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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我们从这里开始，变更研究讨论的方法，碰到可以在原文原句下，试加语体的今译，便可明白，就不另加发挥了。除非需要特别说明的要点，再用如上面一样的办法，稍加解释。因为这些原文原句，都是“文从字顺”，本来就是上古的语文，稍一用心，可以一目了然，不必再来画蛇添足。但能切实背诵纯熟，完全不假思索而记忆不忘，那就在你的一生中，大有帮助你做人处世的妙用了。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子说：道并没有远离了人，人们如果认为是与现实人生距离太远的事，那你就真很可惜，不可以为道而修道了！“《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是孔子引用《诗经·国风》所录《豳风·伐柯》第二章的词句，它的意义，是说要斫一枝树干，斫就斫吧！只要你对着树干，瞄准了部位，一下子斫下去就对了。“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如果你用心太过，手里把握着树干，小心翼翼地，眯起眼神，看了又看，就会愈看愈难，反而不容易下手了。“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以要学做君子之道的人，在世间人群中修行人道，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方法，你要知道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如果我错了，便改过就是了。
对人尽心尽力叫作忠。能够原谅包容别人叫作恕。如果能够处处以忠恕待人，那就离道不太远了。换言之：你只要觉得这样做，这样说，加在我自己的身上是很不愿意接受的，那你就不要照这样加在别人的身上就对了。这句话，在《论语》上也记载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同一意义的两种记录。“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跟着，孔子又自己很谦虚地表白说：君子之道有四种重要的修为，我孔丘一样都没有做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自想要求做一个很好的儿子来孝养父母，我并没有真能做到（因为孔子在童年的时候，父母亲早已逝世了）。“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想要求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臣子，好好地为国君（老板）做点事，我并没有真能做到（其实，是鲁国的权臣们排挤他，其他各国的君臣们也怕他，但他却始终没有埋怨别人的意思，反而只有自责而已）。“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自想做一个很好的弟弟，能够很好地照顾兄长和姊妹，我也并没有真能做到尽我做弟弟的责任。“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自想对于我的朋友们，能够做到事先给他们好处和帮助，我也没有真能做到。至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我只能做到对于最平凡通俗人们所要求的道德行为，我会尽量去做好。有关平凡通俗所要求的好话，我会很小心谨慎地去实践。“有余，不敢尽”，万事留有余地、余力，都不敢做绝了。“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讲得出口的话，一定要在自我的行为上兑现。在行动上的作为，一定是合于我自己所说过的道理。因为我要学到自己是个君子之人，岂敢不随时随地老老实实去用心实践呢？“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真正要学做一个君子的人，只要很朴素踏实在自己的本位上做人，绝不愿意受外界影响和诱惑而变更本愿。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如果本来就出生在富贵的环境中，那就照富贵的条件去做，不必过分假扮成平常了。如果本来就是贫贱的，那就老老实实过着贫贱的人生，不需要有一种自卑感的存在，故意冒充高贵。如果本来就是夷狄中人，文化水平不高，或者现在是居住在水平较低的夷狄环境中，那就按照夷狄的习俗去做一个夷狄中的好人。如果现在正在患难之中，那就只能照患难中的环境来自处，以待解脱。倘使因患难而怨天尤人，反而增加了患难中的痛苦，更难解脱。倘使你能彻底明白了素位而行的道理，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随时随地能适应环境，那便可无往而不自得其乐了。当然，乐在自得，是主观的。假定是别人给你的安乐，那是客观的，并不自在。因为别人可同样的能够取消了你的安乐。“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明白了素位而行的道理，虽然你今天地位权力高高在上，但也绝不轻视或侮辱在你下位的人。因为上台总有下台时，世界上没有千秋万代不倒的高位。如果你在低级的下位，也不必去攀缘上级，你只要尽心尽力去做到你职责以内的分内事。“正己而不求于人”，自己就会坦然自得，并没有什么值得怨恨了。一个人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埋怨别人，那就能很自在了。“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所以说，要学做君子之人的道理，知道了素位而行的原则，平生只如《易经》所说的道理，正心诚意地做人，任随时间空间来变化现实，以待天然机遇的命运，即使不得其时，也可自得其乐。但是一般不学君子之道的小人们，宁可偷巧而去冒险，希望侥幸求得成功，结果都是得不偿失。这正如古人有两句咏阴历七月七日“乞巧节”的诗说：“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几多。”侥幸取得偷巧的成果，到底并非常规，而且是很不牢靠的。
