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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接到过一个电话，是我原来帮助过的一位患者打来的，他叫詹姆斯，当时我们20年都没有见过面了。他最初因为准备加利福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后来向我寻求压力管理办法。不久之后，他通过了测试，并搬到了新奥尔良定居，从事律师职业。这些年来，我帮助过的很多病人回到洛杉矶时都会来看看我，聊聊他们的近况，詹姆斯也是如此。他还就家人的健康问题征求了我的建议。
詹姆斯是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而城市总是熙熙攘攘的，夜生活也很丰富，所以，我很好奇他是如何调整自我来适应城市生活的。从表面上看，他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但当我问起他的城市生活体验时，他却告诉我说他没有觉得城市生活好到哪里去。
后来在谈话中詹姆斯开始打哈欠，然后抚摸他的额头。我问他感觉是否还好。他说他前一晚没有睡好，醒了之后头就开始疼。接下来我们的谈话氛围出现了转变，从久别重逢的闲聊变成了较为严肃的对话。我问他一般情况下睡眠质量如何以及头痛的发作频率。对于我突然关心地问起他的健康状况，詹姆斯似乎很惊讶。
詹姆斯说：“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睡眠都挺好，但是昨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药。”
然后，我问他多久服用一次安眠药以及服用多久了。他以平淡的语气实事求是地说：“哦，安眠药是去年开始用的，当时我头疼得厉害。”
我问道：“你的病找内科医生看了吗？”
他回答说：“嗯，看了，安眠药就是那个医生给开的。”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的医生诊断出他患有“丛集性头痛”，觉得他的神经焦虑和睡眠不佳很可能是问题的根源，便给他开了劳拉西泮这种药来治疗他的神经焦虑症和失眠症，同时给他开了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巴比妥类药物，以此帮他缓解头痛。詹姆斯本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疗法，但他仍然按时服药。当我深入询问他的作息习惯时，他告诉我他经常一想到要去睡觉就出现焦虑的情况，因为他担心无法入睡，而如果无法入睡肯定会引起头疼。于是，不久之后，他的生活就离不开安眠药了。他还告诉我，以前通常是先等一等，看看能否入睡，如果不能的话再服用安眠药，但现在根本不等了，每天晚上睡前他都会直接服用安眠药。
我问道：“治头疼的药呢？多久吃一次？”
他说：“只要一出现头疼的迹象，我就立即吃，以免变得更严重。如果我不舒服，可能会在早饭后就服用，有时候也会在睡觉前服用。”听他这么讲，似乎他觉得药可以随便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詹姆斯现在服用头痛类药物也很随意了。如同服用安眠药那样，现在只要一出现头疼的迹象，他就开始服用头痛药。因为他把压力视为罪魁祸首，所以他白天也会吃劳拉西泮，尤其是在重要会议开始之前。现在，他把吃药作为预防恐惧和疾病的手段，根本离不开药物，成了一个十足的“药罐子”。
詹姆斯肯定从我的面部表情上读出了我对他的担心。他说：“我承认我也不喜欢这种状态。但我觉得这也属于正常现象，毕竟我们现在比较忙，年龄大了，肩上的责任也多了。”
詹姆斯的话并没有让我信服。我不相信他的经历是年龄增长引发的自然现象。相反，我感到非常忧虑，因为那么久没见面，他胖了不少。虽然他在我面前尽力表现出坚强的一面，但我知道有一股危险的暗流正在侵蚀着他的健康。
那天詹姆斯向我描述的绝非一个特殊情况。除了他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缺乏良好的睡眠习惯，也不懂得如何以有益健康的方式去应对压力和焦虑。我非常清楚，他描述的情况不仅大量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就其影响范围而言，绝对不亚于一场流行病。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帮助过数以百计的患者，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从他们身上，我发现睡眠不佳、压力大、焦虑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在美国当前的文化下，这些都是特别普遍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现在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我们不必像以前那么担心会死于传染病，医疗的进步把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几十年，犯罪率也比较低。美国在近150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过内战。我们有大量的便利条件，能使用到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具有充足的食物供应，旅行成本也降低了许多，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不适因素的忍耐度却迅速降低。即使有些因素只能给我们带来轻微不适，我们依然会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去缓解或终结。如果我们无法很快解决好，就会担心自己将永远无法应付，或担心出现某种非常可怕的情况。
