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戈特曼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名叫安伯·塔贝尔斯（Amber Tabares）的研究生，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SPAFF代码编写员。我和她坐在比尔和苏珊待过的房间里，一起在监视屏上观看了这对夫妻交流的录像。首先发话的是比尔，他说他喜欢两人以前养的狗，但就是对新养的狗提不起劲儿来。他的话语间并无愠怒和敌意，看来，他是发自内心地想要表达自己的感情。
塔贝尔斯告诉我，如果听得仔细些，我们会发现比尔明显存有戒备之心。在SPAFF语言中，比尔使用的是交相指责（cross-complaining）和“是，不过”的招数（“yes-but”tactic），即先表面同意，然后再反悔。我们发现，在两人谈话的前66秒中，比尔有40秒都处于戒备状态，而当比尔发话时，苏珊很迅速地翻了几次白眼——这是蔑视的典型标志。接着，比尔谈到他对狗圈的不满，苏珊在回应时双眼紧闭，操着居高临下、指责训教的口吻。比尔说他不想在起居室里放圈栏，苏珊则说“我不想为这个起争执”，然后又翻了一次白眼——又一个蔑视的象征。“你看，”塔贝尔斯说，“又是蔑视。谈话才刚刚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男方几乎一直处在戒备状态，而女方已经翻了好几次白眼了。”
在谈话进行时，两人都没有表现出过激的敌意。偶尔有微妙的情绪闪过时，塔贝尔斯便会暂停录像，给我指出来。有些夫妻在争吵时真的会大动干戈，但这两人却远远没有那么外露。比尔抱怨说，因为担心狗会在家里捣乱，两人总是不得不早早回家，狗已然成了他们社交生活的绊脚石。苏珊否认了这一说法，争论道：“它就算啃东西，也只是在我们离开后的前15分钟里啃。”比尔看似同意了，他轻轻点了点头说：“是啊，我知道。”然后又补充道：“我知道这可能不合情理，但我就是不想养这只狗。”
塔贝尔斯指着录像说：“比尔先是说‘是啊，我知道’，但实际上是用了‘是，不过’那一招儿。虽然他对苏珊表示出认同，但接下来却说他不喜欢那只狗。他实际上是存有戒心的。我一直在想，他人可真好啊，一直在委曲求全。但我后来明白了，他用的是‘是，不过’的手段，一不小心就把人给蒙蔽了。”
比尔继续说道：“你得承认我已经改进了很多了。这周的我比上周、上上周都有所进步。”
塔贝尔斯又发话了：“有一次研究新婚夫妻的录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后来离婚的夫妻中，一方要求得到夸奖和认可，但另一方却不肯给予的情况时有发生。在相处融洽的夫妻二人中，一方会在听取对方的话后赞同地说：‘你是对的。’这一点很重要。人们在点头说‘嗯’或‘是’的时候，所表达的是支持和鼓励，但在整段录像中，苏珊却没有一次这样的表达，这一点是我们直到编码完毕时才发现的。”
塔贝尔斯接着说道：“说来也奇怪，他们在进屋时，并没有让我们觉得两人关系有不和之处。拍摄完成后，工作人员让他们观看录像，他们觉得整段录像都非常滑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我还是不能确定。他们当时不像结婚很久，应该还处在甜蜜期呢。老实说，苏珊太过固执己见了。他们争执的表面原因好像是为了狗，但苏珊在两人矛盾中的寸步不让，才是真正的原因。从长计议，这种心态可能会对婚姻造成重创。我在想，他们能不能跨过七年之痒这道坎儿？两人之间的感情到底够不够积极？因为，看似积极的东西往往并非表象所示。”
塔贝尔斯着眼的是夫妻关系的哪些因素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解释，她所衡量的，是正面与负面的情绪各占多少比例。因为据戈特曼调查，一段婚姻若想延续，则婚姻中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至少要达到5∶1。通俗来说，塔贝尔斯在短暂的录像中所寻找的，是比尔和苏珊婚姻的规律模式。因为戈特曼著作的中心论点就在于，所有婚姻都有其独特的模式，而我们可以从任何重要的交流互动中，发现这种婚姻基因的痕迹。戈特曼之所以会请夫妻讲述两人相遇的往事，也正是出于此故。因为他发现，当夫妻追忆两人恋爱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时段时，他们的婚姻模式便会立即出现。
“判断过程很容易，”戈特曼说，“我昨天刚看过一盘录像带。女方说：‘我们是在周末滑雪时相遇的，他当时和他几个朋友在一起，我有点儿喜欢他。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出去，但他喝多了，就直接回家睡觉去了，害我苦等了3个小时。我把他弄醒后告诉他，我不希望受到这种待遇，还说他不是个好人。然后他说：嗯，不过，我真是喝多了。’”初次见面时，两人的沟通方式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很遗憾，这一模式贯穿了两人恋爱的始终。戈特曼接着说：“做出分析其实并不太难。刚开始进行这些访谈实验的时候，我还想过，要是实验对象接受访谈时恰好心情很糟怎么办，但实际得出的预测结果还是准确得令人惊讶。而且，就算再追加一次访谈，你所观察到的模式还是一模一样的。”
