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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分析的方法，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广为应用的一种方法。由于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特征，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始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心理因素对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就不发挥任何作用。随着人们经济活动方式的不断演化和发展，尤其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的位置，心理因素的作用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心理因素分析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与研究之中。
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将心理分析方法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n），他用主观心理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原因，并被认为是后来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
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主观心理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许多经典的理论模型无不带有主观心理分析的深刻烙印。
“线性阶段模式”是在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发展学说。罗斯托在这一理论中所提出的“起飞”概念和有关建立主导部门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曾经影响了一代发展学人，并奠定了他作为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的地位。罗斯托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做是一个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依次递进的线性发展过程。经济的成长要依次经历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强调资本积累和建立主导部门是实现起飞的先决条件，提出了选择主导部门的标准和主导部门作用传递的途径，这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阐述经济成长阶段由低向高发展运动的原因时，罗斯托却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之中。罗斯托认为，经济成长阶段由低向高的发展，表现为主导部门序列的更替，而主导部门发展变化的动力则在于人们的“欲望更替”。罗斯托用所谓“布登勃洛克式动力”（Buddenbrooks Dynamics）来说明一家几代人欲望不同，满足各自欲望的方式也不一样。他认为，一个家庭几代人的欲望更替，也能用来说明一个社会的变化。罗斯托解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若干个经济成长阶段，每一个经济成长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主导部门，而每一个主导部门的出现又同“新的人物”及其利益、兴趣和要求联系在一起。
无独有偶，在另一位经济发展理论大师熊彼特那里，主观心理因素同样被解释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作为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是在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运用创新概念的。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新中毁灭的生命过程，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将这种创新视为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而认为，如果没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做出了最为深刻的分析。遗憾的是，由于他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阐释创新活动的动因时，又跌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陷阱。强调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没有企业家，创新活动便无从谈起。然而，是什么驱动着企业家去从事创新活动呢？熊彼特认为，尽管企业家也为谋取额外利润而进行冒险投资，但追求利润只构成其动机的一部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受到三种力量的驱使:1.发现一个私人商业王国的愿望;2.征服困难和表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意志;3.创造和发挥自己才能带来的快乐。在这三种力量的联合推动下，企业家具有一种战斗的冲动，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所谓“企业家精神”。就这样，按照熊彼特的逻辑，一部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便取决于企业家的心理冲动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尽管罗斯托和熊彼特讨论问题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表述的理论内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却如出一辙。他们都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努力探寻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因，但是，他们却把这种动因归结为人类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将人们的心理活动视为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终极原因。显然，这种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已证明，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本质关系时，心理因素分析的方法只能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在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上，过分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构成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
人类社会活动（首先是经济活动）区别于自然界运动的最主要标志，便是在这种活动中有人的意志参与其中。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当事人的主观意志，特别是由于他们思维多元化和随机性所导致的不确定因素，对具体的经济决策常常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人们的消费偏好、市场的发展前景、价格的变动趋势等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心理因素分析又是不可缺少的。在发展理论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托达罗在提出他的人口流动模型时，便是通过对心理预期方法的引入，使他的模型弥补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的缺陷，比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现实状况。
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结构模型中阐明了农村中普遍存在潜在失业人口，而城市与农村在收入上的悬殊差距促使这些人走上了通往城市之路。他认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根本原因。但是，刘易斯的模型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即他没有说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城市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过剩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托达罗认为，离开了对流动人口向城市转移动机的心理分析，就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按照托达罗的模型，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城市中失业与就业不足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但是，准备流向城市的人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城乡现实的收入差距，还不如说是城乡预期的收入差距。无论是已经开始流动的人口，还是准备流动的人口，都是把农村的现得收入与如果进入城市后找到工作的预期收入作一番比较，然后再决定其行为的。强调心理预期是托达罗分析人口流动动机的主要特点。在他看来，只要未来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看上去要高于未来预期农村收入的“现值”，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继续下去。因此，托达罗认为，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的结果，这种考虑还包括心理因素。在这里，正是因为托达罗从心理因素上分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复杂动机，才使他的人口流动模型比刘易斯的模型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分析中，许多学者都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心理活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价值取向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资金的高度匮乏往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储蓄偏好低下使这一障碍难以超越。一些发展学者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民的商品货币观念淡薄，思想保守，宗教意识浓厚，导致他们缺乏储蓄、投资和盈利冲动。例如，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认为，存钱获取利息是一种剥削行为，因而宁可把货币窖藏起来也不愿储蓄。正是这种宗教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由此可见，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时，就必须根据每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国情探讨贫困落后的原因，寻求摆脱贫困的途径，确立经济发展的目标，制定走向富裕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分析便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分析工具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现代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使人类生产活动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财富的方式、衡量财富的手段、评价财富的标准，甚至连什么是财富这一基本概念都变得扑朔迷离、难以确定。虚拟经济正在日益取代实物经济成为经济存在的重要形式，各种金融衍生物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的投资方式，泡沫经济正在成为一种奇妙的世界景观，投机暴富的赌徒心态导致了当前国际经济中一场场的波动和危机。所有这些都使得心理因素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如果不进行主观心理因素的分析，就不可能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重大经济活动和事件。对正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
正如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言：“欠发达国家今天的增长地位，在许多方面，与现今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前夕的增长地位有重大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比起当年的发达国家，由于攀比效用的存在，当今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享受富裕生活方面，表现得更加急功近利，总是想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就走完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才走过的发展历程。第二，由于外部发达世界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而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而这种由外部切入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完全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因素，尤其是脱离了社会内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积累而创造出一种表面的经济繁荣。人们称之为“飞地经济”。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发展氛围中，才为赌徒心理的生成和泡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环境。
从发达国家当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产业结构的发展、调整和升级经历了一个依次递进的漫长过程：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从有形产业到无形产业，从实物经济到信息经济再到知识经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是同步的，商品经济与法制建设互相促进，因此，发展的步子比较扎实，不易发生大起大落。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法制建设不完善，国民素质低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呈跳跃式发展。例如，盲目地发展金融业，从而导致泡沫经济泛滥，投机之风盛行。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心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探讨这次源于泰国、席卷东亚、波及整个世界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时，很多人都忽视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实际上在金融市场的操作中，很多金融资产的评价，完全失去了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观标准，即在人们常说的这种符号经济中，所有财富都失去了它的物质内容，而仅仅表现为一种价值符号。“炒家”的包装炒作、媒介的推波助澜，再加上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可，便可以在顷刻间使股票等价格忽而扶摇直上，忽而一落千尺。非理性的心理波动成为决定此次东亚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
这场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现代金融社会里，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社会公众的心理活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究竟发挥着一种怎样的作用，如何通过市场规范、政策调控、媒介管制、道义劝导等措施影响和疏导公众的心理活动，防患于未然，以保证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就成为当代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原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