就算背对电屏仍有可能泄露信息。一公里外就是他工作的地方——真理部，那是一幢高大的白色建筑，高高地耸立在一片脏兮兮的区域内。这里，他有些厌恶地想着——这就是伦敦，大洋国第三人口大省一号空降带的主要城市。他努力在记忆中搜寻关于童年的蛛丝马迹，难道伦敦一直是这样吗？到处都是19世纪的破房子，墙的侧面靠木架子支撑，窗户上钉着硬纸板，屋顶上铺着皱巴巴的铁皮，就连花园的围墙也已经东倒西歪？还有那些经历了空袭的地方，灰尘飞舞，野花在残砖断瓦间生长，许多像鸡舍一样肮脏的木板房突然出现在爆炸后的空地上！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什么也想不起来，除了一片明亮的、背景难辨的、让人无法理解的画面，他的童年记忆里什么都没有。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就是“真部”——和人们看到的所有建筑不同。它是幢金字塔结构的庞然大物，白色的水泥闪闪发亮。它一层一层地交叠着，高高耸起，足有三百多米。站在温斯顿所在的地方，刚好可以看到被人用漂亮字体写在白色墙壁上的三条党的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光是在地面上就有三千个房间，在地面下还有相应的附属建筑。整个伦敦只有三座外形和规模与之类似的大楼。这些大楼将它们周围的建筑映衬得渺小不堪。站在胜利大厦的顶部，可以同时看到这四座大楼，即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都分布在这四个部中。
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这四个部的名字若用新话来讲就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其中，仁爱部是最令人战栗的一个，整幢大楼没有一扇窗户。温斯顿从来没有去过仁爱部，甚至不曾踏入距离它半公里的区域。这是一个非公莫入的地方，即使要进去，也要穿过遍布着铁丝网、设立着铁门和机关枪的道路。而在仁爱部外面的大街上，还有穿着黑色制服、带着警棍的警察，他们在街上巡逻，个个面目可怖。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换上一副心满意足的快乐表情，这是面对电屏时的明智之举。他穿过房间来到小厨房。在这个时间离开真理部，他无法在食堂吃午饭。而他也清楚，他的厨房里只有一块要留到明天早上作早餐的黑面包。于是，他从架子上拿起一个贴着白色标签的瓶子，瓶子里装着无色的液体：胜利杜松子酒。这种酒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汽油味，类似中国的白酒。温斯顿差不多倒了一茶杯，然后鼓足勇气，像喝药那样灌了下去。
他的脸立刻红了起来，泪水从眼角渗出。这东西的味道好像硝酸，喝的时候让人觉得后脑勺仿佛被橡皮棍狠狠地敲了一下。不过，过了一会儿，当胃里的灼烧感退去，世界看起来可爱多了。
温斯顿从印有“胜利香烟”字样的小匣子中抽出一根烟，不小心将它拿竖了，烟丝掉到地上，他只好再抽出一根，这次成功了。他回到起居室，在电屏左边的小桌子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笔杆、一瓶墨水和一个四开大小的空白本子。本子的封皮是红色的，上面还压有大理石花纹。
通常电屏会被安装在房间最里面的墙上，方便监视整个房间，但不知为什么，温斯顿起居室的电屏却被装在了正对着窗户的较长的那面墙上。电屏的一边有个凹进去的地方，大概是建房子时计划留出来放书柜的，温斯顿就坐在这里，他尽可能地向后靠过去，让自己待在电屏的监视范围外。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被听到，但只要他待在现在这个位置，他就可以不被看到。这房子与众不同的格局让他想到了这点。
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还和他刚刚拿出的那个本子有关。这是个漂亮的本子。纸质细致而光滑，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这种纸至少有四十年没再生产了——纸张有些泛黄。但他猜测这本子的年代很可能比四十年还要长。他是在一间散发着臭味的小旧货店的橱窗里看到它的。这家店就坐落在一个破败的街区里（他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个区）。看到它的第一眼，他就遏制不住要拥有它的欲望。虽然党员不允许进入普通商店（即“自由市场的买卖”），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因为有太多东西，比如鞋带和刮胡刀的刀片，不到这里就无法买到。他迅速地向街道两旁看了几眼，然后钻到店里，花了两块五毛钱将它买下，他还没想到要拿它来做什么。他将它收在公文包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了家，就算本子上一字未写，也可能引起怀疑。
