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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门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揭示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科，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艰巨任务。在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中，唯有发展经济学将探讨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繁荣作为自己的研究使命。可以说，它是一门与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最为贴近的经济学科。发展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在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中不乏具有科学意义的积极成果，有不少学者因为对经济发展理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经济发展理论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充其量只是个松散的理论框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发展计划屡遭失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众多的发展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前景深表忧虑，许多人已放弃了探索发展理论、发展原则的努力。当今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只是不同的发展学者就某时、某地、某个问题阐释个人见解的一个讲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发展经济学进入了“收益递减”时期的论调甚嚣尘上，有人甚至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确加大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难度，而阶级与利益的局限，也使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很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揭示广大经济落后国家贫困与不发达的本质原因，更难以为这些国家提供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发展之路。仅就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本身而言，缺乏内在的逻辑体系，是使其陷入困境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经济学这样一门与现实结合相当密切的经济学科，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作为其内在支撑，便很容易流于论点的集合与材料的堆砌。本文旨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进行初步探讨。
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发展经济学能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在发展经济学创立时期，人们对此并无疑义。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大师，还是激进学派的英勇斗士，在阐述他们的发展思想时，无不想构建一座发展理论的辉煌殿堂。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观点、结论大相径庭，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试图去揭示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困与不发达、走向繁荣昌盛的普遍规律。新古典学派的“线性发展模式”，结构主义学派的“结构变动模式”，激进学派的“依附论”与“脱钩论”，都试图为发展中国家描绘出一条经济腾飞之路。
然而，由于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在阶级属性和方法论方面的固有局限，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普遍受挫，被人们称为“失落的十年”、“被遗弃的十年”的严峻挑战面前，发展经济学各流派表现出极大的困惑。面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失败”的严酷现实，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陷入了空前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除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园地中，再没有什么大的建树，相当多的发展学者放弃了继续构建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微观机制的考察和对经济发展具体案例的研究成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新时尚。正如有人所总结的那样：“50年代和60年代是一个高谈阔论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和美丽梦想的时代……进入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再对笼统的发展战略感兴趣，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上。”
然而，“争取发展的进程，为之奋斗的人民的命运，是一幕世界性的悲剧。它涉及几十亿人的希望和挫折、努力和失败、痛苦和冲突。这是我们时代的中心事件，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三”（保罗·哈里森语）。因此，发展经济学不会死亡，也不应该死亡。美国耶鲁大学的发展学者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教授就明确表示“那些相信发展经济学死亡了的人们完全是言过其实”。为了挽救经济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发展经济学”应该从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向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认为应致力于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机遇。以倡导非均衡增长战略著称于世的赫尔希曼（Albert O.Hirschman）教授曾经这样描述经济发展理论呈现日新月异变化的20世纪50年代：“在那沸腾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研究对象即亚非拉美最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则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骄人业绩，为曾经被称为“沉闷科学的这个困难分支”的发展经济学注入了勃勃生机。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转机，东亚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更是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组的行列。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能够成功地进入高收入组的不过是凤毛麟角，但这毕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不懈努力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明显转机以及发展的巨大潜力，不能不引起广大发展学者的普遍关注和深入思考。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奇迹。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不仅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令世人瞩目，而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摸索出一系列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颇具启迪、指导意义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途径。例如，举世闻名的计划生育政策，独具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等。所有这些，无不引起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案例的最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政府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政策制定和道路选择，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便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2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裕的发展道路。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学者，再一次燃起了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的热情。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并针对中国及其他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所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深层的理论思考，发表中国发展学者的看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已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发展学者的重大使命。
早在1985年，中国发展学者谭崇台教授在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建立崭新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命题；1988年，中国另一位发展学者陶文达教授的著作《发展经济学》问世，在中国的发展著作中，第一次专辟章节，明确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在论及发展经济学的出路何在时，陶文达教授强调指出：“真正能解释当代发展中国家贫穷与落后，真正能够解决不发达经济各种根本矛盾的只有概括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建立的发展经济学。事实将证明，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使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与落后，走上和平与发展的光明大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更是令一代中国发展学者深受鼓舞。从1989年开始，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便连续撰文，探讨“新发展经济学”的建立问题。在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论文中，张培刚教授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要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研究程度，尤其要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状况。1992年9月，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问世，对建立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遍及全球的经济发展浪潮，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给沉闷了多年的经济发展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丰富的发展实践有待于总结升华，曲折漫长的发展进程更需要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导。经济发展牵涉到亿万人的命运，维系着整个世界的安宁。正是由于发展经济学是从如此广袤富饶的实践园地中结出的理论硕果，所以，它必然是一个科学、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舍此便不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庄严使命。而要构建这样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认识、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这一任务便落到了中国发展学者的肩上。
构建经济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首先要解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从目前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来看，我们认为，可以将这一理论的逻辑线索描述如下：
对于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发展经济学作为处于中间层次的经济理论，其基本任务是为落后国家提供走向富裕发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存在，就更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来说明落后国家人民所处的悲惨境遇。因此，首先要描述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现状，并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表现和根本特征。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特征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面积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历史有长有短，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互不相同。为什么都称为发展中国家呢？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这些国家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就是说，不发达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另一个是农村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发达的城市与贫困的乡村、现代化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着。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法律、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明显的差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并非一种过渡形态，而是要长期地存在下去，决定和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现状引发了人们对处于贫困深渊中的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广泛关注、深切同情；更激发起这些国家和民族奋发图强、脱贫致富的勇气和决心。也正是具备了这一前提，才有必要引申出经济发展理论的一系列具体内容。
