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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合众国的那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些新东西，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身份上的平等。这个大事件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对我来说，发现这一点不是什么难事。它让言论有了方向，让法律有了准绳，让掌权者有了新的格言，让被统治者有了特定的习惯。
我很快就发现，相比于政治措施和法律，这个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要大得多。不仅如此，它制约政府的能力也并不比制约民众、社会的能力更逊色。除了刺激舆论、激发情感、改变风俗，它还能对所有并非从它而来的事物产生影响。
所以，我越是深入探究美国社会，就越觉得身份平等是一件本源型的大事。它似乎是一切个别事物的发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以它为中心来进行自己的整个观察。
等我调转目光，看向我们这半球，我发现，这里也有与我在新大陆看到的情况相近的情况。身份的平等在美国已经发展到极致，而我们这半球，我发现它虽然没到这个程度，可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而且，掌控美国社会的民主似乎正在欧洲迅速得势。
我就是从这时有了想要著述读者正在看的这本书的欲望的。
就在我们中间，一场神圣的民主革命正在发端。所有人都能看见，可是却各有各的想法。有人觉得，这种新情况是偶然事件，是能够被阻断的；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在可见的历史中，发生的最为频繁，有着最悠久的历史，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因而坚信这是一场革命，且势不可当。
现在不妨回想一下法国，七百年前，那些少数几个持有土地和民众控制权的世家大族掌控着法国。在继承权的代代传递中，统治权也一辈辈地传了下去，想要控制他人，权力是仅有的媒介，而想要拥有权力，土地是唯一的根源。
可是，法国的僧侣阶层开始拥有政治权利，而且发展得极快。富户、穷人、领主、居民，僧侣阶层面向所有人，任何人都能投身加入僧侣阶层。平等以教会为桥梁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之前作为农奴，一辈子都要被人役使，可现在成了能和贵族分庭抗礼的神职人员，而且经常会成为国王的上宾。
在时间的流逝中，社会越来越文明、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繁杂、多样。人们渐渐意识到需要民法来对此种关系进行调节，法学家由此而生。这些人从清冷的法庭中，从满是灰尘的、狭小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在穿着绫罗绸缎、披甲执锐的封建男爵身边安坐。
在好高骛远让君王一无所有时，在排挤倾轧让权贵一文不名时，普通民众却在倒买倒卖中有了资产。金钱开始左右政治，商务活动成了新的迈进权力之门的天梯，企业家建立的政权团体得人追捧，也受人藐视。
人们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喜欢文学和艺术。就这样，知识成了事业顺遂的要因，科学成了从政的砝码，智慧拥有了社会威信，文人开始迈入政坛。
迈入权力之门的新路持续出现，这让人们对出身背景越来越不重视。贵族的称谓在十一世纪还万金难求，可到了十三世纪，已经有钱就能买了。1270年，贵族称谓开始售卖，最后，贵族阶层亲自将平等带入了政府。
贵族在这七百年里，慢慢将政权交到了人民手中。至于原因，有的时候是想对抗王权，有的时候是想得到敌人手里的权力。
相比于此种情况，更经常的情况是，国王为压制贵族，把本国的下层民众拉入政府。
法国的国王们一直视自己为最积极，也最完全的平等主义者。在自己充满野心、实力强劲时，他们尽可能地抬高民众的地位，让他们和贵族一样；而当自己没有本事时，他们甚至能让民众的地位比自己还高。在支持民主这件事上，某些国王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而有些国王靠的却是自己的昏庸。对于自己所御的民众，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一直刻意保持大家的平等，可是路易十五却最终让自己和王族一起消散了。