他准备写日记，这件事并不违法（没有什么事会违法，因为不再有法律），但一旦被发现却有可能被处以死刑，或者至少被关到劳动营里服上二十五年徒刑。温斯顿将钢笔尖装到笔杆上，又在笔尖上舔了舔，清掉了上面的油。钢笔已经是古旧的东西，就算是签名也很少会用到，他私下里花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一支，而这样做仅仅因为他觉得只有用钢笔写字才配得上那漂亮、细致的纸张，他不能用蘸水笔在这样的纸上划抹。事实上，他并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一些便签，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对着语音记录器口述事情，而他眼下要做的事当然不能用语音记录器。他拿起笔，在墨水里蘸了蘸，又迟疑了片刻。一种震颤的感觉充斥了他的身体，在纸上写上标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的身子向后靠去，整个人都被无助感吞噬。首先，他不能确定今年是不是1984年，他能肯定的是他今年三十九岁，并且他知道自己是在1944年或1945年出生。但是现在要想准确地确认年份，没有一两年的误差是不可能的。
突然，他想起一个问题，他究竟为了什么写日记。为未来？为那些尚未出世的人？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心思都放在了那令人生疑的年份上。他猛地想起新话中的一个名词“双重思想”。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艰巨的事。人要如何和未来交流？这是不可能的。未来若和现在类似，未来不会听他说话；未来若和现在不同，他的预言就失去了意义。
有那么一会儿，他对着纸发呆。电屏里播着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看上去不只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勇气，还忘记了他要表达的事情。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他没有想过除了勇气他还需要什么。其实，写东西很容易，他只需要将多年以来一直盘桓在脑海里的那些没完没了的、焦躁的内心独白放到纸上就可以了。但在这一刻，这内心独白竟枯竭了。更何况脚上那静脉曲张引起的溃疡开始发作，痒得他难以忍受，他又不敢去抓，一抓就会红肿发炎。时间一点点地过去，面对着空空白纸，他只能感觉到脚上的瘙痒，电屏音乐的刺耳以及酒后的醉意。
突然，他慌张地写了起来，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写了什么。他用孩子般幼小的字体在纸上肆意书写，先是忽略了大写字母，最后竟连标点也略过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看了电影，都是战争片。其中一部非常好看，一艘载着难民的轮船在地中海的某个地方遇到轰炸。看着胖男人在大海中拼命游泳试图逃脱追赶他的直升机，观众们非常开心。一开始，这男人就像一头海豚在波涛中起伏，直升机上的人通过瞄准器发现了他，紧接着他的身上便布满枪眼，周围的海水也被他的血染成了粉红色，他的身体突然下沉，就好像海水从枪眼里灌了进去。在他下沉的时候，观众们哄堂大笑。之后人们看到一条满是孩子的救生艇待在盘旋着的直升机的下方。一个似乎是犹太裔的中年女人抱着三岁大的小男孩坐在船头。孩子吓坏了，号啕大哭，把头深深地埋进她的怀里，就好像要钻到她身体里，她则安慰着他，用双手将他环住，可她自己也因为恐惧面色发青。她以为她可以用手臂挡住子弹，保护她的孩子。直升机飞过来投下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伴随着一道剧烈的光芒，小艇变成碎片。接下来的镜头非常清晰：孩子的手臂被炸得高高的，直升机前的摄影机一直追着它在拍。从党员的座位区传来一片掌声，群众区里却突然站出来一个女人，那女人嚷嚷着说这电影不应该放给孩子看，他们做得不对。直到警察赶来将她押了出去。我不觉得她会出什么事，没有人会关心群众说什么，群众的典型反应就是他们从来不……
温斯顿停下笔，一方面因为他感到肌肉在抽搐，他不知道为什么从他笔端倾泻的是这些垃圾。而奇怪的是，他忽然清楚地回想起一件毫不相关的事，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将这件事写出来。他想起来正是这件事让他突然萌生了回家写日记的念头。
假使这模模糊糊的事确实发生过，那它就发生在这天上午，在部里。
将近1 1点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司为了给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大家纷纷将椅子从隔间里往外拉，直拉到大厅中央，正对着大型电屏。温斯顿刚要坐在中间一排的某个位置上，两个和他有点头之交的人出人意料地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是个女孩，经常和他在走廊里擦肩而过，他叫不出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可能在小说司工作，她经常满手油污地拿着扳手——她负责为某个正在写长篇小说的部长维修写作机。她看上去胆子很大，大约二十七岁，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和长满雀斑的脸，她行动敏捷，就像运动员一样。她的腰间系着一条窄窄的鲜红色的饰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的标志，饰带在她的工作服上绕了几圈，缠得刚刚好，巧妙地衬托出她臀部的线条。第一眼看到她，温斯顿就心生厌恶，他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努力制造出类似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那样排除杂念的氛围。几乎所有女人他都厌恶，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总是盲目地追随着党，她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党的口号，无偿地侦察那些异端思想。他觉得这个女孩比别的女人更加危险。一次，他们在走廊里相遇，她斜着眼睛迅速地打量了他一番，那眼神仿佛刺透了他的身体，瞬间将黑色的恐惧注入其中。他闪过一个念头：或许，她是思想警察。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接近她，仍会让他不舒服，而这不适感既包含敌意也包含恐惧。
