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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浪潮席卷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横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美国单边主义与霸权行径甚嚣尘上……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对传统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概念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和动摇。什么是发展，应该如何发展，怎样才算发展？如何重新诠释世界新格局下的南北关系？如何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落后国家现实发展和历史命运的作用与意义？如何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心态去迎接新的世纪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机遇与挑战？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发展理论在今天不可回避的新课题，都要求我们对发展的基本定义做出新的阐释。
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到60年代独领风骚的实现工业化的梦想；从20世纪70年代广为流传的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靡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直到21世纪初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制度学派大行其道，几乎每过十年，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概念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人们的发展实践也会随之发生重大的调整。本文便是通过对于经济发展概念发展沿革的历史回顾与分析，确立经济发展的新概念。
20世纪5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童年时期。严格说来，在这一时期还未产生专门服务于落后国家的科学、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学家们只是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例如下面将要提到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等）直接用来分析和解决落后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当时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园地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由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美国著名发展学者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提出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
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解释为是一个由低向高循序渐进的自然史过程。他将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之后的一部论著中，他又补充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民族，其经济成长的历程都将不无例外地依次遵循这些发展阶段。
在上述经济发展阶段中，罗斯托格外强调“起飞”阶段对一个国家经济成长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罗斯托的“起飞”概念，是指在工业化初期的一个较短时期内（20—30年），一个不发达经济突破长期停滞的落后状态，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束缚，迅速实现基本经济体制和生产方法剧烈变革的过程。正像只有达到了既定的滑行速度，飞机才能最终摆脱地球引力和空气阻力升空一样，唯有实现了经济“起飞”，一个国家才能超越传统社会，进入经济的良性循环。正因为此，人们将“起飞”视为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
作为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大师，罗斯托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代表了传统经济学对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对于诸如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解释、不发达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以及落后民族图强致富的道路选择等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根据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分别处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上，而且必然会依次经历这些阶段。因此当探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至今依然深陷于贫穷落后的深渊之中时，答案便非常简单：只是因为这些国家至今仍然处在传统社会之中，停滞在经济成长的低级阶段，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曾有过的共同经历。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贫穷落后的境遇呢？那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实现经济“起飞”，一旦突破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束缚，便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经济成长的高级阶段。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过程呢？新古典学派提出了“踩着发达国家的脚印走”、“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的基本命题。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任务，不过是经济先行发展国家历史过程的简单重复。显然，这一为众多经济先行发展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的线性发展模式，对于广大梦寐以求跨入经济发展行列的经济落后国家，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一时间，“起飞”几乎成了所有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所刻意追求的目标，以为只要实现了经济“起飞”，发展任务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然而，罗斯托“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意在揭示人类经济成长的普遍规律，并非专门探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道。通过对当今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和今天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后来的发展学者认识到，“欠发达国家今天的增长地位，在许多方面，与现今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前夕的增长地位有重大差异（日本可能是例外，但即使这一点人们也不能肯定）。今天的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过去开始工业化时的人均产值低得多；后者当时比世界上其余地区在经济上先进。在人口和某些基本条件方面也完全不同。”
事实上，这里所列举的差异还并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本质，如果比较这两个发展过程有什么根本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今天的发展中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发达世界，并且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有时甚至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对此，激进学派的理论家们揭示的更为深刻。他们指出，目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与落后，并不是因为他们处于经济成长的低级阶段，他们的贫穷落后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一种形式，穷国的贫困和富国的繁荣是彼此相连、互为因果的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穷国的贫困，就没有富国的繁荣，而离开了对穷国的剥削和掠夺，富国的富裕也就无从谈起。简言之，对于广大由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转化而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什么线性的，发达国家的盘剥掠夺，人为地阻断了这些国家经济成长的自然过程。“起飞”对他们而言，终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学派认识到了线性发展模式的缺陷，指出陈旧的经济结构是落后国家经济成长的根本障碍。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结构变动模式”便逐渐取代线性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著名发展学者霍利斯·钱纳里所概括的：“发展经济学的领域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里，由于经验知识的迅速增长而发生了改变。50年代提出的理论，已经通过对其基本假设做出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检验、修正和抛弃。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把发展看做为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变化的更为综合的观点。”
