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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在这儿再来一次。”朱莉亚说，“随便哪个用来藏身的地方只用两次还是安全的。当然，一两个月内是不能用了。”
她一醒来就变了样，动作干净利落。她穿上衣服，系好红饰带，开始安排回去的路线。这件事似乎理所当然地要交由她做。她显然拥有温斯顿所欠缺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再说她看上去对伦敦周边的乡村十分了解，无数次的集体远足让她积累了经验。她安排的回程路线和他来时的大不相同，她要他从另一个火车站出去。她说：“回去的路永远不要和来时的一样。”就好像在阐述某个重要的原理。她先离开，半个小时后，温斯顿再离开。
她告诉他一个地方，四天后他们可以在下班后到那里相会。贫民区的某条街道上有个露天市场，那里总是人来人往，喧闹拥挤。她会在货摊之间转悠，假装找鞋带或缝衣线。如果她确定万无一失就在他走近时擤鼻子，否则他就装作不认识径直走过。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在人群中平安无事地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下次约会。
“我现在必须走了，”他一记住她的话，她就立即说道，“我要在19点30分回去，我得为青少年反性同盟花上两个小时，发发传单，或者做些其他什么事。这是不是很讨厌？能帮我梳下头吗？头发里有树枝吗？你确定没有？那么再见吧，亲爱的，再见！”
她扑到他怀里，狠狠地吻他。过了一会儿，她从那些小树中拨开一条路，没有一点声音地消失在树林里。而他依然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儿。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在室内相会，也不可能用文字交流。
实际上，后来他们再也没到树林中的那块空地去。自此之后，整个五月他们只有一次真正做爱的机会，那是在朱莉亚告诉他的另一个隐蔽之所，一个废教堂的钟楼上。三十年前一颗原子弹曾轰炸过那里。它是个很好的藏身处，只要你走得到，通往那儿的路非常危险。在其他时间，他们只能在街上相会，每晚都在不同的地方，每次都不超过半小时。通常在街上，他们还能勉强说上些话。他们在拥挤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走着，算不上并肩而行，也从不两两相望。他们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断断续续地交谈着，就好像时亮时灭的灯塔。每每遇到身穿党员制服的人或是接近电屏，他们就突然噤声，几分钟后再接着之前中断的地方讲下去。到了约定好的分手地点，谈话也会突兀中断，到第二天晚上再直接接上。这样的说话方式朱莉亚似乎习以为常，她管这叫“分期谈话”。她讲话时不动嘴唇，令人惊讶。而在近一个月的晚间约会中，俩人只接了一次吻。当时他们正默默无语地走在一条小巷子里（朱莉亚从不在主要街道以外的地方说话），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大地颤抖，漫天黑烟。温斯顿侧着身子倒在地上，又疼又怕。一定是火箭弹落在附近。突然他发现朱莉亚的脸离他只有几厘米，她的脸色如死人一般苍白，就像涂了白粉，嘴唇也同样惨白。她死了！他紧紧地搂住她，发现自己亲吻的却是活人才有的温暖的脸庞，一些粉末样的东西跑到他嘴里。原来，两个人的脸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泥。
有几个晚上，他们来到约会的地方又不得不走开，连招呼都不能打，因为刚好有巡逻队从街角走来，或者正好有直升机在头顶转悠。即使不这么危险，他们也很难找到约会的时间。温斯顿一星期工作六十个小时，朱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的休息日要根据工作的繁忙程度而定，经常凑不到一起。反正对朱莉亚来说，很少有哪个晚上是完全空闲的，她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听演讲、参加游行、散发青少年反性同盟传单、准备仇恨周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之类的事情上。她说这是伪装，如果你能在小事上循规蹈矩，你就能在大事上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拿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兼职军用品生产，很多表现积极的党员都义务参加了。因此，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晚上，温斯顿要花四个小时待在昏暗通风的工作间里，在电屏的音乐和锤子的敲打声中做着令人烦闷的工作，他要用螺丝将金属零件拧在一起，那大概是炸弹的引爆装置。
在教堂钟楼约会时，他们将之前断断续续的谈话所造成的空隙填满。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钟楼的小方房间里空气窒闷，充斥着鸽屎味。他们坐在尘土淤积、树枝遍布的地板上聊了好几个小时的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从窗户缝处向外看看，以确定没有人接近。