另外一个是个男人，名叫奥布兰，是内党党员，有着重要且隐蔽的职务。温斯顿对他的职务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个大概。看着这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内党党员走过来，人群迅速安静下来。奥布兰是个大个子，体格壮实，他脖子短粗，面容粗糙、冷酷又幽默。尽管模样令人畏惧，举止却很有魅力。他有个小动作——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不知道为什么，这能让人放下对他的戒备——很难说清也很奇怪，这动作让人觉得他很文雅。若一直想下去，人们会联想到18世纪的贵族用鼻烟壶款待宾客。许多年来，温斯顿只见过奥布兰十几次，对他非常感兴趣，这不只因为奥布兰优雅的举止和拳击手般的外表反差强烈，而是温斯顿有个秘密的信念——也许还算不上信念，他多少希望奥布兰在政治方面不会那么正统。
奥布兰的表情让人不由自主地得出这个结论。也许，他脸上呈现的不是“非正统”，而仅仅是“聪明”。但不管怎样，看着他的外表，你会萌生躲开电屏，和他单独聊聊的念头。温斯顿从来没有耗费半点力气证实这个猜测，事实上，他也没法去证实。奥布兰低头看了看手表，快1 1点了，显然他决定待在记录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搬来一把椅子，坐在温斯顿那排，两人之间只隔了两个位子，夹在他们中间的是个淡茶色头发的身材矮小的女人，她就在温斯顿隔壁的办公室工作。至于那黑头发的女孩则刚好坐在他们的后面。
很快，大厅尽头的电屏里发出了可怕的演讲声，那声音非常难听，好像一台正在运作的大型机器在没有加油的情况下发出的噪音。这声音让人咬牙切齿，寒毛直立。仇恨会开始了。
像往常一样，屏幕上出现了人民公敌埃曼纽尔·高德斯坦因的脸。观众纷纷发出嘘声，淡茶色头发的女人还尖叫起来，叫声中混杂着恐惧与憎恶。高德斯坦因是叛徒，是堕落的人。很久以前（没有人记得究竟有多久）他是党的领导者，几乎和老大哥平起平坐。然后他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但他又神秘脱逃，销声匿迹。两分钟仇恨会的内容每天都不一样，但每次都把高德斯坦因当做重中之重。他是头号叛徒，是最早玷污党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行为、一切破坏行动、一切异端思想和违规越轨的行为都是他教唆的。他仍然活着，仍在策划阴谋，他也许在国外，躲在外国人的庇护下，也许在国内，藏匿在某个地方——时不时就会传出这样的谣言。
温斯顿觉得自己的心脏正在缩紧。每当看到高德斯坦因的脸，他就心情复杂，这让他非常痛苦。高德斯坦因长着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面孔，白发蓬松，还蓄着一小撮山羊胡——这是张聪明人的脸，但这脸又惹人生厌，鼻子又细又长，鼻梁上架着眼镜，看上去既衰老又愚蠢。他的脸让人想起绵羊，甚至连他的声音也和绵羊相似。高德斯坦因对党进行攻击，他夸大其词，蛮不讲理，言辞恶毒，这套把戏就连孩子都能看穿，可听上去又有几分道理，人们不得不提高警惕。若头脑不够清醒，很容易就被他蛊惑。高德斯坦因辱骂老大哥，抨击党独裁，要求立即和欧亚国和谈，还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情绪激动地叫喊着，说革命遭到了背叛——在讲这些话时，他语速极快，多使用多音节词。这分明是对党的演说风格的拙劣模仿，他甚至使用了新话——毫无疑问，比任何党员在日常生活中讲到的新话都要多。在他说话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人被他似乎有些道理的花言巧语蒙蔽，电屏上，他的脑袋后面可以看到数不清的欧亚国士兵正排着纵队前进——这些身材壮硕的士兵都长着典型的亚洲人的脸，都面无表情，他们一队接一队地走着，绵绵不断地出现在电屏上，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他们用沉重又富有节奏感的脚步声衬托着高德斯坦因的那类似绵羊的喊叫。
仇恨会只进行了半分钟，房间里就有一半人按捺不住愤怒发出咆哮。那扬扬得意的绵羊脸以及这绵羊脸后欧亚国震慑人心的力量都让人无法忍受。另一方面，只要看到高德斯坦因的脸，或者仅仅是想象一下他的样子，人们就不禁恐惧、愤怒。相比欧亚国或东亚国，他更频繁地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因为无论大洋国和这两国中的哪一个开战，通常，它都要和另一国保持和平。但奇怪的是，虽然所有人都仇恨、鄙视高德斯坦因，虽然他的理论每天甚至一天上千次地在讲台上、在电屏内、在报纸里、在书本中遭到批驳、攻击、嘲弄，被当做毫无价值的垃圾。他的影响似乎从未减弱过，总会有一些新的什么人上当受骗，每天思想警察都会抓到受他指使的破坏分子和间谍。他是影子部队的领导者，这支部队由试图推翻政府的阴谋者构成，是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即传说中的“兄弟会”。此外，还有一种秘密的说法称有一本收录了各种异端邪说的可怕的书在暗中散发。这本书由高德斯坦因撰写，没有名字，人们提起它时只会说“那本书”。不过，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一般的党员都尽可能不去提兄弟会和那本书。
