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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题为“让人类和非人类融合相处：闭门器的社会学”的论“物”的社会学文章如今已是声名远扬。在这篇文章中，拉图尔简单而不失幽默地指出，说起训导人从事劳动，酒店世界就是一个“畸形儿”。拉图尔以笔名吉姆·约翰逊（Jim Johnson）撰文指出，让人干低贱的工作并非易事儿。事实上，“二百年的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让人“可靠地履行其无趣味低薪水的职责”。
为了破解劳动原动力的问题，拉图尔提到种族难题以及长期不公平的经济可达性如何继续玷污我们对劳动和公平工资的认知。换言之，人和体力劳动让生活成了难题。不过，在拉图尔看来，酒店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破解了这一乱局。在结束让一名“男仆”充当门童的讨论的时候，他声称：“训导男仆是只有希尔顿酒店才能应对的既巨大又昂贵的任务，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与把门关好没有任何关系的原因。”
这是拉图尔在文中唯一提到酒店的地方，但这却提出了一些问题：酒店所做的什么是别人没有掌握的呢？我们为什么工作？让人完成工作，为何就这么困难？
在拉图尔宣称非人类行为者——这些设计的对象——影响人类的交互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答案。拉图尔要求社会学家——事实上，以及任何研究人的人——重视无生命的物的世界。门是最常见的设计对象，通过空间定义和控制，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拉图尔以门为例，称我们现在“有此相对较新的选择：要么训导人，要么把不可靠的人替换为特定的非人类角色，其唯一职能就是开门和关门”。
那么，希尔顿等酒店是如何设法避开这一问题，如此泰然自若地“解决”了训导“活生生的”门童这样的社会复杂问题的呢？我们可以把拉图尔的论点做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并在拉图尔文中提到的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对于温纳来说，技术世界提供了“在我们的世界建立秩序的途径”。在创造、实施和使用这些技术方面，社会作出了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些选择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不仅意识程度不同，而且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力。”
简而言之，设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该过程或许给自己戴上了民主化的面具，但是，它事实上有助于巩固“划分”社会的差别特征和等级体系。温纳称，“特别注意”我们在设计的世界所推进的这些系统、事物和关系，这是我们的责任。和拉图尔一样，温纳希望我们明白，我们可以迷恋技术无辜的本性，但这种意识形态立场——这一非政治化的梦想——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质疑设计的非政治性假象。事实上，让对象完成任务往往并不困难，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设计与我们的关系。
回到拉图尔的酒店门童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开其中的一些症结。
假设酒店的门童刚刚得知，他工作的酒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环保计划。该计划的一些细节已经公布在一份精心设计的公关书之中。展望未来，客人可以示意客房服务毛巾和床单不必每天清洗；每个房间都放置了回收箱；许多房间都将重新设计，配上节能照明系统和新的装饰，包括大量的玻璃和“有品位”的木材，所有这些都象征着酒店“绿色环保”的承诺。由于酒店营销部在接待处旁边的大堂悬挂了新方案的标志，门童和酒店的客人都满腔热情。这家酒店所做的是世界上数千家酒店在过去十年里所开展的工作。客人现在希望旅游业能够开展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做法。
虽然或许不是一目了然，该门童所在的酒店还是在物业直接或间接地引入了一些新的、非人类的设计元素。这些“绿色”的决定会影响到对物业进行维护保养的雇员的工作的设计决策。此外，回到温纳的论点，这些决策使得新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体制涌现出来。门童、客人、客房服务员，甚至是酒店的管理人员可能都不理解所实施变化的艰巨性，但是所有设计决策都很重要——特别是那些让构想中的、不成熟的事项困扰意愿和现实的设计决策。
由于设计处于核心地位，而其重要性又常常被忽视，因此本文对酒店业就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一些具体选择提出质疑。笔者从两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视角研究这种设计决策。首先，笔者感兴趣的是实际的材料设计选择，这是绿色空间不可或缺的。其次，笔者感兴趣的是，如果采纳具有生态意识的设计，会如何影响、妨碍，有时改善工作流程系统的设计——现在许多人称之为服务设计。为了领会这一点，笔者首先考察了阿斯本（Aspen）滑雪公司在其著名奢华酒店小内尔所实施的计划。然后，笔者转而讨论夏威夷的酒店，在这里，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的生态友好做法引起了员工的特别强烈的抗议。这些员工不得不应对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工资减少、福利下降，以及更加繁重的工作。从酒店一线员工发出的这些声音暴露了拉图尔和温纳的理论推测所暗示的另一系列问题。工作在旅游业第一线的这些工人就是笔者更重要的论题的背景。也就是说，如果不假思索就仓促作出特定的设计选择，可能会对劳工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探索设计与人及社会关系的联系，以及设计可能会妨碍工作并降低工资的方式，本文提出了酒店业中一些令人不安的伦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