工艺上的所有发展，工商业上的所有发展，在民众不再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拥有土地。动产又能被当作财产，能发挥作用，能带来权势后，马上就在民众之间生出了与之相对的平等的新要素。
从这开始，所有新出现的工艺手法，所有新生的需要，所有能让新需要变成现实的主张，都是迈向平等的进步。奢靡、好斗、追逐流行，还有人类最本能的情欲和最神圣的情感似乎都在减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
所有的科学创造，所有的新知识、新思潮，在脑力劳动变成能量和财富的根源后，均应被当作民众即将掌权的幼苗。上苍漫不经心赐予的所有的这些天赋：文采、口才、记忆力、仁慈、想象力、智力，都在推动着民主的发展；这些天赋就算为抵制民主的人所得，也能凭借它们展现出的神圣的人性，对民主有所助益。于是，随着文明和教育所占区域的扩增，民主占领的区域也会越来越大。至于文学，它会变成一个不管是穷人，或是弱小，都能每天进去搜寻武器，面向所有人的武器库。
打开我们的历史看看吧，在以往的七百年中，难道有哪件大事是对平等没有助益的吗？
十字军东征和数次与英国的对战，消耗了十分之一的贵族，他们的土地也变少了。民主的自由被地方自治制度引入到封建君主体系内。在战场上，枪炮的出现让平民拥有了和贵族一样的地位。他们因为印刷术享用到了同样的精神食粮。不管是穷人茅草屋的木门，还是王室皇宫的大门，带来知识的邮政都会同等叩响。基督新教申明通往天堂的路，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的，无一例外。成百上千条通往富裕的路因为美洲的出现而被打开，某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冒险家成了新贵。
让我们以五十年为尺度，从十一世纪开始来观察法国的改变。我们势必会发现，每一个五十年的尾声都会有一次双重变革出现：贵族和平民站在社会阶梯的两端，一个向上走，一个向下走，贵族向下，平民向上。他们之间的差距，就这样每半个世纪小一点儿，最终，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站到一起。这种情况自然不是只有法国才有。只要是基督教世界，不管我们走到哪儿，都能看见这种革命的发生。
发生在人民生活中的每件事，没有一处不在推进民主的进程。每个人都在为民主贡献力量，虽然有人是主动帮民主取胜，有人是不自觉地帮到了民主；有人是将为民主而战作为目标，有人是以和民主作战为目标。所有人站到一处，彼此配合，殊途同归。不管是迫不得已，还是浑然不知，在上帝手里，全都是温顺的道具。
所以，平等的一步步推进是大势所趋、天命所归。它所拥有的一般性和长期性，它随时都能摆脱人力的抵制，它因每件事、每个人而受到的激励，是此种发展的首要特点。
觉得一代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遏制一个已经历尽千帆的社会运动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蠢。民主已经颠覆了封建制度，将国王拉下了王座，又怎么会在资产阶级和富人面前停下脚步？不要异想天开了。今日，民主已经发展壮大至此，而它的对手却已经变得这样弱小，民主是不会退步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眼下正迈向何方，毕竟已经无法用对照的办法予以解答。这代表着，基督徒间今日的平等已经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种程度是世界上所有地区都不曾有过的。因为此项庞大的工作已经走入尾声，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由于作者发现这场势不可当的革命已经击退所有阻挠行进了很多个世纪，直至今天它还在自己引发的残骸上冲锋，在著述这本即将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书时，作者一直处在一种生怕上帝责罚的心情之中。
上帝的心意如何，一些浮现在我们眼前的迹象已经表明了，哪里还用它自己说。我们只要认真地看一下自然一年年的照常发展和事情无休止前进的趋势即可。造物主没开口告诉我，我也知道天上的星星是按照它手指画出的轨迹行进的。
经过长时间地观察和仔细地思索，今天的人们若能发现平等的步步紧逼，不仅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存在，还将成就人类将来的历史，如此，仅仅是这个发现本身，就会让这一进程拥有高高在上的神谕属性。所以，为了不违背上帝的旨意，就不要试图压制民主。面对上天安排的社会状况，各民族只能顺从地接受。