这方面的证据比比皆是。比如，我们越来越依赖抗抑郁药、抗焦虑药、止痛药、安眠药以及治疗多动症等的药品。人与人之间感情失和的现象日益严重，结果导致我们往往在行为和情绪上对外界因素形成过度反应，比如暴饮暴食，比如“路怒症”（主要是指驾驶人因不耐烦前车或不满抢道而引起的愤怒），再比如我们都普遍感觉自己容易发脾气等，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绪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孩子，以至于美国现在超过四分之一的孩子都在长期服药。
想想你自己的生活。请问你是否很容易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发脾气呢？比如，当你排队时突然有人插队，或者当你必须忍受语音电话服务的一道道程序时，你是否容易发脾气呢？当你感到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时，你是否立刻担心这是由癌症或其他重大疾病导致的？你是否曾经一出现饥饿或不安的感觉就立刻去找吃的？你是否时而感觉到无法自控地收发邮件、查看短信，或想着永远也做不完的一堆事情，从而让自己身心俱疲，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本该令我们感觉十分舒适的世界里，我们却感到自己似乎要窒息了。虽然我们拥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无穷无尽的服务，本该感到快乐、舒适与安全，但我们很少满足，哪怕一丝的不适就能很快使我们感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威胁。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手忙脚乱地应付各种无法忍耐的因素，以至于更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和疾病，更容易出现偏执综合征，人际关系更容易出现严重失调。简单地说，在一个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世界里，我们本该获得舒适、健康与快乐，但我们其实并不舒适。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通过对一些病人的了解，通过参加各种研讨会，我发现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见得越多，我就越想探寻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丧失了应对逆境的能力呢？在没有饥荒、战争、瘟疫、剑齿虎等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非要跟自己做斗争呢？在很多科技进步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美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理舒适区为什么遭到压缩呢？目前，根据“残疾导致的寿命损失”这个指标来衡量（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世界卫生组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健康状况导致寿命减少的情况），即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抑郁症都算得上导致残疾的主要因素，这的确太匪夷所思了。在美国等众多发达国家，抑郁症已成为致残和早逝的主要诱因。本来没有那么多事情令人沮丧，但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沮丧呢？
看一下自己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人们的恐惧程度远远超出了20年前的程度。这就是我所说的“舒适悖论”：尽管我们的生活中令人舒适的条件唾手可得，但我们却对不适因素变得过度敏感。这种情况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即便轻微的挫折和一般的不安也能给我们带来恐惧和担忧，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稍后你就会了解到，舒适悖论的核心问题是令人不安的外部因素。这种因素有很多种，比如荧光照明能够引发偏头痛，老板的来电可能会导致你焦虑不安甚至担惊受怕。在詹姆斯的情况下，他面临的舒适悖论就体现在：他居住的城市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之一，但他却担心失眠，不得不依靠服用药物来度日。他可能不会把自己形容为“不适”，但用这个词来描述他的困境却是再贴切不过了，它体现出了今天数百万人的生活状态。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虽然我们很想表现得好一些，很想让一切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希望消除一切令自己感觉不适的因素，但我们的身体往往会产生阻挠作用，因为它对外部的不适因素过度敏感，容易导致我们出错，于是，我们越来越依赖药物、医疗手段和外部干扰来“修补”我们的身体，这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顶部漏雨的房子里，不得不努力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去堵住房顶的漏洞。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像詹姆斯这样的患者是很常见的，他们表面上看来状态挺好，但当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谈到每天吃的药、谈到承受的压力、谈到他们无力控制生活的感受时，他们往往会展现出一幅不同的画卷。
