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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讲到这里，便转进一层，说明“至诚无息”，也就是天地万物形成和存在的元始功能。但诚德的本身，它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心理的。它是形而上“天命之性”性德本具的功能。它是心物一元生生不已的原动力。人类的一切宗教与哲学科学等，都把它冠上一个特别的名称，有的是神格化，有的是唯物化。只有佛学，比较用理性化的名称，叫它是“业力”，“业”字包括一切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三种行为动力的总汇。唯一不同的，便是传统文化儒家的孔门教义，尤其是子思在《中庸》上，把这种心物一元，天地万物与人性同体的原动功能，用人道的人格化来命名，叫它是“诚”和“至诚”。这就充分表达孔门之教，是从人道的人伦道德作基本，终于修德进业而达天德，完成天人之际性命根源之道。大家明白了这个理路，再来读《中庸》的下文，便可迎刃而解，知道他说“至诚无息”之道，便是天地人三才生生不已的根源。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我们明白了上文“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便知“至诚无息”的作用，就是天地万物与众生性命相通、生生不息的诚道之妙用。同时，你也可了解《周易·乾卦象辞》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义了。天地之道，何以能够在永远强健而运行不息呢？因为天地宇宙万物，始终有一个无形无相而生生不已的中心动力的存在，它在人道生命的精神心意识上，就是诚之至诚的作用。所以他说，因为有“至诚无息”的性德，才顺序产生天地宇宙时空长存的永久性。“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然后再来自行解释形成天地的现象，便有“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那个能造成万物而使它彰明显著的功能是无形相，看不见的。“不动而变”，那个能使万物有生命原动力的功用，从表面看来，好像没有动作，根本没有动过一样。“无为而成”，因此，人们只是觉得它是什么都没有做过，一点都无所为似的。事实上，万物都是由这种似乎是不明显、不变动、无所为的功能中而形成的。“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宇宙万物的形成和存在，只是一个功能，所谓不二就是一。“则其生物不测。”那个唯一不二的总体功能，它能生万物，但你是无法猜测称量它的。总之，天地之道，只有六个明显的现象和作用，那就是“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如此而已。
接着，下文便是说明天地生物载物的“博厚”、“高明”、“悠久”的德性，提示人应当效法天地的盛德。最后举例，用周文王的学养和德业做表率，说明由人道而达天德的作为。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山）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现在我们仰头看天，能够用肉眼明明白白看到的天空，只有那么多。事实上，天体是无穷大的，甚之，在太阳和月亮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星球和银河系统，这些无量无数的星辰，都是和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天空联系在一起，构成人类肉眼所看见的一幅天体图案。所有万物，也都在它的盖覆之下。
至于我们所立足的大地，它原来的泥土，只有一小撮那么多。但由无穷数的小撮泥土，凝积成为极其广厚的地球，它就能运载那么多的山岳而不加重，振动江河海洋的奔流而不外泄，同时又负载万物在它的地面上成长。
我们再看看那些地球上的高山吧！它原来也只是一些小石子所卷成的大石块，但由无数的大小岩山堆积成了广大的高山，“草木生之，禽兽居之”，而且还贮蓄了许多宝物的矿藏。
至于地球上水啊！它的来源，本来只有一小勺之多，但它积聚成江河海洋以后，那些水族的生物，如鼋、鼍、蛟、龙、鱼、鳖，就都在它的领域中生存，而且繁殖了许多人类财货的资源。
所以《诗经》所载《周颂·维天之命》上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是说上天对所有生命的功能，那真是太奥妙而高深莫测了。这就是“天之所以为天也”的崇高伟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形容它了。同时，《维天之命》诗章上又说：“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是说文王的德行和对文化的贡献，犹如天一样的博厚和高明。这也就是对“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的最好赞颂。
然后总结以上的理念，文章语气一转，便提出“尊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六大道行，乃至“温故”、“知新”、“敦厚”、“崇礼”四重品德的重要。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这是用来说明由人道学养到圣人之道的境界，那是极其伟大的德业，犹如天地一样的崇高，能够洋洋洒洒而发育万物，真是优优大哉的事功啊！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精神和作用，必须“待其人而后行”。礼的精神是通于性灵自然的规律，不像后世注重法治的作用，只要使其达到合于法治的固定要求就可以了。所以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果没有真正修养到明心见性的至德境界，那就达不到凝然静定在率性之道的功用。因此需知君子之学，需要先“尊德性”（明心见性），同时而“道问学”（学问修养）。由于“道问学”（有学问），才能达到“致广大”（明白形而上的哲学领域）。