仇恨会进行到两分钟时，人们陷入狂热。他们跳起来，在座位上尽情叫喊，试图盖过电屏里传来的发狂一般的羊叫声。那个浅茶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涨红了脸，嘴像离开水的鱼一张一合。就连奥布兰也满面通红。他坐在椅子上，身体笔直，本就厚实的胸膛膨胀起来，像被电击一般颤抖不已。在温斯顿身后，黑头发的女人大喊着“猪猡！猪猡！猪猡！”还突然捡起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屏砸去。词典击中高德斯坦因的鼻子，又弹了起来，他的讲话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仍在继续。某个瞬间，温斯顿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人并无两样，他跟着大家一起叫喊，还用脚后跟使劲去踢椅子腿。这正是两分钟仇恨会的可怕之处，没有人被强迫着参加，但是没有人能避开它不参加。不出三十秒，人们就会抛开矜持。混杂着恐惧感和报复欲的快感，对杀戮、虐待、用大铁锤痛殴他人面部的渴望如电流一般通过人群，促使你背离自己的本意，变成一个面容扭曲、高声叫喊的疯子。但是，人体察到的这种愤怒只是一种抽象的、盲目的情绪，类似喷灯的火焰，可以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那么一会儿，温斯顿不再仇恨高德斯坦因，而正相反，这仇恨之情转移到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上。在这一刻，他的心倒向了电屏上这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里捍卫着真理和理智。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和周围的人融在一起，认为那些攻击高德斯坦因的话语都是正确的。此时，他对老大哥的厌恶又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愈发高大，他成了一个所向无敌、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宛若一块高高矗立的、与亚洲人对抗的巨石。而高德斯坦因虽然孤立无援，虽然连是否存在都尚存疑问，但他看上去就像个阴险的巫师，只需运用话语的力量就能让文明的结构毁坏殆尽。
有时，人能将仇恨的目标换来换去。温斯顿在转瞬之间就把对电屏中人的仇恨之情转移到身后的黑发女子身上，其速度之快，其情之猛，就好像噩梦惊醒后猛地把头从枕头的一侧扭到另一侧。他的心中出现了“生动美丽”的幻觉：他会用橡皮棍将她打死，他要把她脱光了绑在木桩上，像处死圣·塞巴斯蒂恩那样，让她乱箭穿心。他还要强奸她，并在高潮时割断她的喉咙。他比从前更清楚，为什么自己那么恨她。他恨她，因为她年轻漂亮却不性感，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不会如意。她柔软的腰肢似乎在诱惑你伸出手臂搂住她，但上面围着的却是令人讨厌的红色腰带，一个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达到顶点，高德斯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他的脸也一度变成羊脸。然后这羊脸又和欧亚国士兵融为一体。那士兵身材高大，样貌慑人，手中的冲锋枪正在咆哮，他似乎在冲锋，整个人好像要从电屏里跳出来。这吓坏了坐在第一排的人，一些人甚至开始向后靠去。但就在这一刻，电屏上，欧亚国的士兵变成了老大哥，他巨大的脸占满了整个屏幕——黑头发、黑胡子，面孔充满力量，安详沉稳。所有人都安下心来，没有人听见老大哥究竟说了什么。他仅有的鼓舞人心的话语被淹没在吵闹的战斗声里，难以听清，但他讲话本身就可以让人们恢复信心。在这之后，老大哥的脸隐去，电屏上出现用黑色粗体的大写字母写的三句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然而，老大哥的脸又在电屏上停留了几秒钟，也许它给人们的眼睛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不能立即消失。浅茶色头发的女人扑在身前的椅子背上，颤抖着轻声呼喊：“我的拯救者。”她向屏幕张开双手，接着又用双手捧起自己的脸。显然，她在做祷告。