在摩尔斯电码中，有一种人称“笔迹”（fist）的东西。理解了笔迹的含义，我们就能通过类比来弄懂戈特曼所说的话了。摩尔斯电码由点和划组成，每种点与划都有其指定的长度，但却从未有人能毫厘不差地遵循这些长度。当报务员发送信号——尤其是在使用人称“平键”（straight key）或“甲虫”（the bug）的老式手动机型时，每个人使用的字距、点划长度都有所不同，组合点划、字距的模式也因人而异。摩尔斯电码就像说话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
“二战”期间，英军召募了几千名所谓的信号侦听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夜以继日地收听德军部队的无线信号。当然，德军在无线信号中使用的是电码，因此，至少在战争伊始的一段时间内，英军一直无法弄懂敌军 在说什么 。但这也无妨，因为没过多久，仅靠听取信号的节奏，英军就逐渐吃透了每个德军报务员的“笔迹”。通过这种方式，英军得到了与广播内容近乎同等重要的情报——即发送电码的人 是谁 。“如果你针对某些信号听一段时间，那么你就能慢慢辨别出，比如说，这一个小组由3或4名报务员组成，他们轮班工作，并且每人都各有特点，”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奈杰尔·韦斯特（Nigel West）如是说道，“而且，信号中总会出现与正题无关的开场白，以及不符规定的对话内容。比如说，你今天好吗？女朋友怎么样了？慕尼黑的天气如何？然后，你便可以填写一张小卡片，记下所有诸如此类的讯息，没多久，你就从一定程度上认识那位发信号的人了。”
信号侦听员们给监听对象取了名字，对他们的“笔迹”和风格做出描述，并汇总成监听对象性格特征的详实资料。在辨认出信号发送者的身份后，侦听员便会对信号进行定位。如此一来，英方便获取到了更多的信息，即人物以及地点。韦斯特继续说道：“信号侦听员对德军无线报务员所发信号的特征了如指掌，简直可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他们进行‘如影随形’的跟踪了。”这对编组作战序列可谓至关重要。所谓作战序列，就是由敌军各部在根据地的活动和位置组成的示意图。因此，假如一名从属于某部的无线报务员先是从佛罗伦萨发送电波，而3周之后你又发现了这名报务员，但此时的他身在奥地利的林茨，那么你就可以推测出，他从属的部队已经从意大利北部转移到了东部前线地带。再比如，你知道某报务员从属于一个坦克修理大队，并且总在每天的12点发射信号，但一场大战过后，他在中午12点、下午4点以及晚上7点都发射了信号，那么你便可由此推出，他所属部队的活动变得频繁了。如果长官在危急关头问你：“你敢打包票Luftwaffe Fliegerkorps（德军空军中队）现位于托布鲁克边境，而非意大利吗？”你就可以回答：“是的，因为那个人是奥斯卡，我们百分之百确定。”
“笔迹”是在自然而然之间泄露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无线报务员们并没有费尽心机地让自己的信号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无二是无须刻意的，因为在使用摩尔斯电码时，电码发送者的一些性格特征会顺其自然地显现出来。另外，即使是从摩尔斯电码最小的组成单元中，我们也能捕捉到笔迹的影子。我们只需听取几个代码，便能够识别发信人的特征，此特征并不会随段落的不同而改变或消失，亦不会只在某个词句或短语中才有所显现。正因如此，英军的信号侦听员只需听取几段信号，便能确定无疑地断定：“这个人是奥斯卡，由此可以推测出，他的部队现在的确在托布鲁克边境。”每位报务员的笔迹是始终如一的。
戈特曼的言下之意是，两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种笔迹，即一种不经意间自动显现的明显特征。因此，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读懂或破译婚姻的密码，因为无论是简单如敲出摩尔斯电码的小事，还是复杂如与人结为连理这样的大事，都有其可以识别且稳定如一的规律。与对摩尔斯电码报务员的定位追踪一样，预测离婚其实也是对规律的识别。
戈特曼接着说：“人们在恋爱中会经历两种心态。我把第一种称为积极情绪优势状态，即正面感情占上风、烦躁情绪占下风的状态。这种心态就像减震器，配偶犯了错误，另一方会说：‘哎，他只是心情糟糕罢了。’而当恋爱双方处于消极情绪优势状态时，即使是一件不置褒贬的事情，也会被消极看待。在这种状态下，两人会对彼此做出难以挽救的判断。就算配偶做了积极的事情，也只不过是自私之人的善举罢了。这两种心态都很难改变，当一方尝试修复两人的关系时，另一方是将此举看作亡羊补牢还是恶意摆布，要看夫妻二人处于哪种状态。好比我与太太谈话时，她说：‘你可不可以闭嘴听我说完啊？’在积极情绪优势状态下，我会说：‘对不起，你说吧。’我自然不会很开心，但我意识到我是在补救。而在消极情绪优势状态下，我则会说：‘滚蛋吧你，我的话也没说完呢。你真是个泼妇，跟你妈一个德性。’”
戈特曼一边说，一边在纸上画了一幅图，酷似一张股市在一天内跌涨的图表。他解释说，自己所做的，就是记录下一对夫妻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起伏形势。他发现，推测图表中曲线的走势并不用花费很多时间：“一些线趋于上升，一些则趋于下降，但一旦曲线开始朝消极情绪趋势下滑，那么便会有94%继续下滑的可能性。这表示，如果一段婚姻一开始的方向没有摆正，后来的补救也往往无济于事。我并不认为夫妻感情刚开头出现的问题是阶段性的，我觉得这预示着两人对整段婚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