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需要强调一下，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像詹姆斯这样的人不是故意欺骗自己或他人的。当身体或心理上出现不适症状时，人的心理、意识非常强大，可能会忽视这些迹象，把这些迹象的影响削弱到最低程度，甚至完全不受其影响。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人类才具有了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适应极端的生活条件，无论是滴水成冰的阿拉斯加，还是烈日炎炎的撒哈拉大沙漠，人类都能生存下去。这种适应性强的本能无疑具有很多很大的好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本能也有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一些正在累积的症状，这些症状到最后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活施加各种限制。詹姆斯的情况居然严重到了自认为没有药就无法入眠，没有抗焦虑药就无法度日的地步。虽然他可能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限制，但他对这么多药物的依赖肯定会对他施加多种限制。一些症状和身体的反应可能一直在加剧，而他却没有意识到，直到这种情况严重到了足以导致身体严重不适、让他警醒的地步，他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我认为詹姆斯的情况肯定已经持续很久了，不会是在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之内形成的。然而，我告诉他说他的经历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情况。他的经历使我陷入了沉默。
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可以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药品和知识。虽然美国的人均医保费用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但就国民健康状况而言，美国非常令人尴尬地落后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可预防性死亡率排名第14位，预期寿命排名第24位，幸福指数甚至排不到前20位，只处于第23位（丹麦的幸福指数全球最高）。
因此，尽管让生活更轻松、更舒适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多，它们却难以提高幸福指数。
在技术先进的时代，为什么肥胖、抑郁、恐慌、焦虑、失眠、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症、慢性疼痛、心脏病、肠胃病、某些癌症和疲劳等慢性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猖獗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在这些情况下，即使采取一定的治疗手段，也不能不阻止它们增多的趋势。我们是否忽略了一个重要元素呢？忽略了什么呢？
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不适因素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对我们生存本能的影响。在21世纪，它将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要了解“不适”的起源及其对人类行为的潜在后果，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分析一下与这个现象有关的案例，除此之外，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詹姆斯的案例清楚地表明，他的不适管理方式其实未必有利于全面恢复健康。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这种不适在其他方面的体现。我先从我的一个病人开始讲起。她的名字叫凯特，她折射了数百万人在减肥过程中的苦苦挣扎。
凯特来见我时正打算开始新的节食计划。她的保健医生担心她正处在糖尿病前期，所以建议她减轻体重。如同我帮助过的其他很多病人一样，她也长期存在过胖的问题，而且多次减肥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她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一想到会患上糖尿病，她就感到很害怕。她的医生担心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自助性质的减肥计划或者加入商业性质的减肥中心，可能仍然无法收到成效。凯特的体重是在大学时代逐渐增加的，大一那年，她20岁，那时的身材成为永久的回忆。现在，她自己就像一个暴饮暴食的吃饭机器，似乎已经看不到减肥的希望了。她和其他许多肥胖症患者一样，也知道什么样的碳水化合物食品是“好的”、什么样的是“坏的”，知道加工过的食品有很多坏处，也知道情绪化饮食、休闲食品和随意饮食会带来不良影响。之前，她曾经加入过减肥者协会，虽然取得过一些进展，但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体重。凯特曾经实施过严格的锻炼计划，希望能通过锻炼来改变饮食习惯。她还尝试过在医生监督下进行减肥，吃了很多种不同的药物，来刺激新陈代谢，抑制自己的胃口，降低对高脂肪食品的食欲。可以说，就减肥努力程度而言，给凯特颁发个金牌也不为过，但她并没有让自己变得更瘦、更健康。