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虔诚的基督教国家所遇到的形势并不乐观。强悍的革命运动势如破竹般在这些国家肆意蔓延，好在它的速度还在可以指引的范围内。这代表着虽然用不了多久也会失控，但起码现在这些国家的命运还是由自己控制的。
社会的领导者在我们这代的首要工作是：给民主以指引；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对民主的潮流进行净化；让民主行动有章可依；慢慢地，让民主经验被治世学问替代，让民主肤浅的本能被对民主切实有益的认知替代；让民主政策能和时间、地点相配，并按照情境和人员来对政策进行改进。新的社会需要新的政治科学。可是，通常我们并不会这么想。
我们被扔进了一条奔涌不息的江中，抬起头遥望岸上有些模糊的残砖断瓦，转瞬又被巨大的浪头打下去，压入寒潭深谷之中。
相比于欧洲的任意一个国家，刚刚我谈及的这场神圣的社会变革，在法国都发展得更为迅猛和躁进。可这是因为法国一般不对这场革命进行任何引导，由着它横冲直撞。
这场变革的推进，不是国家的领导者不愿意见到，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没意识到它在发生。所以，这个国家的最有权势、最有学识和德行最好的阶层没想过要有所准备，完全不曾以控制它为目标，寻觅应对之策。所以由着民主野蛮的本能控制民主，让民主如同失怙的孤儿在街边流浪，所闻所见全是社会的弊病和惨痛，只能自力更生发展壮大。直到它忽然夺得了权柄，人们才注意到它。而在它掌握权柄之后，人们开始任由它说一不二，再小的事也依着它，将它抬高成力量的象征。可是后来过界的行为终于让它受到了惩罚，这时，律法的设计者想的不是对它进行引导、改进，而是设立一个轻率的法令将其消灭；律法的设计者一门心思想将其从政府中驱逐出去，根本不想教会它如何管理国家。
在法律、观念、民心和道德方面，它们应该随着民主革命在社会体制内的爆发，而相应地发生一些对民主革命有益的变化，可这种变化却并未出现。所以，我们虽然迎来了民主，却没能等到能压制民主弊病、增益它天赋优势的东西；它本该带来的好处我们没得到，而只看到了它带来的坏处。
在贵族阶层的扶持下，王权顺风顺水地掌控着欧洲各国。这时，人们在困苦之中还能汲取到一些我们这代人无法——也很难想象并体会到的幸福。皇亲贵戚因为一些官员所持有权力的阻碍而无法肆意妄为；国王因为自觉是民众的神祇，又被人如神一般敬重着，于是克制自己不滥用手中的权柄。贵族位于平民阶层的上方，他们像牧民看待自己的家畜一般，看待民众，有怜悯，却不关心。他们关注穷人的命运是因为他们觉得穷人和他们一样？不，他们仅仅是因为看重上帝交代的工作，才会如此。
面对不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民众并不奢求，他们也从未想过自己是不是能和领主平起平坐。在他们看来，自己应该等着领主直接施恩，而不是为了赢得自己的权利主动出击。领主若是个宽容正直之士，他们会敬爱领主，心甘情愿地对领主冷硬的统治表示顺从，不觉得有什么低贱的，似乎这是上帝所赐的惩处，理当接受。另外，苛政也并不能肆意推行，这是受到了惯例和民心所限制的，让暴行的发生不能超出一定的边界。
在贵族看来，自己的特权合情合法，从没想过会有人将其打破。而在奴隶看来，自己生而卑贱，天命如此，是改变不了的。因此人们相信能在命运天差地别的两个阶层间，建立某种关联，让双方互相照应。为什么社会存在着不公和悲苦，可两方的心却都未堕落，原因就在这儿了。人们绝对不是因为使用权力的是掌权者，或者被统治者已经听命惯了才变坏，而是因为前者所做的恶事被判定为违法，后者所听命的霸权被判定为抢掠和压榨。
一边是某些人既拥有钱财、权力，又有闲暇，以至于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花天酒地，追逐高雅，畅享艺术；一边是某些人辛辛苦苦地，一辈子都在劳作，粗鄙和蒙昧。可这不代表在这些蒙昧、粗鄙的平民里，就不存在激烈的感情、崇高的精神、忠实的信仰和朴素的品德。或许，如此架构而成的社会，是有着自己的稳定和强势的，特别是，或许自有其光辉绚烂的地方。
可是，各个阶层就在此处开始融合到一起。某些将民众隔离开的障碍接连倒塌，权柄、财富慢慢从少数人手中滑落出来，被多数人享有，教育越来越普及，智力越来越平均，社会状况越来越民主。最终，在和平中，民主掌控了法律和民心。
因此，我构想出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创造了法律，他们珍视法律，也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律制约；人们不是因为政府权力崇高才敬重它，是因为需要这么做；对于国家领袖，人们的敬爱之情虽不够浓烈，却是发自肺腑的不卑不亢的情感。所有人都有权利，所有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证。于是，民众间形成了一种这样的关系：坚实的信任、平等的彼此敬重。