由于“尊德性”，而明见心性的体用，才能启发道智极尽精微的学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然后才能做到“从容中道”的“中和”境界，这样才是极其高明而道行中庸的修养。至于学问之道，需要先能温习历史文化的典故，然后才可以推知时代的未来导向。但做人要敦厚平易，处世要崇敬礼义。能够做到这样，虽然位居众人之上，也不自骄；位居人下，也不自卑。生在国家有道的时代，一切言行，也足以有兴邦的贡献；生当国家无道的时代，就默默无闻，自求容身而已。所以在《诗经·大雅·烝民》第四章中就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明哲保身”这一名言的由来，是出在《诗经》。大家所熟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他的名文《前出师表》中，说到自己隐居南阳的时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当时的这种心境，就是这两句诗的境界。
讲到学养的四重品德以后，又引用孔子所告诫的几句话，再加注释，说明“时”和“位”的重要。这也等于是告诫学者“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名言。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这是引用孔子的名言说：有的人不明白自己真的是愚笨，但心有我慢的癖好，认为自己对世间是最有用、最有贡献的大才，好像是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气概。虽然自己还处在贫贱的地位，因为心有狂妄自尊的癖好，抓到一点，就要煞有介事，擅自专权作主。甚之，明明是生存在现代的世界上，却偏要做复古反古的事。从大的历史事例来说，西汉末年的王莽，硬想恢复周制和井田制度。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也同样有这种心态，要想实行古制而改变当时财经和税收，希望做到富国强兵。甚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先期，也有人大唱“王政复古”以抗拒西洋文化。最后都是合了孔子这句话：“如此者，烖（灾）及其身者也。”我们须知孔子的思想，是保持延续传统文化的精神，但不赞成复古，他是主张要适应时代的潮流，把握时势的变化，参酌古今之变，而建立人道文化的社会。但孔子也不同意完全否定传统的反古做法。所以他又说了“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三个原则。因为要改变社会，形成一个新的时代模式，非要有天然的时势给予机会，人心归向拥戴，做到在位当权的真正圣明天子，如周文王或周公一样，才能来“议礼”（议论古今文化的得失，然后创建一套承先启后礼的文化规模）。同时参酌古今，创制一个简明而缜密的制度，建立新社会文化的精神和次序（仪礼）。并且要考据精详，建立对人文社会有利的文艺和法治等风俗。
因此，子思又加解释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了，但“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是说明春秋战国末期各国诸侯君相的情形。有的虽然在位当权，但自忖学养和功德还不够格，因此不敢创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礼乐文化。有的虽然在学养上有道有德，但并没有当权在位，同样也不敢随便制作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礼乐文化。这也是同时说明孔子在当时，虽有其德，但无其位的心境。
讲到这里，让我们来讨论有关《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三句话，后世便有人据此而认为《中庸》并非子思所作，乃是西汉学者的伪造之书。因为子思生在春秋末期，而“车同轨，书同文”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事，在子思的时代，怎么有这种现象呢？这种论断，属于纯粹考证问题，似乎很有道理，但也未必尽然。当在战国七雄争霸的时期，庞大战争的重要工具和交通，都是车辆。如果秦、齐、楚和韩、赵、魏、燕等国，行车的轨道各自不同，试想，诸侯各国之间，用武力互相兼并土地，掠夺财货的战争，怎么能打呢？诸侯各国之间的文书，如果不是同文，那些外交文书，以及如《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记载的文字，岂不是都要有翻译馆和翻译人员吗？事实上，东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车同轨，书同文”等事，因为时代趋使，社会形态，从军事、经济、财政、商业上的需要，社会结构，早已开始自动变化，渐已形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了，并非从秦始皇开始，才来开通修建全国的统一车道，和统一文书。只是因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在历史上的记述，才算是全面的“车同轨，书同文”而已。例如西方文化在十七世纪以后，到现代二十世纪末期，以欧洲各国来讲，三四百年之间，早已随时随地，趋向于“车同轨”、“行同伦”的方面发展了。你不能说，西方欧洲的文明，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美国自认为可以称霸全球，那才真正形成西方的文化吧？子思生卒年代，距离秦始皇的登位，只有百余年之久，而且秦始皇在位，先后只有三十七年，除了修长城，造阿房宫等工程以外，并没有任何记载说他命令全国要统一修筑道路啊！所以这样有关考据上的学识，当然很重要，但有时候也不能作为绝对性的定论，需要“慎思”、“明辨”才对。
现在闲话讲过了，再来述说子思记载他祖父孔子有关考据学上“考文”的态度和感言说：我也曾经访问过夏朝后裔的杞国，但无法由杞国而清楚地说明夏朝礼乐文化的确实资料。我又为了学殷朝的礼乐文化，访问过殷人之后的宋国。（宋是孔子的宗主国，所以他不加定论。）至于我学周代的礼乐文化，现在还是一脉相承在用，所以我宁可从周代礼乐文化的精神中上溯传统。这是说明孔子对“考文”治学态度的认真和慎重，作为后文再三申述孔子学问宗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