我在凯特讲述了她的减肥历程之后，对她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在真正感到饥饿的时候才吃饭吗？”她坦诚地说她很少真正感到饥饿，但她发现自己无论饿还是不饿，总是不停地吃。凯特说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食了。无论什么心情，自己都吃得下。她发现自己无聊时吃，快乐时吃，精神萎靡时吃，即便悲伤时也在吃。我知道我们的思想和情绪会影响我们的饮食行为，而且我们内在的生存本能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很敏感，特别是对像凯特这样的人。我问她：“当你想吃但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去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会感到更饿吗？”
凯特愣住了，她精心准备好的描述和快速应答都停顿了下来。仔细思考过后，她承认说当她竭力不吃东西的时候，并不一定会感到更加饥饿。
“那么，你为什么觉得自己需要吃东西呢？”我问。
其实，她并不是感觉饥饿，而是整体上的不安，也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感觉，用她的话说就是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焦虑急躁，之后，这些感觉会强化她对吃东西的需求，因为吃东西能缓解这些感觉。
虽然凯特在我的帮助下刚刚开始明白不适因素在她生活中的作用，但能承认这种因素的存在，对她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接下来，我向她讲述了大脑边缘系统的作用。我解释说，我们的大脑中最古老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大脑边缘系统感知到了食物的不足或稀缺，并将其解读为一个危险信号，认为自己处在了危险中，便出于本能地采取了应对行动。当生存本能开始发挥作用时，我们这个古老的大脑边缘系统就会重点关注它需要做什么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存。因此，它就控制住了我们的思维逻辑，控制了我们的整个身体。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依靠食物的消费来维持生存的，尤其是当我们的食物供给得不到保障时，我们对食物的渴求会更加强烈，总是迫不及待地消灭掉当前所有的食物。对于这一点，你可能也是知道的。要想快速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营养，一个办法就是吃一些高热量食物。久而久之，我们的机体内部就形成了一种生存本能，但我们的祖先不必担心发胖的问题。这种本能就像提前编好的程序一样，指挥着我们多吃一些这类食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不用看别的，看看你身边的宠物狗就能明白这个本能。它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不会懒洋洋地吃，而是大口大口地吃，仿佛担心口中的食物会被抢走一样。实际上，它们也是受到了生存本能的驱使。虽然它们的主人经常会喂它们，但它们的生存本能仍然会促使其认为这顿饭可能就是最后一顿了，所以要尽快吃完。
凯特花了一些时间来消化我告诉她的信息，她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你是说我是为了满足我的生存本能而吃东西吗？我不明白。我的直觉为什么不能驱使我少吃一些呢？”
从逻辑上讲，她的问题倒是有可能实现，但实际上，生存本能不会驱使她少吃，只会驱使她多吃，因为大脑边缘系统与逻辑或健康的信念、想法无关。恰恰相反，人类的生存本能是在远古时期形成的，当时食物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吃东西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个生存本能似乎不再有必要了，而实际上它照样会产生作用。我还对凯特解释说，传统的减肥方式注重纠正人对相关食品的思维模式，比如让你觉得“这不是健康的”或“这不含热量”或“这会让你变胖”等，但这些想法并不能完全改变你的饮食习惯。真正主导你饮食行为的是独立而强大的生存本能，改变一些关于食物的想法和观念并不能渗透到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并不能驯服这个系统控制下的生存本能，最后我们还是完全受制于生存本能，延续着过度进食的行为。
虽然存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主导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凯特仍然存在一丝希望，接下来她问到如何才能改变原有的行为模式，并让我教她怎样才能成功节食。
“你即使提高自己对不适的忍受程度，再实施一个严格的节食方案也不会消除生存本能的影响，这一本能仍将驱使你维持原来的饮食行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无论你做什么，即使你有一天考虑动手术这种剧烈的方案，生存本能仍然会影响最终的成效。因此，你需要‘重新训练’一下原始的大脑边缘系统，使其不要对危险的因素或不安全的因素那么敏感，尤其是并不存在真正危险的时候。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自己吃的食物越来越少。”
这样解释了一番之后，我就给凯特提出了一个挑战：我建议她不要立即开始另一个节食计划或者报名参加正式的商业性减肥计划，而是先在短期内“重新训练”一下自己的生存本能，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她接受了这个挑战，于是我们就开启了驯服生存本能之旅。令凯特吃惊的是，她的体重逐渐开始下降，而且这一成效还能长时间地维持下去，最后体重减下去了很多。她的血糖也恢复到了健康范围，降低了患糖尿病的风险。