在结构主义学派看来，“经济发展可被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它们涉及需求、生产和就业的构成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外部结构等因素。总之，这些结构变化表明了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变。尽管发展经济学最初关心的是原始经济启动增长的条件，但这一问题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了。在过去的20年里所发生的通常每年5%或6%的增长率，已经导致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避免各种形式的结构性失衡和促进增长利益的广泛分配。‘重新构造’经济关系，现在已被看做是国际和国内发展问题的中心。”
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较，结构主义学派认为线性发展模式所极力推崇的投资和储蓄，都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就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必须进行全面的结构变革。这种结构的变革不仅包括生产、需求、贸易、资源运用和人口等方面的结构变革，而且包括城市化和收入分配等过程的变革。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学派还强调应对结构变革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目标，以及国际资本、国际先进技术和国际贸易环境等。
结构主义强调工业化是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阶段，尤其阐述了同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这样的供给因素变化相比较，需求因素变化对于工业化的作用同样重要。结构主义指出所谓工业化即是以各种不同的要素供给组合去满足类似的各种需求增长格局的一种途径。然而在传统的发展理论中，却忽视了需求方面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需求方面的研究。结构主义学派指出总需求的水平和要素供给的结构是决定工业化—经济结构转变的两类基本要素，并由此提出了结构转变的标准形式，而与这一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密切相连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选择确定，对于工业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不同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贸易战略，可以将工业化的过程大致地划分为内向型与外向型等，而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不同的工业化过程，其结构转变的时间、次序、速度以及各个部门、各种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不同的。
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h）的“中心—外围论”和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结构变动发展模式”，从不同的侧面对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变动进而摆脱贫困的必要性和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劳尔·普雷维什是在拉丁美洲具有重大影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始人，曾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常务秘书。普雷维什采用中心—外围的结构分析方法，深入地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由非对称的两个部分：“中心”和“外围”构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构成了这个体系的“中心”，贫穷落后的经济不发达国家构成了广阔而复杂的“外围”。“中心”利用国际分工，主要从事制成品的生产，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连接“中心”与“外围”的桥梁和纽带，便是国际贸易，即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交换。
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研究，普雷维什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进行贸易时，初级产品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得多，从而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口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才能换回既定数量的进口品，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不断的恶化。正是在“中心—外围论”的基础之上，普雷维什提出了闻名遐迩的“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不平等的贸易交换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财富流失的根源，那么就切断这种联系，不再从“中心”国家进口制成品。而要自己生产制成品，“外围”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20世纪50年代初期，普雷维什成为工业化战略的热忱鼓吹者，他一再重申：“我提出的发展政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克服先前模式局限性的新发展模式，其主要目标是工业化。实际上，我的政策建议是谋求为工业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鼓励其他国家也执行这种政策，并为所有这些国家提供为执行这种政策而要采取的井然有序的战略。”
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大师刘易斯则通过他的“结构变动发展模式”，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途径。刘易斯以他的“二元结构论”为基础，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强调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流动，是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结构转变、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机制。
刘易斯从古典学派的经济发展观点出发，将不发达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城市中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另一个则是农村中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城市中的现代化部门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经营，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为手段，以向市场提供商品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传统部门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的产品多为满足自己的消费，很少在市场上出售，并且存在着大量隐蔽的失业人口。
刘易斯认为，在不发达经济的两个部门中，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才是增长的主导部门，农村中的传统农业只是为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展被动地提供剩余劳动力。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工业部门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来自于利润的再投资，而利润则来自于对剩余劳动的有效利用。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因此这一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城市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吸收完毕为止，也即是说，工业化的进程使不发达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演变为单一的现代经济结构。
工业化的进程的确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指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成就、经济增长的果实，并没有给广大国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和利益，尤其是那些沉沦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困苦的境地，发展所追求的那些最基本的目标，不但没有得到实现，有些反倒更加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悬殊了；失业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扩大了。即出现了经济发展理论中时常提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一些拉美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和20世纪50年代某些西欧国家的水平不相上下，但从广大国民所实际享受的福利水平来看，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正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脱离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而一味地追求工业化进程，不切实际地把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提出所谓“先增长，再分配”的发展模式，致使广大国民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失业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加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实施中的普遍失误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日趋恶化，20世纪80年代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成为了“失落的十年”、“被遗弃的十年”。