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二：

书生有本色

李琦兄是个书生！书生自鹭岛海边“寄”来《与学生书》五卷，对岸客居宝岛台湾的我，一周中连读两过，感动无比，敬佩无已。毕竟是书生，书生有本色。今天的大学，正是有这样的书生，才显得格外的温暖温和温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书生这个词与“迂腐”“百无一用”都没人说了，书生成稀有动物了。如今遍地的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书生在一夜之间好像消失了十之八九；现在比雪花还多的便是“教授们”一篇篇的学术论文，有读得懂的也有读不懂的，而十之八九的文字中，从头读到尾，人找不到了。李兄没有读过博士，却是个教授；是个教授，却既被动又主动地不招研究生了；是个法学教授，却花很多时间上“辩论与演讲”等公选课，花大量精力由超星录制视频《李琦讲华夏人文地理》。总之，他是大学里的一个怪人，现在一般大概只称这样的怪人为书生。我常常羡慕以前的大学中生活着的那一群怪人，一个个古里古怪的教授。在大家都剪成短发的校园里，辜鸿铭王国维拖着长长的辫子；让大家学习着世界最先进的工科知识的校园里，唐文治同时让学生摇头晃脑读古文，说这是“正人心，救民命”。近来在台湾大学一次聚餐中认识中文系的名誉教授曾永义先生，七十多岁的戏曲研究名家，一见面就力邀我加入“酒党”，并告诉我说，他是酒党党魁，廖美玉教授（和我喝过一顿酒的）是酒党中地位崇高的“长公主”！我快笑得绝倒，多可爱的怪老爷子！大学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怪人和一群二十多的青年一起朝夕摩荡，才会有这不同于衙门的朝气。也只有大学似乎才可以容得下这样的怪人，李兄到了七老八十时，不知道会不会也组建一个酒党什么的来……

不去想李兄老了的怪样子，也没见过他青年时的狷狂情貌（一般怪人年轻多狷狂），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壮年。那是辛卯夏杪，晚饭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刚兄陪着中华名辩盟的几位同仁来敝舍杕庐喝茶，记得那次同来的有西安交大韩鹏杰、张爱萍、徐丽丽，澳门大学张学森、重庆大学张邦辉，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团委副书记，忘了名字，后来没有联系过，后来联系最多的是李琦了。

第二次与李兄见面是甲午菊月，我去厦门讲课，在厦门大学校门口约了见面。他带着我们开车在最美丽的海边大学中兜了一圈，然后，下车来走，一边走一边讲。群贤楼与建南楼、芙蓉湖和情人谷，原原本本，好像厦门大学中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每一幽美佳处他都印过屐痕。我不敢说，他是厦门大学中最潇洒最雄辩的教授，但我敢说，他是厦门大学中最爱厦门大学的教授之一。那种讲述这些地方曾经的往事种种时的神情那么虔诚那么神圣，令我们几位同行的老师为之动容。后来，我们坐在了上弦场的台阶上，聊天。那天，却有一弯下弦月当空。我们坐在建南楼群掩映下的台阶上，傍着因明学家虞愚手书之联，“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他说，他会在有月亮的时候，带着学生在这里喝酒论学。与学生喝酒雅集，这是一种大学应该有的师生风雅；把酒述学讨论人生，这才是个大学的风景。听着他这样不紧不慢地说来，我们似乎都沉浸其中了。