人们在弄清了自己的切实利益后，自然会明白：只有自己尽了自己义务，才能享受到社会的福利。如此一来，贵族的私人的威信将被民众的自由联合所代替，国家也能免于苛政和霸权的出现。
在我看来，依照此种模式构建的国家和社会，是不会裹足不前的，社会自身的运动也有循序渐进的可能。相比于贵族社会，民主社会或许不那么金碧辉煌，但相应的，困苦也会变少。在民主社会，享受会受到限制，公益却广为施用；科学会变得平常，蒙昧会大量减少；情感会变得平缓，但行动会更加谨慎；恶行虽不能断绝，违法之事却会减少很多。
没有了能让民众勇敢献身和做出重大牺牲的疯狂的情感和忠实的信仰，可还有教育和经验——它们有时候也能做到这点。既然大家都一样的脆弱，那大家就都会意识到自己和别的同胞需求相同。发觉自己的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一致性，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他们清楚，想要得到同胞的帮助，就得先帮助同胞。
总的来说，国家不会十分辉煌和显赫，或许也不会非常强悍，但大部分民众在美满的感觉上，会有更多体验，而且虽然对更好的生活也有期待，但因为自觉已经生活得不错，民众不再发动起义。这种社会秩序就能让所有的事都完美无缺吗？自然不能，但社会起码有了让事情日趋美好的所有基础。不仅如此，只要民众能彻底放弃贵族体制或许会发起的社会福利，那么，他们就能在民主体制下享受民主体制带来的所有利益了。
可是，假设我们放弃了先辈们传下来的社会状况，不由分说地把先辈的所有体制、思想和民心民意扔掉了，那这些东西，我们又用什么来替代呢？
皇权失去了威信，可这种威信，却没能以法律的威严来替代。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看不起权威，却也害怕权威。相比于之前因为尊敬、敬仰权威而受到的损害，这种恐惧带给他们的损害要大得多。
从前那种能够独立抵挡苛政的个人的能量，我认为已经被我们毁掉了。可是，家族、集团和个人交出来的权柄却被政府独得了。如此一来，所有公民都因为握在少数几个公民手里的权柄变成了驯服的小人物，尽管这种权柄通常是保守的，只有偶然之间才会露出强势的一面。
贫穷和富贵的差距因财富被分得太散而变小。可是，穷人和富人在差距减小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互相仇恨的新理由。他们看向对方的眼神，如此惊惧，又如此妒忌。将对方从权力的王座上拖下来，是他们共有的期望。穷人也好，富人也罢，对于权力都缺少足够的认识，两方都坚信，现在只有权力是可信的，未来也只有权力才能为自己提供保障。
从先辈们那里，穷人接收了大多数偏见，可先辈的信仰，他们却没留下；先辈的蒙昧，他们接收了，可先辈的品德，他们却没留下；他们依照利己主义为人处世，可对于利己主义的学问却茫然无知。而且，不管是他们眼下的利己主义，还是他们从前的牺牲精神，根源都是他们的蒙昧。
社会是因为自觉强悍、兴盛才风平浪静的吗？不，它是因为清楚自己有多脆弱、衰败才这样的，它生怕自己的抗打击能力太差会死于非命。所以，不好的地方，人所共知，可有足够的胆量和坚韧去修正的人，一个都没有；大家期盼过，抱怨过，伤心过，满意过，可所有的这些都如同老人微小的激情一般，并不能带来任何一个明显且长久的好成绩。
就这样，旧制度给予的好处，我们扔了，可当前制度或许会提供的利益，我们也没拿到；我们推翻了贵族社会，可看着老建筑的残骸，我们又心生不舍，似乎想永生永世地在那儿待着。
与这个相比，学术界显露出的可以叹惋的情形，也没有更少。
民主在法国的发展过程中，承受了重重阻力，但它却有胆量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向前冲，扫清妨碍它前进的所有阻碍：推翻一切能推翻的，如果无法推翻，也要让它晃上一晃。它控制整个社会的过程，不是用和平手段，按部就班地夺取社会，而是在动荡和争斗中策马狂奔。在批判对手的主张和恶行时，那些人因为被战斗激情感染，让自己的主张超出了该有的限制，他们遗忘了自己的初衷，说了违背自己的真正的情感和淳朴的本性的话。
我们原本不希望看到的大动荡，由此产生。
和眼前的情况相比，过往有什么情景是更可惜、更可叹的吗？我回想了一次又一次，始终没找到。人的思想和兴趣、行为和信仰天生就该有座联系的桥梁，可是我们这代人的这座桥梁似乎被毁掉了。不管是哪个时代，人的思想和情感都是协调的，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协调好像正在消失。而且，这么说吧，所有和品德相关的规条都成了垃圾。