这时，所有在场者都慢慢地、有节奏地、一遍又一遍地用低沉的声音喊着：“B—B！……B—B！”他们喊得很慢，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有长长的间隔。这低沉又模糊的声音很奇怪地带着野蛮的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好像听到了赤脚踩地的声音和咚咚的鼓声。喊叫大约持续了30秒。在那些情绪盖过理智的时刻，人们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叫声。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老大哥英明和权威的赞颂，但更多的，它是一种自我催眠，人们故意用有节奏的声音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由内而外地感到寒冷。两分钟仇恨会上，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他和大家一起陷入狂热。这非人的叫喊声“B—B！……B—B！”让他惊恐。
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呼喊，他不可能不这么做。这是人的本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控制自己的表情，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有那么几秒钟，他的眼神可能出卖了他，就在这一刻，颇具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它的确发生过。
那一瞬间，他捕捉到奥布兰的目光。当时奥布兰站着，正准备用他特有的姿势将之前摘下的眼镜戴上。就在他们四目相交的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温斯顿明白了——是的，他明白！——奥布兰和自己正思考着相同的事。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息传递过来，就好像两个人的大脑都敞开，彼此的思想借助目光传递到对方那里。“我和你一样，”奥布兰似乎在对着他说。“我完全清楚你的感受，我知道你蔑视什么、仇恨什么、厌恶什么，但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之后这心意相通的时刻过去，奥布兰的表情又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深不可测。
过程就是这样，温斯顿开始怀疑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会有后续，所有这些只不过让他保持信念、怀抱希望——除了他自己，还有人是党的敌人。也许关于庞大的地下网络的传言是真的，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诸如逮捕、招供、处决类的事一直在发生，但人们仍然没法确定兄弟会存在，有时温斯顿觉得它有，有时又觉得没有。没有任何证据，除了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它们可能谕示着什么，也可能什么都不是：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厕所墙上胡乱涂写的模糊语句，甚至陌生人相遇时所做的也许是“暗号”的小动作。统统这些全是猜测，很有可能都出自他的臆想。他又回到他的隔间去，没有再看到奥布兰。他几乎没想过继续和奥布兰那样接触。这太危险了，就算他知道怎样做，他也不能去做。他们只不过在一两秒的时间里混混沌沌地交换了目光，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而即便如此，对生活在自我隔绝中的孤独的人来说，它依然值得铭记。
温斯顿坐直了身子，打了个嗝，杜松子酒的味道从胃里泛了上来。他注视着本子，发现自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直在写东西，就像自动动作。并且字迹也不同于以往的潦草。他的钢笔在光滑的纸上用大写字母整整齐齐地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张纸。
他不由得一阵恐慌。其实毫无必要，因为这些字并不比写日记一事更加危险，有那么一会儿，他想把写了字的纸撕掉，就此放弃记日记。但他没有，他知道这毫无用处。不管他是不是写“打倒老大哥”，不管他是不是继续写日记，都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仍会抓住他。他已经触犯了——就算他没用笔写在纸上，他仍犯了——包含其他一切罪行的根本性的大罪，他们称它“思想罪”。
思想罪无处遁形，你可能成功地躲上一阵儿，甚至几年，但他们早晚会抓到你。
总是在夜里——抓捕总发生在夜里。他们突然将睡梦中的你惊醒，一面粗暴地抓着你的肩膀，一面用灯光直射你的眼睛，你的床边围绕着一堆凶恶的面孔。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审讯，也不会有报道。总是在夜里人们消失了。你的名字将从登记簿上移除，你的所有记录都将被清除，你的存在遭到否定，接着你就被遗忘。你被除掉了，被消灭了，人们通常将之称为“被蒸发”。
有那么一会儿，他变得歇斯底里，开始在纸上胡乱地涂写：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的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害怕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你的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害怕打倒老大哥。
他向椅背靠去，稍稍觉得惭愧，放下了笔。突然他一惊：有人在敲门。
