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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你正在考虑要不要雇用我。你已经浏览过我的简历，确定我具有必备的资历。但你想知道的是，我是否是你们企业的合适人选：我是否工作努力？是否待人诚信？是否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为了让你答出以上有关我个人品行的问题，你的上司给你提供了两种选择。其一，在一年的时间里与我每周碰面两次，吃吃饭或看看电影，直到你与我结成密友（你的上司可真够高标准、严要求的）；其二，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来我家，花上半个钟头随意看看。你会做何选择呢？
从表面上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应该做第一种选择，也就是选取厚片而非薄片。你与我共处的时间越长，搜集的信息就越多，判断也就越准确，不是这样吗？我希望读到此处，你起码要对第一种方式持一点怀疑态度了。正如心理学家塞缪尔·戈斯林（Samuel Gosling）向我们展示的，想要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薄片分析法无疑是个有效的选择。
在戈斯林的实验中，他首先对80名大学生做了一项性格鉴定。其中，他使用的性格鉴定工具被称为大五人格量表（Big Five Inventory）。这是一份广受关注的多选项调查问卷，用来衡量人类性格的5大方面：
1. 是否外向。你是善于交流还是腼腆孤僻？活泼还是保守？
2. 是否容易相处。你对他人是持有轻信还是怀疑的态度？乐于助人还是抵触合作？
3. 是否认真勤勉。你是井井有条还是缺乏条理？严于律己还是自由散漫？
4. 情绪是否稳定。你焦虑烦躁还是沉着冷静？是否缺乏信心？
5. 是否对事物持开放的态度。你的想法是天马行空还是脚踏实地？独立自主还是人云亦云？
接着，戈斯林让这80名学生的密友们也填写了相同的问卷。
这些学生的朋友们使用大五人格量表，为学生们打出分数。戈斯林对这些评估加以分析，他希望从中看出分数与事实有多大的误差。答案并不出人意料，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评价还是较为准确的。他们花了大把时间和我们相处，由此对我们有了实质性的了解。接着，戈斯林重复了这个实验，但这次他的实验对象可不是那些大学生的密友了。参与这次实验的人们，都是与被打分的大学生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仅仅参观过评分对象的寝室而已。戈斯林派发给每位打分者一块写字夹板，让他们在15分钟内四处查看，并回答一系列有关寝室主人的非常基本的问题：用1~5来打分，在你看来，此房间的居住者是否是个健谈的人呢？爱不爱找碴儿？工作是否细致周到？有无创意？是否保守？是否热心助人、不谋私利？诸如此类。戈斯林说道：“我当时的目的，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他人的印象，因此，我尽量避免给予实验参与者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我只是说：‘这是你们的调查问卷，进到寝室里好好品味去吧。’我希望看到我的实验对象通过直觉做出评判。”
结果如何呢？在对外向程度的评估上，参观寝室的人并没有密友们准确。如果你想知道某人有多么活泼健谈、友好外向，那么显然，你得和这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评估某人是否容易相处——即某人乐于助人和相信他人的程度上，参观寝室者也比密友们稍逊一筹。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评估大五人格量表中剩余的3个特征时，手持写字夹板的陌生人可就“后来居上”了。在衡量认真勤勉程度时，陌生人的成绩略胜一筹，而在预测情绪稳定和思想开放程度方面，他们的准确率则高出了一大截。总的来说，陌生人最终的成绩要比密友们的准确得多。由此可以看出，素未谋面的人仅花20分钟思考得出的对我们的看法，往往要比熟识数年的朋友对我们的认识更为精确。忘了那些没完没了的“相互了解”的会面和聚餐吧。如果你想弄清我是否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那就哪天来我家里随便看看吧。
