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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当代中国，还是对于整个世界，20世纪都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在这即将成为历史的短暂而又漫长的100年中，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决定人类历史命运、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伟大事件。然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在这100年中给人类历史留下最为深刻烙印的，则是发展中世界的蓬勃兴起、经济发展理论的广泛传播和占人类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所遭遇的严重挫折。20世纪留给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几乎所有世界上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国家都在这100年中先后走上了摆脱贫困、振兴经济的谋求发展之路，使他们能够在自立、自信、自强的基础之上，怀抱着与经济先行发展国家同样的心态，去迎接新的世纪赋予人类的机遇和挑战，以世界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身份，去开创人类历史的崭新纪元。
本文的主旨便是要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对100年来经济落后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努力以及在这种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萌生与繁茂起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沿革，作一简单的回顾和评价。
众所周知，一部世界近代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落后民族和国家侵略、剥削、凌辱、掠夺的历史。经济先行发展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的转化与经济落后国家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的表现方面。按照列宁的说法，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处于殖民统治下的落后民族和国家，所面临的只能是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他们或者根本就无法产生谋求发展的动机和愿望，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难以如愿以偿。在西方经济增长与发展思想史中，有着著名的从185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沉寂的一百年”，实际上所反映的是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下，落后民族和国家在经济发展实践上的空白。20世纪初叶，虽然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争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但只是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在经济上仍然是西欧和美国的附庸。亚非拉的广大国家和地区，依然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振兴和发展经济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如果从西方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理论渊源来考察，在这一时期对后来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具有较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是著名“供求均衡论”的创立者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从1890年到1920年，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连续发行八版，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在马歇尔的著述中，蕴藏着相当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他对于经济变化的基本认识，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增长前景的认识都对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阐述了对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发展是渐进的、演化的；发展是连续的、不中断的；发展是和谐的、无冲突的。
比马歇尔稍晚一些时候的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对后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他率先提出的“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在当时曾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至今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仍享有盛名。熊彼特于1911年秋天首次出版了他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提出了创新促成发展的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是对既有经济格局的一种突破，而突破的力量则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创新活动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创新活动间歇地出现，引起经济周期地波动，也促成经济发展。虽然熊彼特在20世纪初所提出的这些理论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然而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却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弘扬。
应该指出的是，在本世纪初，当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在西方经济思想的主流中销声匿迹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却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规划出使自己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宏伟蓝图。这两个人，一位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一位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他们针对当时俄国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目标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政策措施、项目规划都对这两个国家以后以至当今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深化和丰富了经济发展理论，构成当代发展经济学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中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上先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领导人，在遭受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国家的命运。以往的经历使他们痛切地感到：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政治上的最终独立。因此，在取得独立之后，如何迅速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使自己的国家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成为这些年轻国家所面临的首要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发展，广播、电视、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人们看到、了解到甚至亲身感受到在那些经济先行发展的国家，生活水准有了普遍的提高，认识到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过上一种怎样富庶的生活。千百年来在苦难的深渊中无望挣扎的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第一次燃起了一种强烈的希望：迅速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改善自己穷困的生活。这不能不使他们对经济发展问题加以深切的关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在历史发展、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发达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需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于是，如何从共同的问题中寻找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对落后国家的贫困状况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给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战略、道路、政策和措施，就成为历史赋予经济学家的任务。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蓬勃兴起这一划时代的根本性转折，对发展经济学的产生提出了时代的要求。
发展经济学也是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产物。随着战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由于看到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战后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纷纷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意愿，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恐慌。他们深知，要想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经济发展的轨道，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较高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纷纷转向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需要采取的解决办法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与发达的工业国家相比，都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内来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使一门新的、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产生成为必然。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是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根本性胜利的环境下产生的。它的形成一方面出自于发展中国家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为使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的发展之路、把它们的未来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所做的努力。经济学家们为了相互矛盾的目标而研究同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使发展经济学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成为一种观点彼此相左、意见尖锐冲突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这种状况在其他经济学科的研究中是比较罕见的，自然加大了学科研究的难度。从经济发展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的非常久远，然而这一学科的真正形成，是以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创立作为标志。因为在西方，首先把正统经济学纳入经济发展研究轨道的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从而构成了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起点。