已经来了！他像老鼠似的一动不动，徒劳地祈祷不管是谁敲一会儿就离开。但是没有，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不开门最糟糕了，他的心像鼓一样怦怦地跳着，不过，习惯成自然，他也许仍面无表情。他站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握住门把手的瞬间，温斯顿发现日记还摊在桌子上，上面尽是“打倒老大哥”，字体大到站在房间的另一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简直愚蠢透顶！但他知道，这是因为哪怕身处慌乱，自己也不想让未干的墨迹弄脏洁白的纸。
他吸了口气，将门打开，顿时放下心来，感到一阵温暖。门外站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她脸色苍白，头发稀疏，皱纹满面。
“哦，同志，”她用沉闷的声音说，“我听到你进门的声音，你可以帮我看下厨房的水池吗？它好像堵住了。”
原来是帕森斯太太，同层楼某个邻居的妻子。（党不大赞成使用“太太”这一称呼，认为对所有人都应称“同志”，但人们仍然会对某些女人使用这个词）她大概三十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脸上的皱纹仿佛嵌着灰尘一般。温斯顿跟着她向走廊走去。这样的修理工作每天都有，让人心烦。胜利大厦是始建于1903年的老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天花板和墙上的灰泥频繁剥落，天气一冷水管就开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水，即使不是为了节约而将暖气完全关闭，也只会提供一半的热量。维修之事除非自己动手，否则必须经过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批准，可就连换玻璃这样的小事，委员会也会拖上两年才解决。
“汤姆刚好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的屋子比温斯顿的大一点，是另一种形式的阴暗。所有东西都像被殴打过一样，就好像刚才有猛兽闯了进来。地板上散落着各种体育用品，曲棍球棒、拳击手套、破足球、翻过来的汗渍斑斑的短裤。桌上放着脏碟子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贴着青年团和侦察队的红旗以及巨大的老大哥的画像。房间像这幢大楼的其他地方一样弥漫着煮白菜的气味，不仅如此，还有浓烈的汗臭味。随便是谁一闻就闻得出来，但不知为什么，这气味来自一个当时并不在场的人。而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吹用梳子和厕纸做成的喇叭，试图和上电屏里传出的军乐声。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忧虑地向那扇房门看去，“今天他们没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话只说一半。厨房的水池里溢满了绿色的脏水，味道比煮白菜还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水管的拐弯处，他不愿意动手，也不愿意弯下身子，这会诱发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什么忙都帮不上，站在一旁观看。
“当然，如果汤姆在家，一会儿就能修好。”她说，“他喜欢做这个，他的手很巧，汤姆就是。”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胖胖的，人有点儿蠢，带着一腔愚钝的热情，在各方面都很活跃。他是那种不问为什么，有献身精神又劳劳碌碌的人，党要凭借他们维持稳定，他们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思想警察。帕森斯三十五岁，就在不久前刚刚不情愿地脱离了青年团，而在进入青年团之前，他曾不顾规定在少年侦察队多待了一年。他在真理部的职务是附属性的，对智力没有要求。但另一方面，他同时还在体育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负责领导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和义务劳动等活动。他会在抽烟斗的工夫用平静的语气颇为自豪地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去集体活动中心。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把汗味带过去，那汗味倒成了他精力充沛的证据。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说，他正摸着水管接口处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的声音有些犹疑，“不知道，说不定，也许孩子们——”
在一阵脚步和喇叭声后，孩子们冲进客厅。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掉脏水，忍着恶心将堵塞水管的一团头发取出。他用冰冷的自来水洗干净他的手，回到另一个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粗鲁的声音喊道。