李兄对这芙蓉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满怀着深情，仿佛这些山石花卉满是他身边的知己。1980年，年未成丁，他懵懵懂懂从闽东的乡村，带着泥土的气息，来到了这充满朝气的青青校园。屈指算来，三十多年了！他的精神栖息于这芙蓉园，并与之融为一体了。那些曾经在那个少年时代烛亮他人生的老师们，慢慢地将在秋风中凋落，他要告诉未来的学生：你们要记住他们的名字。这便是现在日益消失的大学的师道与学统！我一直说，大学，没有师道尊严，与养猪场无异！李兄笔下的自己和他的师尊们，都值得我们今天大学里的孩子们好好尊重，他们对待学问人生待人接物对世界对自己都无愧于书生！读了李兄《与学生书》第一卷，我才知道我所知道的古代文史专家陈朝璧先生更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且是以治罗马法享誉学林者，试想今天的大学还会有这样的教授出现吗？为什么没有呢？学统的丢失！我很赞同李兄所说的“业师”，真正的从自己的老师那里获得对学问如事业的敬诚，才算是有了学业。现在大学往往只是给了学生学位，没有给他们学业。那种以学问为事业的真诚，我们忽视了。现在很少有大学生，入了大学后，佩服一位教授的学问人品，亲其师信其道，终生相随，学问人品均能得衣钵有真传。几位老师、一群弟子，同门相切磋，学统有继承，学问得发展，学派有学术。如今呢，往往是学生跟老师在一起听个一年半载的课，商量一个题目，写一篇外审内评通得过的论文，三五年便发出一张证书。然后四散而去，各自谋食一方，现在绝大多数大学规定自己的硕士博士毕业时不能留本校教书的。三五年真的想得一门学问或一位老师的真传精髓，我想至少文科是不行的。起码的学术训练都不能够来过一遍，今天大学的硕博士制度和人事规定过于西方化和理工科化。文科而言，非但老师的学问传不下去，老师的为人也不能得浸染其一二，学业何在？学统何存？读书的种子还能保存吗？学子还有吗？师道尊严还有吗？李兄笔下的学统中的那些“师尊”们，他历历写来，从校主陈嘉庚到校长林文庆、萨本栋，到自己亲炙座前的张立、李景禧、何永龄诸教授，甚至远至他的小学、中学老师。字里行间，可见出李兄是一个赤诚学子！只有赤诚学子才能成为书生。

成为书生的李兄希望他所有的学生也都成为赤诚学子。在厦门大学这所充满悲悯与传奇的学园中，新生的讲座，李兄很是热衷，几乎年年予焉。金秋是赤诚的大地向浩荡的青天袒露出全部襟怀的时候，这时候，李兄的心胸向每一位踏进芙蓉园的新生敞开来了，以一位先行者的纯雅之音（李兄的声音确实也很有磁性）告诉这些孩子如何面对自己的这四年时光。是真的，大学是人生中最流金的美妙时光，最自由最纯粹的岁月。经过了十二年苦不堪言的中小学，到了大学，新生们往往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前路一片迷茫。在今天给大学生的首先绝不是那张课表，而是唤醒他们人生的觉悟。对一个人来说，觉醒，在大学比什么都重要！觉醒了，才能真正的理解：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觉醒了，才会去畅想自己美好的人生路旅；觉醒了，才会在这四年孕育出美好的人格。李兄时时告诉孩子，知识与专业，大学与人格，自己与世界，这一切都需要独立的思考与觉悟，一番觉醒才会迎来一番进步。

大学生的觉醒应该从阅读开始，纯粹精神活动的阅读是让一个少年脱胎换骨的必经途径。大学的大门无法拒绝入门的孩子，也不应该拒绝来求知的任何人。不管你从哪里来，但是你走出去的时候，不能只多了两张上岗证书，而应该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同的人，一个有着社会精英素养的公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明理明智明心，安坐静读，且随处可见，这才是大学最美丽的风景。李兄是个读书人，他读过的法学专业书，我不知道有多精深宽广。在交往中，听他聊起文史类著作来，说他是中文或历史系的教授，绝无人怀疑的。以自己的读书甘苦告诫孩子们，培育一个个大学中的“好学生”，而不是像训练技术工人一样的训练“好考生”。用书去改变学生的心性，与崇高对话，才不致堕落为一个精致世俗的善于配合的功利主义者。李兄是经师更是人师！呵护书的尊严就是捍卫道的尊严，就能保住人性中最温暖的那一面。读书会使人的心底柔软起来。