我想，一般人都会认为戈斯林的结论荒谬至极吧。但实际上，在看过约翰·戈特曼的实验之后，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匪夷所思，这只不过是薄片分析法的又一例证罢了。参观寝室者观察的是学生们最私密的个人物品，而个人物品则是主人的生动写照。戈斯林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寝室可以提供两三种有关居住者性格的提示，那么其中的第一个提示便是身份声明，即居住者煞费苦心营造并希望展示给外界的形象，比如相框里成绩优异的哈佛毕业证复印件；接下来则是行为举止留下的线索，即我们不经意间遗留的蛛丝马迹，比如地板上堆着的脏衣服，或是按首字母排好顺序的激光唱片；最后还有情绪调节器，即我们为改变居家情绪而对私人空间做出的改动，如房间角落里的一根香薰蜡烛，或床上巧妙摆放着的装饰用枕。如果你看到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激光唱片收藏，一张挂在墙上的哈佛大学毕业证，边桌上的一炷香，以及大篮子中整齐堆叠着的待洗衣物，你便会马上了解此人性格中的某些方面，而这些了解，或许是你在与此人面对面的交流中无法捕捉到的。任何一个浏览过恋人书架或偷看过恋人药柜的人，对此都会心照不宣：对某人私人空间短暂一瞥所得到的信息，与长时间暴露在公众场合与其接触所得的信息几乎不相上下，且前者往往更为深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通过浏览某人的私人物品，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遗漏些许信息。当你舍弃与某人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时，你所筛除的是那些令人费解、复杂难懂且无关紧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很有可能会对你的判断起到扰乱的作用。一位体重275磅的足球前锋，私底下其实是位思维活跃且颇具洞见力的人，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相信。我们总是难以逾越运动员力大无脑的模式化偏见，但假如我们见到的只是这位运动员的书架或墙上的艺术品，那么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认识往往不够客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也往往具有误导性。所以，在评估某人的性格时，我们并不会直截了当地让对方做自我描述，而是递交给他们一份像大五人格量表一样精心设计的问卷，以从答案中一窥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同样，戈特曼并不会浪费时间断然地询问夫妻对两人婚姻状况的看法，因为他们可能会撒谎或羞于实话实说，更重要的是，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真相。他们或许正深陷感情的泥沼，抑或正如胶似漆，却连自己都道不清个中缘由。西比尔·卡瑞说：“夫妻二人对他们之间的交流听上去如何简直一无所知。我们先是拍摄下两人的对话，然后播放给他们看。在前不久的一次研究中，我们采访了几对夫妻，问他们从研究中学到了什么。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说他们对自己在争执中的样子或交流的方式感到意外。研究中有一位女性参与者，我们觉得她情绪波动极大，而她却说从不知道自己如此情绪化，还说她自认为是个处事泰然、不露声色的人。这样的人有许多，他们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更加热情或更加消沉，只有在他们看到自己的录像时才会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沟通方式的认识是错误的。”
如果连夫妻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对话听上去如何，那么直接向他们发问又能有多少用处呢？当然没什么用处。也正是因为如此，戈特曼才会指导夫妻们围绕关乎两人婚姻的话题展开讨论，聊些诸如宠物一类的事情，而不直接让他们讨论婚姻。之后，他会留心间接衡量这些夫妻婚姻状况的标准：比如，某人脸上一闪即逝却饱含千言万语的某种表情，通过测量手掌汗腺反应得出的压力产生的迹象，心率的突然急剧加速，交流中声调不经意流露的细微变化等。戈特曼选择从侧面入手解决问题，在他看来，这种间接途径要比迎头直问问题要快捷、有效得多。
上文中那些寝室参观者所做的评估，其实就是约翰·戈特曼分析方法的“非专业版本”。为找到打分对象的“笔迹”，打分者给自己划定出15分钟，全神贯注地搜集信息，从而产生对寝室主人的直觉。他们利用寝室中隐匿着的种种蛛丝马迹，从侧面入手来分析问题。同时，他们也不必为面对面交流中各种混淆视听、无关痛痒的信息而分心。如此一来，整个决策的过程便由繁入简了。寝室参观者们使用了薄片分析法，那么结果如何呢？就像戈特曼一样，他们做出了非常精确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