所有这些使得许多发展经济学学者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始以怀疑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单纯追求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并试图以新的发展战略取而代之。其中最富代表的便是由著名发展学者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的“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或赶超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目标；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后凯恩斯发展学者一般都主张实行“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却遭遇到严峻的挑战。这一情形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从而一种以争取就业、改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分配为目标的新的“随增长，再分配”的经济发展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由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等经济学家提出，以后又逐渐演化为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理论和相应的发展战略。
早在1965年联合国提出的第一个十年发展战略后五年的社会发展方案中，曾经提到要求各国执行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在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发展战略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使个人的福利得到不断进步，并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并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随着增长而重新进行分配”的发展战略。除了经济增长、工业发展指标外，还把教育、保健、营养、住房、收入分配、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发展等社会指标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说，在此已经提出了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设想，或者说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战略设想。
“随增长，再分配”和满足基本需要的理论首先在发展的定义方面向传统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新的理论认为：单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潜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过程，它着眼于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是一个人们生活水准不断得到改善的渐进过程。因此，发展应该包括正义、公平和收入分配和服务等内容；应该重视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发展还应该重视生活质量，关心物质和精神的价值，使生活过得有意义。这一理论强调，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的变革，都不足以构成发展的目的，而不过是为达到发展目标所采取的一个手段。发展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首先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
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更为丰富也更为人道。经济发展再不是一个由水泥和钢铁堆砌而成的冷冰冰的概念，而是充满了对最广大贫困人口的深切同情和真诚救助。然而，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即这一战略所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广大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使他们能吃饱肚子，能喝上洁净的水，有衣穿、有房住，能做工赚钱，能读书识字。但是对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贫穷困苦的境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提及不多，尤其是对于那些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具有较雄厚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仅仅停留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还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穷国与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穷国和穷人获得的资本较少，而且也在于他们获得的知识较少”，这是因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仅仅是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将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便需要知识。如果我们想使明天的生活比今天更好，如果我们想使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使我们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并保护我们共有的环境，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要简单地将更多的资源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还必须用一种使我们的努力和投资产生更高回报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这也需要知识，而且相对于资源而言，我们需要更多地倚重于知识。”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贫困的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发达国家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以美国“新经济”为代表的经济迅猛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过去总是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高度匮乏，资本形成的困难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落后；尔后认识到落后的本质在于人的落后，人力资源的严重稀缺与国民素质的普遍低下，使得那些即使通过种种渠道解决了资金注入问题的国家也没有开创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而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的薄弱，“经济不仅建筑在实物资本和人类技能积累的基础上，还建筑在信息、学习和对知识加以吸收改造的基础上”（詹姆斯·D.沃尔芬森，199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银行提出了“知识差距”的概念。什么叫知识经济呢？世界银行将人类已有的知识划分为两种类型：关于技术的知识和关于属性的知识。关于技术的知识也叫做技术知识或简称为技术诀窍。例如有关营养方面的知识，控制人口方面的知识以及软件工程和会计方面的知识等。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拥有的技术诀窍比工业国少，穷人拥有的技术诀窍比非穷人少。世界银行将不同国家间及国家之内知识的这种不平等分配，称为知识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悬殊差距，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这一知识差距所决定的。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知识差距就成为经济落后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首要障碍。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就演化为如何提高自己利用知识的能力、尽快缩小知识差距的问题了。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对发展中国家提高其利用知识的能力的必要性来说，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为了说明当今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世界银行甚至引用了伟大培根的那句不朽箴言（只是略作修改）——“知识就是发展”。