我始终想不到柔软温和的李兄竟然是厦门大学辩论队的教练，是中华名辩盟的监事长。好像现在他在辩论界的大名已经快要淹没他在法学界的建树了。还是夫子自道的好：“面对大千世界，需要选择、取舍；若是取舍不当，便往往误入歧途。要选择，就需要辨。辨析，以清晰地了解人、事、物；辨别，以使彼一人、事、物与此一人、事、物不混淆；辨识，乃将彼、此之独特性揭示；而后，乃可辨正。”坦率地说，我一直不赞成我的学生在大学整天去搞什么辩论的，我总是告诉他们还不如好好读几本书去。我的个性如此吧，喜欢自己想明白问题就行了。甚至自己想明白了问题只要在课堂上讲讲就行了，没必要一定要写出论文来发表，有写论文的时间还不如去多读几卷书的好。因此连带着对好辩的孟子假装着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也没什么好感。我喜欢孔子的自说自话，不喜欢见谁都要去辩驳一番的孟子，虽滔滔如江河泻下，终与我的性格有一“隔”。于是，《与学生书》第四卷，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三遍，虽然唤起了当年“亚洲大专辩论赛”的回忆，我还是不太赞成他所倡导的辩论，因为他把辩论的概念扩大化（虽然没有泛化）了，强调辩而后论，重辩再论，这已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辩论了。当我读到他对在大学生（这是一个有着精英培养潜质的群体）中倡导辩论的意义与价值的时候，我竟然同意了他的观点。若在辩论场上，我想我是会举手赞同（认输）的。试看他的论点：“以理想主义情怀和自觉的责任感表达他对公共生活的理性思考的辩手，无疑是充满力量的。如果说‘力量越大，责任越大’是一种伦理信条，那么我乐意改造这一表达方式来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责任越大，力量越大。我希望每一位辩手，因为怀抱理想和责任而内心充盈、强大；我希望每一位辩手，因内心的充盈、强大而在他走出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善于和勇于担当起对公共生活发表意见的责任，乃至成为意见领袖。”在所有讨论大学生应该去参加辩论赛的论点中，我在心底都没有推倒“逞一时口舌之快，何益”的观点！但这一次我被李兄说服了。确实中国的大学生需要这样的培养内容，他们在走向社会之后就不会只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独立的公民。我于是也就认同了他引述的尹德刚教授的话：“辩论赛是一种教学活动。”

在大学，真正的教学活动必然要指向一个独立个体丰富的人生。读书不是为了端一个饭碗的，读书不是为了和别人去比较分数高低和财富多少的，读书不是为了发大财做大官娶美人的。我承认考个好成绩而能端稳一个饭碗，获得金钱和官阶、美好伴侣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一个大学生的读书若不为了人生，大学教学活动若不指向高贵的人格，那么，大学真的就是堕落了。1916年蔡元培当年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警诫学生们的话犹然在耳：“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现在，大学生读法科大多数真的就是为了做官，读商科则为了致富，李兄在学生走出校门的时候，用一颗赤诚的心捧出了一卷《与学生书》，殷殷拳拳，旨在“为一个民族守护其文化血脉”，“勉力守护一个时代的心灵”。读到这一卷，我最为感动，一位教师，他承担的不仅仅是知识传递，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一个时代美好心灵的守护！让开启成人生活的学生明白人生的要义，敬业乐群，有修养有个性，让阅读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大学老师在送大学生们走出校门时作为长者才应该讲的话！对比一下，近二三年来，网红的大学校长们的幽默毕业典礼致辞，我很脸红，不知道为谁？

我在大学做班主任的时候面对学生经常会脸红，因为中文系班上的学生十之八九是女生。所以有时为了更好地沟通，我便把想到的问题以书信的方式写下来，发给他们看。我前后做了五届班主任，创办过文学院学生读书会“礼拜三”，至今还是个有活动的学生组织。给我自己班上的学生（孩子们，我喜欢这样喊他们）的信也有过五六十封，大多千字左右的短简。乙未初春，已经不做班主任三年的我，与李兄又重逢在厦门杯酒畅谈时，获他赠数年前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与学生书》。一翻看就喜欢，趁着酒兴，主动请缨说，为《与学生书》写一篇书评。

原版的《与学生书》为“六书”，不由得想到了，冯友兰当年著《贞元六书》，融通中西哲学而开掘新时代的传统思想的价值。我酒酣时戏说于李兄，两种“六书”均旨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着力于思想一落实在育人，殊途而同归。李兄谦虚说，成就远不能相比，心之出发处倒真是一样的。

我向来酒醺时允诺甚至主动答应的稿子，酒醒后就开始赖账的。这个书评当然一直赖账，直到来台湾大学访学前一个月，李兄来电说，清华大学出版社要出修订版了，书评不要写了吧，直接写出来作序吧。这下我倒真的惶恐起来了，与兄虽为莫逆，但他长我十岁，为名教授。我来作序，无异佛头着粪。来台湾一个月后又接到催稿短信，便假作害羞状的推说“来台匆忙未能带上尊著”。不料，晚上电子邮箱便有了《与学生书》清稿，李兄删繁就简，去重存菁，约成五卷。发卷一路读过去，除了感动还是感动，除了感慨还有感慨。不禁想念起海峡对岸的那个怪怪的法学教授李琦兄来了。

是为序。

陈国安
丙申仲冬京口陈国安时客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