通过我的帮助，凯特在一年内就成功控制住了自己的体重，这正是她希望通过传统减肥计划达到的效果。通过挑战并驯服生存本能，凯特不仅成功减轻了体重，还取得了普通减肥计划无法实现的其他效果。她还把从我这里学到的经验和策略用于应对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多种挑战。在21世纪，能够学会驯服自己的生存本能，会产生很多积极的影响。她的人际关系逐渐开始改善，而且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和逆境，工作效率、工作业绩和幸福感大为提升，这给她的医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凯特的重大转变并不是在传统的减肥计划下通过意志力来压抑自己实现的，而是认清了暴饮暴食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可能与你的想法是不同的。这个原因并不是她真的感到饥饿，而完全是由被忽视的大脑边缘系统渴望安全与健康导致的。
在21世纪，生存本能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几乎每个人都熟悉所谓的“战逃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面对一头迎面袭来的牛，你是转身逃跑呢，还是拿起武器与之搏斗呢？我们所有人的生存本能都非常强大，而且很有说服力。就像是一个提前编好的程序一样，指挥着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出于本能地采取自救措施。我们今天很少需要用到这个与生俱来的本能，因为我们很少会深陷于真正能够威胁生命的情景。真正能威胁生命的因素很少了，但生存本能驱使下的“战逃反应”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而且其作用越来越普遍，就连非常微不足道的情形、非常琐碎的不适因素都能刺激到我们的生存本能，所以我们发现自己的心理舒适区越来越小，最终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更加狭隘、有限的空间内，而这只会导致我们感觉自己更加弱小。
正如我向凯特详细解释的那样，我们的生存本能是由大脑边缘系统主导的。这个系统位于大脑中最边缘的部位，是人类尚处于爬行动物向人类进化的阶段形成的。生存本能与自发的应激反应具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是永久存在的。在大脑边缘系统主导生存本能这一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主要情感，如恐惧、快乐、安全感、成瘾性、饥饿、口渴、爱、欲望、疼痛和愤怒等，都位于大脑边缘系统的主导范围之内。事实上，我们几乎所有的直觉反应都起源于这个古老的脑区。这些反应是可以训练的。我所说的训练，指的是它们很容易和某些具体的情形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例如，如果你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突然感到恐慌，那么你的身体和心理可能会接受一次训练，形成固定的反应模式，以后在类似情形下你仍然会感到不适或恐慌。
显然，很多潜意识的反应能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但当这些反应给我们带来疾病或伤害的时候，这个强大的大脑边缘系统本质上已经出错了。如同奥运会的游泳运动员可以训练他的身体在接近泳池尽头的时候本能地翻转一样，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自发地对外部条件做出反应，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安装上了一个提前编好的程序，指挥着我们什么时候吃、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感觉不舒服、健康、快乐，以及什么是有趣的和性感的，等等。
今天，人们所患的疾病中，有很多都是由大脑的原始部位引起的。我们将在第4章了解到，这个部位决定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正如我曾经向凯特解释的那样，很多传统的认知方法，或者所谓的情绪训练方案之所以都不能奏效，就是因为过于依赖新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大脑皮质，希望通过影响大脑皮质来改变固有习惯，而主导人类本能和强烈情感的大脑边缘系统却没有被触及，没有受到影响。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大脑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就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人也可能拥有两种不同的个性，各有各的交流方式。大脑皮质主要倾向于进行思考类、计算类和逻辑类的活动，包括催生批判性思维，寻找问题解决方案，进行分析性、归纳性与演绎性思考。在大脑皮质接收信息、处理信息、得出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指挥机体行为的过程中，其每一个决定和选择通常都意味着你要暂停之前的行为模式。