以上说到孔子提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以及“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的话。前一阵就有人问我：这是孔子主张人要守本分，不可冒险做本分范围以外的事，这种教育的流弊，也正是我们民族性致命的缺失，我们看到现在一般人做事，只顾本位主义，反而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是对的，这岂不是“素位而行”的弊病吗？我说：如果把孔子的“素位而行”，以及不求侥幸而成功的道理，解释为只顾本位主义的私心作用，那便是很大的偏差误解了。同时也忘记了孔子所提示“居易以俟命”的重点了。他所说的“素位而行”的道理，重心是要你注意一个位字。大家也都知道，孔子是年过半百以后才专心研究传统文化第一部著作的《易经》。《易经》的大法则，是告诉我们宇宙物理和人事的规律，随时随地都在变数之中，交变、互变、内变、外变，世界上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事物。等于佛说“诸法无常”是同一原理。但在变化中间，是存有将变未变，和变前变后现象运行的必然数字。例如从一到二、到十、到百，一分一秒，一步一节，各有不同的景象出现。由于这个原则，如果对人事来说，最重要的，便要知道把握适合于变数中的时间，和你所站的位置。如果是不得其时，不得其位，或不适其时，不适其位，你要勉强去做，希望侥幸而得，就会被时间的运转和空间的变化所淹没了。假使得时得位，你想不做，也是势所不能的。所以孔子早年去见老子，老子便告诉他：“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他已明白告诉孔子，你虽然有大愿力，要想淑世救人，可是这个时势，并不合适于你，不得其时其位，是永远没有办法的。后来的孟子，最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便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名言了。
举一个历史上大家所熟悉的人物故事来说，例如汉代的韩信，在他少年的时代，不得其时，不得其位的倒霉时刻，他头脑清醒，知道忍辱，所以在闹市之中，当众甘受胯下之辱。不然，一剑杀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后来登坛拜将，得其时，得其位，威震一时，功成名遂。但他到底学养不够，一战功成以后，被自己的时位冲昏了头，就随时随地犯了错误，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运数和权位，已经完全属于泗上亭长刘邦的手中，他还想要做最后的侥幸冒险以自救，结果便弄巧成拙，身败名裂了。以汉初三杰来说，只有陈平最能把握时位，自处得比较好，但他也很自知后世的结果，真不失其为人杰。
如果我们对照历史故事，假装糊涂而其实最聪明的，就莫过于汉高祖的刘邦了。他在不得其时，不得其位，只做亭长的时候，就沉醉在酒色之间。后来被项羽封为汉王，就故做糊涂安于汉中。一旦做了皇帝，他又很清醒地听信别人的意见。乃至病得要死的时候，宁可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要死去，也不肯拿自己的性命，交给那些自不知道怎样死的医生随便给他药吃。很可惜的是他一辈子也没有读书明理，所以不能把大汉的历史朝代，搞得更伟大高明一点。但他一生的作为，除了晚年的白登被围以外，是绝不愿去做过分侥幸的尝试，这是事实。可以说他是天生得时、得位的帝王之命，只是不学无术，不知传统圣人所说的“君子之道”罢了！《中庸》到此，就再引用孔子所说在人道中素位而行的平实原则。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这是孔子引用人们学习射击的道理。便可应用到人生的行为哲学上来。譬如射箭或打靶，一箭射出，打不中靶本的红心，那只有反省思量自己功力修养的差劲，绝不能怪到目标摆的太远，或是弓箭发劲的不足了。“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同近字），辟如登高必自卑（低下之处叫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彼此和合），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这是孔子说人生的道理，都要从个人和家庭之间基本做起，不要好高骛远。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第七章的词句，描写在一个家庭中，夫妻恩爱和好，犹如和谐的旋律乐章一样的优美。兄弟之间，互相和气而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使全家上下大小，都过着平安适宜的日子。那当然就会使父母顺心惬意了。这便是一般人所希望的孝顺家庭的现象。正如宋儒程颢的诗所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了。
《中庸》的文章述说，讲到以孔子自身的体验，说明从人道本位的修行，由个人而到齐家的不易，到此告一段落。但在下文，又忽然一转，变成异峰突起，插进孔子从来不肯讲的天人之际，鬼神与人道相关的问题，并由此而进到齐家、治国与天命的关系，实在使人非常诧异。换言之，凡是子思加在《中庸》文章中所引用孔子的话，除非是子思从小便亲受孔子的家教以外，其他的弟子们，很少记述夫子这些方面的教诲了。这个问题，也是研究传统儒家孔门之学的一个重大题目。如果你读遍“五经”，专门集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才能弄得清楚孔子平常不轻易讲鬼神与生死存亡之道，是有他精深意义的存在。不然，孔子早已在两千年前，就变成中国的一位宗教教主，装神弄鬼，专门搞那些传统的神秘学，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就不会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万世师表，永为人道人伦教化的大圣人了。现在我们且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