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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我们必须了解，研读《中庸》到此，才是《中庸》学问修养最中心的关键所在。同时，更需要记住《中庸》开宗明义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三纲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率性之道而证天命的本有之性呢？他在本节的开始，就提出一个“诚”字作为方便法门。“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说，诚，是形而上自然本自具足先天自性的一个功用，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表诠的名相。因为天命之性，本自具足一切功能。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它赋予在每一个人生身之后的后天人性之中，人们却需要借重学养的修行，才能重新返还而合于原先本有具足的自性，因此便说：“诚之者，人之道也。”人能自诚其心，达到至诚的境界，才是人道学养最重要的造诣。那么，《中庸》所谓的“诚”，乃至如《大学》所说的诚意，是不是同一意义呢？可以说是同一内涵，但有不同的功用。《大学》所谓的诚意，是从人能诚之的作用，需要先从意念做起。《中庸》在这里不加一个意的作用，只是直接说明诚心的本地风光。所以他接着便直指诚心的功用境界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这是直指人心从诚的因地起修，达到至诚境界的描述。但所谓“不勉而中”的“中”字，切莫当作中央的“中”字来读，必须用中州音来读，如山东、河南等处方言的语音，读作“仲”，也就像说打靶打中了的中（音仲）一样才对。“不勉”，就是不需要用心用力，不需要一点勉强就中入无功用道的境界。“不思而得”，这是说不是用思想意识去求得的，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需要放下一切思维意识，绝对没有一点想象、妄念的作用，才能达到的境界。如果你学养到达“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无功用道，那么，照旧行住坐卧，仍在言谈行动的种种作为中，都是从从容容，无往而不合于中道的妙用了。但这是圣人的境界，不是一般人用尽心思方法，或者另外别求一个秘密法门，甚之，采用一种什么功夫所能做到的。其实，只要你放下一切思维、寻思、把捉、揣摩等的杂乱妄心，坦然而住在不思、不想、不寻究，对于一切心思杂念，放任自然，由它自来自去，不随它转。只是不迎不拒，不随不去，坦荡胸怀，了然不着。由此渐进，涵养功深，就可接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能启发圣智的功用了。如果不能一举而超然直达圣境，那就必须要反身而诚，下学而上达，所谓“择善而固执之者也”。那么，择善是择个什么善？固执是固个什么执呢？
关于什么是“择善而固执”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姑且搁置什么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形而上学而不谈，只说后天人性所认为的善和固执的道理。其实从人类整体文化来讲，无论是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一切教育、宗教、政治意识，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它的终极目的，都是教导人们要“择善而固执”。什么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念等等，始终没有离开教人怎样去“择善而固执”它的理论和目标。最明显的实例，便是宗教的“择善而固执”的方法。如教人向最信仰的主宰或主旨祈求和祷告、礼拜，甚之，心心念念，念诵一句总体的特称和名号，如主啊！神啊！佛啊！菩萨啊！天啊！父啊！母（妈）啊！乃至无义理可解释的真言咒语等等，都由任何一个宗教，根据他的教义理念而特定一个名句，作为信仰和修行的轨则，这就是“择善而固执”的作用。至于从周、秦以后的儒家学者，并没有如各宗教一样的特定一个作为总体专一的名言。但到了宋朝，自有宋儒理学门派的兴起，便根据《大学》、《中庸》的理念，认定以“主敬”或“存诚”作为“择善而固执”的学养标准。把传统儒家博大精深的学说，也变成类似宗教式的学问方法了。那么，宋儒理学家们，是怎样变出了这种花样呢？事实上，就是由于从《中庸》这一段话而建立了一个有分别影像，有义理可循的模式。
但《中庸》的原旨，并没有叫你去“主敬”或“存诚”。他是说，万一你不能直接到达“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智境界，那就要“择善而固执之”，才能达到“诚”的中道。怎样去择善？怎样去固执？他就提出下学而上达的五个学养方法，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当以孔子作榜样，不能固守一门学识，而困于主观成见的藩篱之中。“审问”，是要对任何一种学问，都要穷源考究清楚，不可落于盲从或迷信之中。“慎思”，是要将所学所闻加以理性的思考。“明辨”，等于后世所说要加以科学的、逻辑的分析和归纳。经由以上的四种治学过程以后，确定了理之所在，便要实践见证于做人做事的行事之间，所以叫作“笃行”。换言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种是择善；笃行，便需要固执。因此下文便有对这五个学养方法的申述说明：“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这是说如果没有去学习，或者学习得不好，学习不到家，你就不要冒昧去做实验吧！“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这是说，你不懂，就要去求学，请教知道的人教你。如不肯去求学求教，而且去求学求教了，仍然还没有彻底明白，那你就不要随便去实施吧！“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如果你也学习了，再经过自己的思考，还是没有想通，没有彻底明白，那也不可以将就去做。“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假使你把所学的经过思考和辨证，仍然还是弄不清楚，于心不安，你就不可以随便去做。这都是说明择善须精细，然后才可去实践。“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最后，是重在知道学理以后的实践。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秉“择善而固执”的精神去“笃行”，不可半途而废，或是功败垂成。必须要坚持精进，实行彻底，才能有成。（“措”字，有做到终点，做到最后的含义。）因此，便说，你如果能照这五个求学的方法去做，不急于求成功，只重视彻底去实践。“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一下就会，不必羡慕，不要气馁，你就准备用百倍的努力去完成。别人因十分的努力才能成功，你就准备千倍的努力去完成。总之，只要以“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精神去“笃行”，虽然是最愚笨的，最后必然会明白。虽然是最优柔寡断的，最后必然会坚强刚毅起来。
由于《中庸》在这里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种做学问的方法和程序，我们用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的教学方法来对照一下，唯一和这一理念相似的，大概就只有中国佛学，根据大小乘所说的“闻、思、修慧”的修行理念，提出“信、解、行、证”的修行次第，建立“教、理、行、果”四个综合的教法。例如佛经，首重“多闻”，就同“博学”是同义语。佛经的问答，先说“谛听”，就与“审问”是同一作用。佛学的修行，注重正思维去修“禅观”及“观想”，它就和“慎思”意义相同。所有的经论著述，必须注重“因明”（逻辑），就是要以“明辨”为主旨。凡此等等，最后总归要求需达真修实证的“行证”和“行果”，它和“笃行”的理念就完全一致。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翻译的佛经，多有采用《大学》、《中庸》的名词文身作基础，故使佛学在中国文化中，很快就融会为一体。再加上平民宗教的外观，终于普及民间，就流行不衰了。到了隋唐以后，以平易语体说教的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作《信心铭》，也同样地提出“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等开示，也是说明择善固执的重要，并非是绝对不用文字语言，就可悟道。他也等于是掺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理念，“即此用，离此用”而已。总之，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择善而固执”的理念，也就是阐明“大学之道”笃行“止于至善”的普及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