自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无论从这一理论的研究方法，还是它包含的理论内容，都随着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日益深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经济发展理论自身的发展沿革过程来看，在发展经济学创立的初期，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大师，还是激进学派的英勇斗士，在阐述他们的发展思想时，无不想构建一座发展理论的辉煌殿堂，为世人提供一部关于发展问题的百科全书。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观点结论大相径庭，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试图去揭示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困与不发达，走向繁荣富强的普遍规律。新古典学派的“线性发展模式”、结构主义学派的“结构变动模式”、激进学派的“依附论”和“脱钩论”，都试图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描绘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经济腾飞之路。强调经济发展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要能够提供这样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其发展理论就必须要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探讨有关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舍此便难以在理论层出不穷、观点尖锐对立的发展园地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由于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在阶级属性和方法论方面的固有局限，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普遍受挫，被人们称为“失落的十年”、“被遗弃的十年”的严峻挑战面前，发展经济学的各流派都表现出极大困惑。面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失败”的严酷事实，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无论是对于曾经是雄心勃勃的发展学者，还是对于满怀希冀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昔日极富诱惑的发展宏图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过去那种貌似包罗万象、实则空洞无物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刻反省和普遍怀疑。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除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园地中，再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建树，几乎所有的发展学者都放弃了继续构建发展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努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微观机制的考察和对经济发展具体案例的研究成为主宰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新时尚，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再对笼统的发展战略感兴趣，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研究上。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发展学者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于发展的基本概念和所包含的内容的认识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理论带有着深刻的“唯工作化”、“唯资本化”、“唯计划化”的痕迹，不管是新古典学派，还是结构主义学派，都把实现工业化视为谋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目标，甚至将工业化就等同于发展，主张通过实行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等战略来推进工业化进程。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片面追求产出的增长，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偏向，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倾向的产生。在一些国家，虽然产出有了明显的增长，在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其产出水平甚至已达到欧洲20世纪50年代的水准，但发展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好转，甚至更加恶化了。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失败以后，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以研究工业化问题和发展计划著称于世的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等人提出了以注重人的生存、就业条件改善、消除贫困为特点的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纠正了早期发展理论中“唯工业化”、将工业化等同于发展的偏向，将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一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为人提供生存的条件、谋生的手段、发展的机遇，以增加就业和减少收入不平等为基点来构造新的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要将环境保护视为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主张尽量在生态与环境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来发展经济；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需要，还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发展的条件。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已不仅仅是经济落后国家谋求发展的战略构想，而是成为南北双方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未来所达成的共识。
半个世纪的发展实践，一方面丰富和深化了经济发展理论，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维系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经济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特别是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积极而有效地调整其全球战略，东亚一些曾经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随着冷战结束对美国战略作用的急剧下降，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在东亚金融风暴的袭击面前遭受到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使人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发展历程的曲折与艰辛。
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发展的进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正在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问题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关系、人类发展进程等问题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特色逐渐淡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与增长，国内与国际，金融与贸易，所有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这可以视为广义的发展经济学。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发展领域，而传统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则愈发狭窄，只是集中于就业、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均等。这可以视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研究“贫困经济学”的发展学者，足以证明无论是对于已经过去的100年，还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都是影响重大，使命艰巨的。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最为值得称道的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奇迹。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20年来，贫穷落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了5.76万亿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7年时间又翻了一番。199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7.4万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9%。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超过3 600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约2 200亿美元，连续多年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到1997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1 398.9亿美元，对外贸易额也有了迅速的增长。1997年中国实现对外贸易额3 251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12.1%。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出举世震惊的经济发展奇迹，而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摸索、总结、开创出一系列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颇具启迪、借鉴、指导意义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途径。例如，举世闻名的计划生育（One Family One Child）政策，独具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等。所有这些，无不引起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案例的最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政府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政策制定和道路选择，能够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便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2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裕的发展道路。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学者，再一次燃起了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的热情。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成功经验，并针对中国及其他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深层的理论思考，发表中国发展学者的看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已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发展学者的神圣使命。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距离中国并不遥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研究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是一部最早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著作，1949年被列入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曾获该校1946—1947年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也正是这本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他在国际上“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的地位。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学才传播到中国。
早在1985年，中国著名发展学者谭崇台教授在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建立崭新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命题。1988年，中国另一位著名发展学者陶文达教授的研究著作《发展经济学》问世，在中国的发展著作中，第一次专辟章节，明确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在论及发展经济学的出路何在时，陶文达教授强调指出，真正能解释当代发展中国家贫穷与落后，真正能解决不发达经济各种根本矛盾的只有概括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建立的发展经济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更是令一代中国发展学者深受鼓舞，催人振奋，发人深省。从1989年开始，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便连续撰文，探讨“新发展经济学”的建立问题。在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论文中，张培刚教授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要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研究程度，尤其要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状况。1992年9月，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问世，对建立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遍及全球的经济发展浪潮，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给沉闷了多年的经济发展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人们愈发认识到，丰富的发展实践有待于总结升华，曲折漫长的发展进程更需要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导。经济发展包容了如此丰厚的内容，牵涉到亿万人的命运，维系着整个世界的安宁，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经济学终将会成为一门最负历史使命，最有发展前景的经济学科。也正是由于发展经济学是从如此广袤富饶的实践园地中结出的理论硕果，所以，它必然是一个科学、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舍此便不能完成人类历史赋予它的庄严使命。而要构建这样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认识、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因为此，这一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发展学者的肩上。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