另一方面，大脑边缘系统在应对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会同时催生一些原始的情感反应和身体反应，这些反应包括恐惧、安全、痛苦、快乐、受伤和愤怒。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具有敏感性和反应性。所以，我们的大脑包括这样两部分，一部分是“思考的大脑”，即主导逻辑的大脑皮质；另一部分是“情绪的大脑”，即主导情绪的大脑边缘系统。这两部分大脑都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们之间可能会出现分歧，面对同样一个威胁因素，大脑皮质可能会说我们是安全的，而大脑边缘系统则可能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意见。你能猜到通常是哪一部分大脑胜出吗？如果你猜的是大脑边缘系统，那么你是绝对正确的！要想找出大脑这两部分出现分歧的例子，你自己身上就有。你出去吃东西时，有没有曾经告诉自己不要吃某种食物，如甜点、面包、糖果？结果怎么样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部分大脑说“不吃”，而另一部分却一直撺掇着你说“吃、吃、吃”？最后谁赢了呢？是你那理智的大脑皮质还是强势的大脑边缘系统？
凯特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暴饮暴食的那些日子里，大脑皮质和大脑边缘系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在表达着自己的要求，而谁也无法认同另一方。她的大脑皮质尖叫着说她受够了过于肥胖的情况，要寻找符合逻辑和认知的解决方案，比如再开始一次节食计划等，而她的大脑边缘系统则对压抑食欲的理智方案不感兴趣，并且尖叫着需要食物。
我们的很多疾病与功能失调都能归因于生存本能，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很抽象，很不好理解，那么我再举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看珍妮特的情况。如同凯特一样，珍妮特的生活也被生存本能主导了。有一次，珍妮特出去参加一个会议，将要发表一篇关于世界饥饿问题的演讲。她的预定计划是先乘坐飞机，然后打车去目的地。虽然她为了防止某些意外事件耽误行程，特意提前出发了几个小时，但结果还是耽误了。她先是在机场滞留了两个小时，后来在打车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交通高峰期，在路上堵了好久，以至于没有按时到达目的地。这次迟到的经历，给珍妮特埋下了恐慌症的伏笔。
最后，当她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晚了30分钟，而她预定的讲话时间是一个小时，所以她极度紧张。由于迟到，再加上演讲之前本来就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所以她陷入恐慌就在所难免了。当恐慌袭来的时候，她的额头渗出了汗珠，心跳迅速加快，大脑一片空白，脸部很快涨得通红，双手不停地颤抖，注意力很难集中。尽管如此，她仍然勉强硬撑着完成了演讲。当一切结束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这种事情是难免的”来安慰自己。但几个星期后，当她再次受邀演讲时，虽然没有迟到，恐慌仍然会向她袭来。
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珍妮特去看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抗焦虑药物——氯硝西泮，让她以后开始演讲之前服用这种药物，来抑制恐慌反应。至少前六七次似乎很有效，但后来她注意到这种药物会让人产生依赖，要保持镇定，服用剂量必须越来越大。她还注意到这种药吃得越多，思维灵敏性和表达能力就越受影响。珍妮特觉得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吃药也不行，停药也不行，最后索性把所有演讲邀请都推掉了。
但仅仅推掉演讲还不行，因为珍妮特同时还是一位演员，所以她便拒掉了一切演出邀请。之前，由于曾经参演过一些知名的节目，扮演过一些主要的角色，所以其演艺事业一度十分兴旺，但等到来见我的时候，她的恐慌症已经十分严重了，导致她拒掉了一切演讲和演出。珍妮特感到自己十分脆弱，似乎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一想到恐慌症发作就感到十分害怕。
那么，珍妮特的脆弱感与恐慌症发作有什么关系呢？在为她提供帮助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她在儿童期的体重严重超过了正常标准，结果遭到了很多嘲笑和排斥。现在，虽然儿时的经历已经过去了30年，但她害怕被排斥的心理一直没有彻底消失。在观众面前，如果出现焦虑症状，就意味着自己可能遭到严厉的评判，或者看起来会很傻，而这一切都是遭到排斥的体现（顺便说一句，“害怕被排斥”这种强烈的情感可能和我们的生存本能具有密切联系。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之所以渴望被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接纳，就是为了能够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生存下去，并繁衍后代）。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被排斥，她就感到很害怕，很不舒服，珍妮特就想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感觉的再现。虽然恐慌症完全不是自己的逻辑所需要的，但珍妮特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它。这就说明珍妮特的生存本能为了规避潜在的不适与伤害，已经控制住了她的身体，也控制住了她的生活。
今天，这种生存本能的作用是极其普遍的，以至于控制了我们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坦率地说，甚至侵蚀着我们的社交和工作。除了前面的几个案例之外，我再讲述一下艾莉森的情况，她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她在和男士相处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几段令人失望的、不成功的感情经历，最后一段感情使她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以至于后来一想到和男士相处，她就会感到害怕、痛苦、恶心和头痛。这些情感和反应就是在大脑边缘系统控制下的生存本能催生的。她的生存本能为了缓解遭到男士拒绝带来的不适情感，就用尽一切方式来创造安全感，这就意味着以后不再约会，或者把自己置于一个见不到男士的环境中。