朱莉亚二十六岁，和三十多个女孩挤在一间宿舍里（“一直生活在女人的臭味里！我是多么恨女人！”她补充道），而正像他猜测的那样，她在小说司里负责写作机。她喜欢她的工作，她要发动并维护一台功率超大又极其复杂的马达。她并不“聪明”，但她乐于动手，和机器打交道让她感觉自在。从计划委员会提出总观点到最后改写队的修饰润色，她能描绘出小说制造的整个过程，但她对最终的成品没有兴趣。她说她不大喜欢读书，书和果酱、鞋带一样，无非是一种不得不生产的商品。六十年代初以前的事她已经想不起来了，在她认识的人里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情况的人就是她的爷爷，而他在她八岁时就消失了。上学时她当过曲棍球队的指挥，曾连续两年拿下体操比赛的奖杯。在参加青少年反性同盟前，她还做过侦察队的队长，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她的表现一贯优秀，她甚至入选小说司下的色情科（这是声誉良好的标志），那可是为群众生产低级的色情文学的地方。据她说，在那儿工作过的人管它叫“垃圾间”。她在那儿干了一年，协助生产诸如《刺激故事集》或《女校一夜》这样装在密封套里的书。年轻的群众偷偷地买回去，给人留下买违禁品的印象。
“书里写了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简直就是垃圾。真的很无聊。它们总共只有六种情节，来回来去转着圈地用。当然我只负责搅拌机。我从来没进过改写队，我不擅长写东西，亲爱的——我做不了这个。”
他很惊讶，他这才了解原来在色情科，除了领导，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女的。有种理论说，和女人相比，男人的性本能不容易控制，男人更有可能被自己制造的色情作品侵蚀。
“他们连结婚的女人都不愿意要，”她说，“人们总觉得女孩是纯洁的，但无论如何，我不是。”
她第一次做爱是在十六岁，对方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为了不被逮捕，他自杀了。“他做得很好，”朱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自那之后，她又做过很多次。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乐，“他们”，也就是党，不让你快乐，那你就要尽己所能地打破他们的规矩。她似乎觉得“他们”剥夺你的快乐就像你要避免被抓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她用最粗俗的语言说她恨党，但她却没有批评党。除非和她的生活相关，她对党的理论没半点兴趣。他注意到，刨去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几个单词，她从来不讲新话。她没听说过兄弟会，也拒绝相信它的存在。在她看来但凡和党作对的组织都愚蠢之至，因为它们注定会失败。聪明的做法是既打破规矩，又保住性命。温斯顿不知道多少年轻人会像她这样，这些年轻人都是在革命后长大的，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他们眼中的党就像天空一样，是本来就有的，不会改变的，他们不会反抗它的权威，但他们却会像兔子躲避猎狗那样躲开它。
他们没有讨论有没有可能结婚，那太遥远了，不值得人去想。就算杀掉他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哪个委员会批准这样的婚姻。连做白日梦的希望都不存在。
“你妻子是怎样的人？”朱莉亚问。
“她是——你知道新话里有个词叫‘思想好’吗？那是指天生的正经人，完全没有坏思想。”
“我不知道这词，但我知道这种人，知道得够多了。”
他开始向她讲述他的婚后生活，很奇怪，她好像早就清楚这种生活的大致状况。她向他描述他如何一碰到凯瑟琳的身体她就变得僵硬，描述她如何紧紧抱住他却仍像使劲推开他一样，就好像她曾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和朱莉亚说这些事情很容易。无论如何那些与凯瑟琳相关的回忆已不再痛苦，它们已经变得令人讨厌。
“如果不是因为一件事，我还是可以忍受下去的。”温斯顿说。他告诉她，每个星期凯瑟琳都会在同一个晚上强迫他进行那没有感情的仪式。“她讨厌这事，但又没有什么能让她不做这事。她管这叫——你想都想不到。”
“我们对党的义务。”朱莉亚立即接道。
“你怎么知道？”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的。每个月学校都会对十六岁以上的女孩做一次性教育讲座，青年团也是。他们灌输你好几年，我敢说那对很多人都起了作用。当然你也说不准，人总是虚伪的。”
她针对这个话题发起了感慨。就朱莉亚而言，性的欲望就是所有事情的出发点。无论以什么方式触及到这个问题，她都表现得极为敏锐。和温斯顿不同，她清楚党宣扬禁欲主义的深层原因。这不单因为性的本能会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不受党操控的世界——所以必须尽可能地将它摧毁，更因为性压抑会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正是党希望的，因为它能够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这样说：
“你会在做爱的时候花光力气，之后你感到快乐，什么事都不想抱怨。而这样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们要你每时每刻都精力充沛。像游行、欢呼、挥舞旗子之类的事都是变了味的发泄性欲的途径。要是你内心愉悦，你又怎么会为老大哥，为三年计划，为两分钟仇恨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激动？”
