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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是一种特别的感觉。不仅以前从未写过日记，而且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可能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小女生的内心世界产生兴趣。即便这样，我依旧有兴趣写下去，重要的是我想以此吐露全部心声。
有一天我有点儿忧郁，无聊地坐在桌前，双手托着下巴，慵懒的不知道是该出去走走还是窝在家里。就这样一直坐着发呆，这时我想起了那句很棒的话：“纸比人更有耐心”。没错，纸有耐心。况且我并不打算把这本叫“日记”的小册子给别人看，除非什么时候有了真正的朋友，那给他（她）看也没关系呀。
此刻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有了开始写日记的想法：我没有真正的朋友。
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因为没人能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儿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孤单。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我有爱我的父母，有个十六岁的姐姐，掰着手指头算算还有至少三十来个算是朋友的人。我还有一堆一眼就能看穿的爱慕者，他们还常常在班级里用破碎的小镜子偷瞄我。我有亲人，有幸福的家庭。是啊，明明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一个真正的朋友。在我认识的人里，除了一起玩耍以外，没有一个能交心的，只能跟他们谈谈日常生活的琐事，但无法与他们亲近。
这是根深蒂固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不够让人亲近。总之就是这样啦，很遗憾，但也无法改变。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这本日记。为了能让我对这个渴望已久的“朋友”更加充满幻想，我不会像其他大多数人那样在日记中记录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而是会把她当作我的朋友，这个朋友叫凯蒂。
这就是我的故事啦！（小傻瓜，这些事情人们是不会忘的。）
一旦我敞开心扉，无人能懂我在跟凯蒂说些什么。即便我很不愿啰嗦，但我必须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父亲。他三十岁时娶了二十五岁的我的母亲。1926年，姐姐玛戈特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生，随后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了。直到四岁，我们都住在法兰克福。因为我们一家是犹太人，所以1933年父亲去了荷兰。父亲当时任荷兰特拉维斯果酱生产公司的总经理。同年9月，母亲伊迪丝·弗兰克（荷兰人）也去了荷兰。玛戈特和我则寄居到亚琛的外婆家。玛戈特是在12月份去的荷兰。次年2月，在玛戈特生日那天，我把自己作为生日礼物出现在了玛戈特的面前。
不久，我就上了蒙台梭利学校的幼儿园。在那儿待到六岁才上一年级。六年级时我转到了库伯茹斯夫人的班。毕业时与库伯茹斯夫人依依惜别，我们都哭成了泪人儿。因为我要去犹太女子中学读书了，玛戈特也在那个学校。
然而，日子过得并不安宁，因为生活在德国的其他亲人深受希特勒反犹法的迫害。1938年大屠杀事件后，我的两个舅舅逃亡美国，外婆也来投奔了我们，那时她已经七十三岁高龄了。自从1940年5月起，我们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先是德军入侵，犹太人的苦难日真正的来临了。一个个的反犹法接踵而至，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凡是犹太人都必须佩戴一个黄星标志；必须上交自行车；还不能乘坐电车；不能开车；只能在每天的三点到五点到挂有“犹太商店”牌子的店里购物；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之间犹太人禁止在街上出没；犹太人不得出入剧院、电影院及其他娱乐服务场所；不能去游泳池，甚至连网球场、曲棍球场以及其他运动场所也不能去；犹太人不允许参加公共体育活动；晚上八点后，既不允许犹太人停留在自家院子里，也不允许在朋友家做客；犹太人不能去基督教徒的家里；犹太人的孩子必须上犹太学校……还有诸多类似的限制。你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那样，然而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杰西卡常常对我说：“我什么都不敢做了，因为我怕做什么都是被禁止的。”
1941年的夏天，外婆病重，她得做手术，那时正是我的生日。去年夏天还不是这样呢，那时候荷兰刚刚结束战争。外婆于1942年1月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有多想念她，在我心里她一直活着。1942年家人也给我过了生日，为了弥补对外婆所有的爱，我们为外婆点上了蜡烛。那天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算不错。因此，我把这天的日期定为正式开始写日记的日期，也就是194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