虽然珍妮特和艾莉森在大脑皮质的主导下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轻松感和舒适感，但她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却占据了上风，这个系统主导下的生存本能需要缓解不适状态，一旦出现任何不适因素，异常敏感的生存本能就会促使机体进行抵抗，从而为她们寻求改变自己生活的过程创造了障碍。排除不适因素并创造安全感的需求最终压过了改善自我的需求。因此，只有当改变能够带来安全感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
我最后再举个跟长期失眠有关的例子。我想这个例子会让很多人产生同感。如果说失眠者睡不着其实是为了缓解恐惧或不适情感，听起来似乎有点不符合人们的逻辑和直觉，但实际上，我们的睡眠能力取决于我们对安全感与掌控感的需求，当内心感到安全，感到一切都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时候，我们才更容易入眠。但如果由于某些疏忽，在意识中把睡眠与丧失掌控感联系在了一起，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虽然一两夜的失眠不会产生什么危害，但随着次数越来越多，失眠就会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压制住了人体对睡眠的生理需要。事实上，生存本能应对恐惧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阻止我们丧失对周围事物的控制，或者控制住我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都会失眠：他们在潜意识里把睡眠等同于死亡，认为进入了睡眠就失去了对周围事物以及对自己的控制。事实上，昏昏欲睡的感觉非常类似于死亡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很可怕，所以生存本能就会自发地抑制并干预人体对睡眠的需求，防止心脏病患者入睡。
这时，你可能会思考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比如难道这些人就看不到不适因素越来越严重吗？一次不好的经历怎么会演变成长期性的问题呢？为什么生存本能不能在我们陷于崩溃之前把我们解救出来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确也能看到一些危险的信号，但往往低估了它们的严重性，或者将其完全忽略掉了。詹姆斯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从基因角度来讲，我们都是渴望生存的，所以我们能够在大脑皮质的主导下调整自我，适应外部新环境，包括不利的或不健康的环境，而且这个调整过程几乎不需要刻意思考就完成了。人类自身的适应能力容易导致我们忽略一些不适因素，直到这些因素日积月累到引发危机的地步，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此外，不要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获得良好的睡眠，或者为什么不能阻止我们在晚上肚子痛，让我们来面对这些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服用安眠药或止痛药，会比较容易消除症状。但我们没有试图去搞清楚这些症状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就去药店寻求解决办法，以强迫我们的身体做出调整并适应长期失眠和肠道疾病。我们开始接受并忍受“次优”的生活方式，而忽视了在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之前改善自身健康的机遇。但这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因为人类本身都具有适应环境的本能，直到出现真正的危机才愿意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对这个特征提出严厉的批评。毫无疑问，这个特征帮助人类存活了下来，但实际上，在21世纪，我们的生存可能取决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即能够以健康的方式经受住不适因素的侵袭，并且像战士一样更加忍受不适因素，把不适因素变成力量之源。
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探讨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不适应对能力，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先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即不适因素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从现实角度来考虑，不适因素具有哪些特征？你的不适感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并给你带来健康问题和其他挑战时，其外在表现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回答这些问题，你也可以借此机会来判断一下自己的不适感已经累积到了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