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尽快地缩小知识差距，并不断增强自己利用知识的能力呢？这就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获取知识并利用知识的有效战略。这一战略的内容包括：获取并应用全球知识，去创造本国的知识；投资于人力资本，以增加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投资于技术以促进获取知识和吸收知识。这一战略所涉及的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唯有不断地加强对于教育的投资，才能持久地获得新的技术；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则会进一步提出对于教育的需求，并使获得知识更为容易。因此，对于一项缩小知识差距的总体战略来说，获得知识、吸收知识以及交流知识的有效政策之间是互为补充的。这三个方面具体内涵如下：第一，知识的获取。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获取知识，另一个是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创新。第二，知识的吸收。知识的吸收是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己获得知识、利用知识的关键，而教育则是知识吸收的关键。无论是对于知识的创造与获得，还是对于知识的吸收与传播，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缩小知识差距的当务之急，便是要全力振兴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第三，知识的交流。知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传播手段的方式与水平。传播手段的革新常常是现代社会变革的核心。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交流的传统渠道仍然具有重要性，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低成本传播知识，并缩小国家内部、缩小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方面，拥有很大的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制度残缺”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作用，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韩国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泡沫破灭之后，暴露出来的依然是制度建设的一片废墟。对于那些虽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可仍然贫困依旧、发展无望的国家和地区，这一问题就更为尖锐了。“我们如何解释富庶之中贫困的存在？如果我们知道了富裕的源泉，那么为什么贫困国家不采取那些能够致富的政策呢？……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体制，从而激励人们投资于更有效的技术，增加其技能，并组织更为有效的市场。这些激励机制体现于制度之中”（道格拉斯·诺斯，2000年）。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并非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鼓吹经济增长阶段论的罗斯托，就将必要的制度变革视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只不过他所考虑的制度概念比较狭隘，仅仅局限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革罢了。当世界已经跨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才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方面，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千年以前相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非洲的企业家缺乏关于潜在商业伙伴的信息。拉丁美洲的贫农由于没有对土地的正式所有权，因而不能用土地抵押来获得贷款。中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家在开始新的商业活动时，却面临着现有企业和政府设置的政治障碍。”
体制与制度的缺陷，愈发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制度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发展中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其二是这一制度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困。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和对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悉心总结后，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明确指出：“市场是关乎穷人生活的核心问题，在市场对人民生活水平产生影响以及帮助保护人民权益方面，机构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进一步阐释到：对市场能够起到支持作用的机构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形成具有包容性的一体化市场，能够确保实现稳定的增长，从而极大地提高人民的收入并减少贫困。
从市场和制度的角度来阐释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并进行摆脱贫困的路径选择，标志着对于经济发展理念认识的新攀升和进一步深化。
那么，什么是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呢？它包括法律、执行机制以及支持市场交易的组织。这些制度将有助于传播信息，执行财产权与合同，并促进市场竞争。市场是致富之本，是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关键。市场可以带来机会，使人们可以从事于生产型的活动，它可以赋权于人民，因此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对穷人最为有效的救助，不是资金提供，不是物品救济，而是制度支持。正是这些机构制度，为穷人进入市场、寻求机遇、发展自身提供了渠道和空间。
支持市场的制度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发挥自己的职能：第一，提供信息。支持市场的制度提供关于市场条件、商品和参与者的信息。穷人之所以被排斥于市场之外，首先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也难以获得有关市场的信息。要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将他们送入市场，而要帮助穷人进入市场，第一步就是给他们提供有关市场的信息。第二，明晰产权，维护权益。仅仅帮助穷人获得信息，还不能使他们摆脱贫困。支持市场的制度通过制定并执行财产权与合同，来决定谁得到什么东西以及什么时候得到这些东西。第三，增强竞争力。竞争是市场的灵魂。进入市场只是提供了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是否真正能够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最终还要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能力。支持市场的制度可以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可以制定规范竞争的法律法规，可以培育生产当事人的竞争意识并提高他们的竞争技巧。综上所述，“通过这三种职能，所有的制度结构都会影响着资产、收入和成本的分配，也会影响着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交易的效率。制度可以使得权利配置于效率最高的人，因而可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强化财产权等手段，制度可以影响投资的水平和新技术的采用。通过执行竞争法，制度可以明确市场权利，从而限制生产者获得暴利，保护消费者不受高价格的影响。通过明确市场中弱势群体的权利，制度可以直接影响穷人的生活。”
“发展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尤其是对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经历了理论与实践长时间的艰难探索之后，无论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还是众多的学者，都在深刻地反思：到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目标？什么才是构成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
对此，达德利·希尔斯（Dudley Seers）在他的主张中曾简洁地提出了有关发展含义的基本命题：“因此，对一个国家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降下来了，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期间取得了相对来说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然而，对处于这些国家底层的40%的人口来说，在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改进，甚至在实际上还有所下降。根据早期的“增长”定义，这些国家是处于“发展”之中；可按照新的有关贫困、平等和就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却没有得到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转向负增长，又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被迫取消原本就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项目，形势进一步恶化了。
在一本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埃德加·欧文斯（Edgar Owens）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除了作为一种运用经济学的练习，发展就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它与政府的政治观念、体制，以及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完全无关。现在该是我们将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了，不仅要考虑怎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更富生产力，而且更要考虑社会质量的提高，这个社会应该是更富生产力——即是说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