有个九岁的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他很漂亮也很凶狠，正用一支玩具手枪对着他。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用木棍对着温斯顿。两个孩子都穿着蓝色的短裤和灰色的衬衫，都戴着红领巾。这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心神不宁，男孩的样子如此凶狠，不完全是在游戏。
“你这个叛徒！”男孩喊着，“你这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我要消灭你！我要把你送到盐矿去！”
两个孩子突然围着他跳了起来。“叛徒！”“思想犯！”小女孩完全在模仿他的哥哥。这多少有些令人害怕，他们好像两只小虎崽，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吃人的野兽。男孩子眼神里写着狡猾和残忍，流露出要踢打温斯顿的意图，他清楚自己很快就会长到可以这样做的年纪了。温斯顿只能庆幸男孩手里拿的不是真枪。
帕森斯太太不安地看着孩子们，起居室的光线非常好，温斯顿发现她的皱纹里果真嵌着灰尘。
“他们真能闹，”她说，“没能看绞刑，他们很失望，所以才这样闹。我太忙了，没时间带他们去，汤姆下班又晚。”
“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小男孩大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小女孩一边叫着，一边蹦来蹦去。
温斯顿想起来，今天晚上公园里要对几个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罪犯执行绞刑。这种事每个月都有一次，大家都喜欢看。小孩子总是吵着嚷着让大人带他们去。他向帕森斯太太道完别就向门口走去。但他没走几步就被人用什么东西在脖子上重重打了一下，顿时他的脖子就像被烧红的铁丝刺进去那样，疼痛难忍。他转过身，看到帕森斯太太正抓着儿子往屋里拖，那男孩则把一个弹弓往口袋里塞。
“高德斯坦因！”在屋门关上的刹那，男孩喊道。温斯顿惊讶地发现帕森斯太太既无奈又恐惧。
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他快步走向电屏，摸了摸脖子，在桌子旁坐下。电屏已经停止播放音乐，一名军方人士正一字一句地念着关于冰岛和法罗群岛间设置的新式浮动堡垒的事，这个堡垒不久前刚刚建成。
温斯顿心想，那女人一定为她的孩子担惊受怕。再过两年，他们就会没日没夜地监视她。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侦察队已经将他们培养成肆意妄为的家伙，但同时他们又不会有任何违抗党的控制意向。恰恰相反，他们崇尚和党有关的一切。他们唱歌、列队前进、打起旗帜、远足、用木制步枪进行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在他们看来光荣而有趣。他们凶残的本性被激发出来，用在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徒、思想犯身上。超过三十岁的人普遍害怕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每个星期《泰晤士报》都会看到关于偷听父母谈话的小暗探的报道——通常会称之为“小英雄”——偷听父母的危害性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报告。
弹弓造成的疼痛消退了。他漫不经心地拿起笔，思考是不是还要在日记上写些什么。突然，他又想起奥布兰。
究竟有多久了？大约七年前，他曾作过一个梦，梦到自己穿过漆黑的房间。当他走过时，有个人在他身侧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声音很平静，不是命令。他继续向前走。奇怪的是，当时，梦中的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多深的印象。直到后来这句话才渐渐有了意义。
他记不清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在做梦之后。他也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意识到说这句话的是奥布兰。但不管怎样，他确信，在黑暗中和他说话的就是奥布兰。
温斯顿一直无法确定奥布兰是敌是友，即便这天上午他注意到他闪烁的眼神。但这似乎并不重要。他们心意相通，这比友谊或同志感情更加重要。他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知道这话的含义，只单纯觉得它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实现。
电屏里的讲话声暂停下来，一声清亮的号响打破了沉寂。接着，刺耳的讲话声又出现了：
“注意！请大家注意！现在播放从马拉巴阡县发来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争即将结束。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然，在描绘完欧亚国部队被惨烈歼灭的情形以及列举完一堆关于杀敌、俘虏的数字后，电屏里宣布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供应量由每天30克削减到每天20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酒劲几乎完全消退了，只留下泄气的感觉。也许为了庆祝胜利，也许为了让人们忘掉削减巧克力供应量的消息，电屏里传来铿锵有力的曲子《为了大洋国》。照规矩，在这个时候他应该立正。但电屏看不到他现在待的位置。在这首曲子后，电屏播起了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仍用后背对着电屏。天气依然那么寒冷、晴朗。远处，一枚火箭弹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伦敦，这种火箭弹一星期要落下二三十枚。