他想她说的是真的，禁欲和政治正统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除了压抑强烈的本能，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党员们像党要求的那样将恐惧、仇恨、盲从保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上吗？对党而言，性冲动是危险的，需要利用的。他们用类似的手段对付为人父母的本能。他们不可能摧毁家庭，于是他们一方面鼓励人们用老办法爱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又有系统地教孩子如何与父母作对，他们让孩子监视父母的言行，揭发父母的偏差，让家庭成为思想警察的延伸。依照这个策略，每个人都清楚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自己都在告密者的包围下，且这告密者还是十分接近的人。
突然，他又想起凯瑟琳。凯瑟琳太蠢了，她没有意识到他的观念不合正统，否则她一定会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不过，让他想起凯瑟琳的却是那炎热的下午，天气太热了，他的头上冒出了汗。他开始向朱莉亚讲述一件事，或者说是没有发生的事，那还是在十一年前，一个同样炎热的夏日午后。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在去肯特郡的集体远足中迷了路，只落后了其他人几分钟，就转错了弯。他们来到白垩矿场的边上，前面突然没了路，矿边距矿底有十几、二十几米深，下面还尽是大石块。附近找不到可以问路的人，而凯瑟琳一发现迷路就变得十分不安，哪怕只离开那群吵吵嚷嚷的人一会儿，她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她想快点顺原路返回，看看别的方向有没有认识路的。但就在这时温斯顿注意到脚下的石缝中有几簇野花，其中一簇有砖红和紫红两种颜色，还都长在同一条根上。温斯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花，就喊凯瑟琳过来看。
“看，凯瑟琳！看那些花，就是矿底旁边的那簇。你看到了吗？它们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她已经转身走了，但她还是有些烦躁地回过头看了一眼。她从悬崖上探出身体，朝他指的地方张望。他就站在她后面一点儿，手扶着她的腰。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他们有多么孤单，树叶是静止的，小鸟也好像睡着了，周围没有一个人影。这种地方不大可能藏着话筒，就算有，也只能记录下声音。这正是午后最炎热、最让人昏昏欲睡的时刻，炽热的阳光射在他们脸上，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突然，他蹦出了一个念头……
“为什么不好好推她一把？”朱莉亚说，“若是我就会。”
“是的，亲爱的，你会的。若是现在的我，我也会，或者说可能会——我不能确定。”
“你后悔没推吗？”
“对，我后悔没推。”
他们肩靠着肩，坐在堆满灰尘的地板上。他把她拉近，她则将头枕在他的肩上，从她头发中散发的香气盖过了鸽子屎的臭味。在他看来，她还年轻，仍对生活充满期望，她不能理解，将一个麻烦的人从悬崖上推下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事实上，没有什么不同。”他说。
“那你为什么又会后悔呢？”
“那仅仅因为相比消极，我更喜欢积极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在这场比赛中获胜，某些形式的失败会比其他形式的要好些。就是这样。”
他感到她的肩膀动了一下，她不大同意他的观点。每每说起这种话，她总是不同意。她不能接受“个人终究会失败”是自然规律。从某种角度说，她能想到自己已劫数难逃，思想警察迟早会抓住她、杀死她。但在心底的某个部分，她仍相信她能建立起一个秘密的、由她自己来执掌的世界。而她所需要的无非是运气、勇气和机智。她还不懂世上并不存在什么幸福，唯一的胜利在遥远的未来，在你死了很久之后。从向党宣战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最好把自己当成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朱莉亚如实说。
“不是指肉体。半年，一年——五年，可以想象。我怕死，你年轻，可能比我更怕。当然我们会尽可能地推迟我们的死。但这没有丝毫不同，只要人仍拥有人性，死和生就是一样的。”
“哦，废话！一会儿你想和谁睡觉？我还是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我的腿，我是真实的，我是实实在在的，我是活着的！你难道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胸压着他。隔着制服，他能感觉到她那丰满坚挺的乳房。她似乎用身体将青春和活力注入到他的躯体中。
“没错，我喜欢。”他说。
“那就不要再说和死有关的东西了。现在听着，亲爱的，我们要商量下下次约会的时间。我们可以回树林那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过那儿了。但这次你必须从另外一条路走。我已经打算好了。你坐火车——你看，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务实作风扫出来一小堆土，然后又用从鸽子窝里拿出的树枝在地上画出一张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