有一些诚挚的基督徒，他们坚信来生确实存在，并以此来引导自己的生活，这种人在我们之中还能见到。他们真的在为人类的自由——所有的善行的根基而努力付出。基督教既然声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自当赞同。
可是，宗教却被同时发作的反常情况推到了民主想要打倒的那个阵营里，不仅如此，宗教还再三制约自己倡导的平等，将自由当成敌人辱骂不休。要知道，宗教若是能与自由携手，自由将会被赋予神圣属性的。
相比于寄希望于天堂，在这些信徒身边，我发觉某些人更愿意活在当下。在他们看来，自由为所有最崇高的品行奠定了基础，自由是所有最高福泽的根源，所以他们才会支持自由。他们期望自由掌权的心，没有一点儿的虚情假意在其中，他们期望自由可以福泽万民；而且我知道，他们必定是因为清楚：信念一致才能民心所向，而民心所向才能让自由获得威信。所以，他们才会急着想要获得宗教的支持。发觉宗教站到了敌人那边，他们就停下了脚步。就这样，有些人开始敌视宗教，而有些人则失去了支持它的胆量。
在之前的几百年里，有些人——那些出身低微和背弃自身的人——为奴性击掌；有些人——那些有主见和品性正直的人——即使徒劳也还是为让人类得到自由而奋斗不止。可到了我们这代，有些明明身居高位、衣冠楚楚的人，看法却和他高贵的出身截然不同，他们居然称赞起奴颜媚骨了。而还有一些人正好相反，他们信口开河地吹捧自由，就像他们体会过自由有多伟大、多高洁一般，还为了某些人类自己都从未听说过的权利，高声呼叫。
那些德行出众、崇尚和平的人，他们身边的人会因为他们的正直、谨慎、富有、渊博而将他们推上领导者的位置，这我相信。他们真心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做好了无论何时都愿不计代价地为它牺牲奉献的准备。可他们之后又总会仇视文明，文明将引发的利弊，他们并不清楚；一切思想只要和恶有关，就都和新思想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就是他们脑海中的感觉。
我发现在这些人周围，还有一种人——打着发展的旗号，让人走向唯物，对罔顾正义的权益、缺失信仰的学问和无视德行的幸福死缠烂打。他们说自己在保护现代文明，傲慢地自称是现代文明的先驱。他们手里的职务，是偷来的，他们并没有担任的资格。
那现在我们所处的状况如何呢？教徒在攻击自由，而宗教在被自由的朋友攻击；称颂奴性的人雍容典雅，满口自由的人奴颜婢膝；抵制所有发展的是那些质朴开放的民众，而那些自称为文明和发展的先驱的人，爱国，却也没什么德行。
之前的每个世纪是不是都如同我们这个世纪一般？大家所见到的世界，是不是就是我们今日的世界？当今世界的所有关联都错位了：品性好的人没有才华，有才华的人没有名声；崇尚和平被说成是对暴君忠心，热爱自由被说成是藐视律法；人的行为所折射出的良心之光，是那么的黯淡；荣耀也好，屈辱也罢，真实也好，虚假也罢，所有的事，可以还是不可以，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我可以这么想吗？创世主将人类制造出来，就是想让人类像今天这般在蒙昧中挣扎。当然不该这么想，因为上帝为欧洲社会规划的将来，是较为平稳与祥和的。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也不该因为自己看不透，就怀疑它。相比于觉得上帝不公，我更愿意相信自己智慧有限。
世界上有个国家似乎已经将我口中的这场神圣的社会变革进行到了最后阶段。这场变革达成的手法，在那儿是那么简单；我甚至可以这么说——这场变革的结果，这个国家甚至没经过我们所经历的民主革命，就已经得到了。
十七世纪初移民美洲的那些人将民主这一准则栽种在新大陆的海岸上，而这一准则是来自他们对旧欧洲社会所抵制的所有准则的分析。民主在这里得以自由发展，它和民心并肩同行，没经历征战就变成了法律。
我坚信，早晚我们会如美国人一般在身份上实现近乎绝对的平等。但美国人收获的政治成果，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能按照相同的社会状况得到，我不敢由此断定。民主能够支持的政治模式肯定并不是只有美国人找到的那一种。可是，既然两国法律和民心的发端是相同的，那我们理当关注，这个根源将为每个国家带来什么。