楼下的街道上，那张破损的宣传画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英社”二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莫测的过去。他觉得自己正徜徉在海底森林里，他在这畸形的世界里迷失了，化身成怪兽。他独自一人。过去已经死了，未来不能想象。他如何确定究竟谁和他站在一起？他如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真理部那白色墙壁上的标语再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这些问题的答案：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硬币上也刻着这三句标语，字小而清晰。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他的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子上、烟盒上——他无处不在，而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你，他的声音总是环绕着你。不管你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在浴室里还是在床上——你无处躲避。除了你脑袋里的几立方厘米，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你。
太阳西斜，真理部的窗户因为没有阳光照射就像堡垒上的枪眼一样冰冷。在这金字塔状的庞然大物前，他感到恐惧。它太强大了，不可能被攻克，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将它摧毁。他再次想起那个问题，他为谁写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了想象中的时代。可等待着他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被烧毁，他也将“消失”。只有思想警察能读到他写的东西，然后他们又会将关于它的记忆清除。当你存在的痕迹，哪怕你随意写在纸上的没有姓名的字句都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你要如何向未来呼喊呢？
电屏里的钟响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要在14点30分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让他振奋。他是孤独的幽灵，他说了谁也听不到的真理。只要他说出来，保持清醒和理智，你就承袭了人类的传统。他返回桌边，蘸了蘸墨水，写道：
为未来或过去，为思想自由、张扬个性且不孤独的时代——为真实的，不会抹杀清除过往之事的时代致敬！
从千篇一律的时代，从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双重思想的时代——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对他而言，只有理清了自己的思绪，才算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行动的后果就蕴涵在行动本身中。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让人死，思想罪本身就是死。
现在，既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那么尽可能活得长便至关重要。他右手的两个指头沾上了墨水。没错，这样的小细节也会暴露你。部里随便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可能是个女人，比如浅茶色头发的女人和黑色头发的女孩）也许会去打探为什么他会在中午吃饭时写东西，为什么他用的是老式钢笔，而他又在写些什么——然后向相关部门暗示一下。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洗去墨迹。这肥皂擦在皮肤上就像用砂纸磨东西，很适合拿来清洗墨迹。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把它藏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至少可以确定它是否被人发现。往里面夹头发太明显了，所以他用指尖蘸了一颗不容易被发现的白色灰尘，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若有人动了本子，它就会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