说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现状，接下来便要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经济发展理论的不同流派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内因论”与“外因论”两大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居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来自这些国家的内部。无论是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穷”（It’s poor because poor），还是哈维·莱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都试图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在于其自身的资本匮乏、人口众多及政策失当。结构主义学派的发展学者主要是用“中心—外围论”来阐释落后国家的贫困根源，认为发展中国家陈旧的贸易结构导致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致使巨额财富向中心地带流失。而主张“依附论”的激进学派，则坚决认为来自外部发达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才是陷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于贫困深渊的根本原因。有关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的探讨，是经济发展理论中观点对立最为尖锐、从而也最富挑战的内容之一。西方发展理论的各个流派，或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或是因为方法论的制约，都未能就这一问题提供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阐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进一步便要确立摆脱贫困、振兴经济的目标。关于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各个流派也有不同的见解。新古典学派意见非常简单，他们提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发展中国家只要循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便会达到发达国家今天的发展水平。激进学派的发展学者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循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经济落后国家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与不发达。只有与发达国家彻底“脱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才能开创繁荣富裕的美好未来。而结构主义学派则把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他们看来，唯有实现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从而改变其在国际交换当中的被动地位。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选择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发展政策，才能使经济发展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向来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中广为实行的有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发展战略，尽管这些发展战略在理论上曾经引起过人们的激烈争论，在实践中也曾经遭遇到许多挫折。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失败以后，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提出了以注重人的生存、改善就业条件、消除贫因为特点的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纠正了早期发展理论中“唯工业化”、将工业化等同于发展的偏向，把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一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应该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为人提供生存的条件、谋生的手段、发展的机遇，以增加就业和减少收入不平等为基点来构造新的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要将环境保护视为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战略目标，主张尽量在生态环境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需要，还要为子孙后代提供发展的条件。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已不仅是经济落后国家谋求发展的战略构想，而且成为南北双方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未来所达成的共识。
发展计划是发展战略的具体化，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运用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宏观层次，著名的计划模型有哈罗德-多马模型，马哈拉诺比斯模型；在部门层次，广为运用的是投入-产出模型；在项目层次，基本的计划操作手段则是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越是在那些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健全、价格机制作用有限的地方，在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发展计划的作用越为重要。
发展政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也更直接。例如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贸易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发展政策制定、实施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在摆脱了殖民统治、掌握了国家主权、致力于经济发展几十年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贫穷依旧、落后依旧呢？杰拉尔德·M.迈耶不无道理地将此归因于发展政策的失误：“贫穷的根源在于不适宜的政策”（Poverty is because of poor policies）。
选择、制定、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发展政策，经过艰苦的努力，下一步便是考核是否达到了既定的发展目标。目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是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P（单位：美元）占有量由低向高排序的衡量方法。但这一方法由于指标过于单一，世界各国人口数量又过于悬殊而存在局限。正如中国的情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迅速增长，1995年中国的GNP总量达到了5.76万亿元人民币，排世界第八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十多亿的人口总数使得中国人均GNP占有量在世界排名中急剧下降。根据《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在133个国家和地区由低向高的排名序列中，排在低收入组的第42位。为了弥补世界银行人均GNP衡量指标的缺陷，许多发展学者和研究机构在致力于建立两个以上甚至包含几十个、上百个衡量标准的指标体系。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设计的综合指标体系，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Adelman）设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指数，以及莫里斯（Morris）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衡量指标体系。实际上，就连世界银行自己也意识到了单一的人均GNP衡量指标的局限性。近年来世界银行开始运用人均GNP购买力平价（PPP）估计值（即在本国市场上购买用一美元在美国所能购买的相同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所需的本国货币单位的数量）测算的人均收入来对原有的数据进行补充。根据这种测算方法，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为2 920美元，是前一种测算结果的4.7倍。尽管如此，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一个科学、简洁、统一、实用、为世界所公认的发展指标衡量体系。无论是在发展学界广为流传的“毕业论”，还是中美之间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有关中国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无不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发展中经济包含两个基础要素：一是工业，一是农业。与之相适应，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便构成了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领域。关于工业化的概念、方式、道路、阶段、战略、意义等都是工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提出以后，在发展学界对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及意义颇有微词，然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工业化进程都是经济不发达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努力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同时，必须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业建设，用以构筑未来的民族脊骨。
农业问题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严峻课题，对于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向来是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在“唯工业化”思潮的误导下，由于忽视农业，没有奠定坚实的农业基础，结果阻碍甚至断送了许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要从理论上阐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相对下降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关系，了解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特征，探索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途径，建立协调、稳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工农业经济结构。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包括资本形成、人口的规模与质量、资源与环境以及科学技术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上述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均作为约束条件而存在，阻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所谓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将资金短缺、人口过剩、国民素质低下、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科学技术落后等约束条件转化为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过程。因此，要对每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尽量加速这一转化过程。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国际环境的联系。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引进和利用外资以及外援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设法从外部获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与援助，从而加快其发展进程，如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与质量，从对外开放中争取更大的动力和利益等。
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构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前提是探索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然而这种探索并不排斥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发展的个案研究。相反，由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特殊性和典型性，在许多场合，个案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经济发展理论强烈的实践性，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发展经济学中，案例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拉丁美洲的债务经济研究，中东的石油经济研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人口经济研究，亚洲“四小龙”的外向经济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研究以及近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研究等。应该指出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探索和开创出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指导意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例如，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如潮好评。中国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胆探索，更是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途径。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中国的发展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发展理论来源于发展实践，又服务于发展实践。通过对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和展望，寻求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检验发展理论的正确性，为经济发展实践提供指南。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