所以，虽然求知欲有时候也很关键，可我却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才去观察美国的，而是为了从美国身上，总结出我们能够参考的经验教训。不要以为我准备写篇表扬稿，完全不是这样。凡是看过本书的人，都会相信我绝对没那么想过。在我看来，完全代表善的律法是近乎不会存在的，甚至连这场我相信势必会发生的社会变革对人类究竟是利是弊，我都不敢评断。所以我的所有目的，自然不会是称颂美国的一切政治形式。这场变革已经结束或者即将结束是我眼中的实情，在经受过此种变革的国家中，我想找到一个这样的国家——让这场革命得到了最完善、最平和的过渡，进而探明革命理当出现的成果；要是可以的话，我还想探明怎么做才能让人类从革命中获益。我敢说，美国自己拥有的，没有我看见的多。我不仅想探明民主自身的样貌，还想探明它的目的、特点、成见和热情。我为什么要对民主刨根问底？因为我们起码要弄清——对于它，我们都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又有着什么样的恐惧。
所以，本书第一部分的主旨是想指明，民主在美国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前进，近乎不受制约、完全遵照本能行事的。那么，它为法律指引的方向如何，为政府工作烙下了怎样的印记，让国家工作承受了哪些普遍的压力？我想方设法以探明它带来了哪些好处和弊端，探明在引导民主时，美国人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又有什么举措落下了。我还想办法对民主能掌控社会的根由进行了考察。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旨，是刻画美国民众的社会、习惯、观念和民心民意因为身份平等和政府民主而发生了哪些变化。可是我已开始不太想推进这个计划了。因为另外一个作者很快就会告诉读者，美国人有哪些主要的性格特点，并且，他可以为一幅冷峻的景象披上一层薄而玄妙的轻纱，用我所没有的好文笔将实情讲说分明。因此，除非我完成我为自己布置好的工作，否则，我的工作将徒劳无功。
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已经清楚地告诉给读者了吗？我不知道，但我敢说，我确实希望能够做到。我是依据实情来阐明主张，绝不曾让实情受到个人观点的影响。
一切能用文字资料证实的地方，我都核实过原资料，参照的著述都是最权威、名声最显赫的。所有参考资料都有注释，任何人都可核实。牵涉到舆论、政治惯例、民心调查的问题，我均有向学识渊博的人咨询。要是遇到非常重要，可事实并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多找几个人问明证词，不会只问一个人就得出结论。所以我说的话，请读者务必相信。
原本我是可以大量援引那些著名的权威或者起码能算得上权威的人的言论，来支撑我的观点的，可是我并未这么做。在自家的炉火边招待来自外国的访客时，主人通常会说很多关键的内幕。这些内幕，他对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许都没说，而是因为需要缄默了下来；可外国人很快就会走，所以告诉外国人并不让他感到忧心。这种内情，我一听到，就会马上予以记录。可是相比于让热情的主人在客人返国后，感到后悔和窘迫，而将其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我宁肯让自己的著述没那么光鲜，所以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将记录从书柜中翻出。
我知道，虽然我为了这本书尽心竭力，可若有人想指责它，那太简单不过了。
在我看来，读者若是愿意认真看这本书，会发现整本书有个核心观念几乎串联了所有的部分。可是，若是有人想以一个单一的实情来驳斥我援引的一连串事实论据，或者以一个独立的见解，来驳斥我列明的一连串观点，这很容易，因为我不得不探讨的目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我自己就是从大量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而非从单一的证据中得出，所以，我希望读者在读我写的这本书时，所用的精神和引导我著述的精神是一样的，并且评价它时依照的是通读全书的整体感触。
作者必须为自己的所有观点下一个理论性的结论，可又总是会总结错，以致失实，这一点读者一定要记得。人在办事时，虽然有时会不按常理出牌，但在讨论时，却无法那么做，并且人若想前言不搭后语，就像想让行动始终如一一般，难度是很大的。
最后，请允许我自己指出一个这本书的首要缺点，这个缺点或许很多读者都会发现，就是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才写的。在写这本书时，我没想过要支持哪个政党，也没想过要攻击谁；我没想与众不同，仅仅是比各个政党更有远见；各个政党还在为明日奔走，而我已经畅想起了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