就连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鼓吹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世界银行也加入了这场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发展的大合唱，它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宣称：“发展的挑战……提高了生活的质量。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国家，生活质量的改善总是要求一个更高的收入——但是它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这意味着最终他们将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水准的健康与营养，减少贫困，一个更为清洁的环境，更加平等的机会，更广泛的个人自由和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实际上，有关“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学说史上，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让·西斯蒙第（Jean Sismondi，1773—1842）在他于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和人口的关系》一书中，便对此做出了论述。西斯蒙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繁荣的标志不是总的财富量，而是人均的财富占有量。财富的增长不过只是手段，而广大国民物质福利的提高才是目的。他力图确立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他强调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表现在收入的总额上，而且表现在这种收入的总额和它所应养活的人数的比例上。”
他还说：“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准；国家繁荣的标准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
西斯蒙第之所以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要表明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创立的原理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广为流行的见解有着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说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所阐述的经济学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处处洋溢着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激情，经典作家们科学地论证了作为物质资料生产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与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一致性，“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句曾经给予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以无限希望的名言作为不朽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不仅向整个世界表明了他们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同时也奠定了劳动者阶级在他们的光辉学说中的主体地位。
在我国，“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也正在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教授在他的《论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一文中便深入阐述了经济发展是人的本性所需的观点。1998年，杨老更是以其90高龄，集毕生所识，笔耕三载，隆重推出了他的综合研究著作《人性谈》，对人性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改革做出了精辟、系统的阐述。
综上所述，正如托达罗（Michacl P.Todro）教授所说，当我们把发展视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系统持续向着“更美好”或“更人道”的生活前进时，我们能否将我们认为的发展含义解释清楚，或使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展，美好的生活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些问题是与哲学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是需要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环境重新加以评价和回答的永恒的长期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20世纪最后十年的适宜答案并不一定要像以前的几十年那样，但我们和古雷特教授及其他一些人都相信，要理解发展的内在含义，起码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价值作为思想基础和实际指导方针。这些核心价值是——最低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它们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它们与所有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中的基本人类需要相联系。
第一，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基本需要的能力。
任何人都有某些基本的需求，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无法维持生存。这些赖以维持生存的人类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当这些基本需求中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或严重匮乏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存在着“绝对不发达”的状况。从而，全部经济活动的基本功能就是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克服由于缺乏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所导致的绝望与痛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只有这种作为改进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的发展才是发展。没有在社会水平和单个个人水平上持续不断的经济进步，人力资源的潜能就很难得以发挥。不言而喻，一个人只有“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才谈得到去追求更多的东西。”因此，提高人均收入，根除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上的不平等就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第二，自尊：要作为一个人。
发展含义的第二个共同构成部分是自尊——一种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所有的人们和社会都在寻求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尽管这些形式可能被称为权威、个性、尊严、尊重、荣誉或社会承认。这种自尊的性质与形式可能会因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发生变化。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现代价值观”的扩散，由于国家的繁荣几乎已经成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上和技术上与先进的社会发生接触时，这些原来有着自己的深刻价值观念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在文化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由于在发达国家中与物质相联系的自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具有价值和值得尊重在目前就越来越只赋予那些拥有经济财富和技术力量的国家——即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
第三，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能够进行选择。
发展学者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应包含在发展含义中的基本标准是人类自由的概念。这里所讲的自由要从把人们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从自然、无知、其他社会成员、悲惨的境况、种种惯例及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含有社会及其成员具有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在追求我们称之为发展的社会目标时外部限制最小化的意义。刘易斯在强调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时断定：“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增长，而在于它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
财富可以使人们获得他在贫困时不能得到的对自然界和周围物质环境的更大的控制能力（如通过与衣、食、住产品有关的生产）。财富还可以使人们有选择更多闲暇的自由，获得更多的产品和劳务的自由，以及摆脱物质需要的负担，生活在平静的精神世界的自由。人类自由的概念也应该囊括政治自由所包含的种种内容，如个人安全、法律规则、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程度和机会均等程度等，虽然并不只限于这些。
通过对经济发展三个核心价值的阐述可以清楚地表明，经过多年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的探索和验证，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概念所包容的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有了愈发全面的认识，完成了从单纯追求物质增长目标到“以人为本”来把握发展概念的飞跃。人类自身终于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而成为发展的核心命题，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成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密切关注的对象，从而确立了经济发展的新概念。
原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