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因声音微小而不呐喊。”

——自制视频作品《网瘾战争》

19岁的河南民工马向前从富士康观澜分厂的高楼一跃而下，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是2010年1月23日的凌晨，星月惨淡。

他在三个月前才刚刚被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录用，据他同样也在富士康工作的姐姐透露，马向前曾经因为不熟悉工作程序，弄坏了几台设备，因此被车间主管屡屡刁难，在换过好几个部门后，被安排去扫厕所。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先后有13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最年轻者仅18岁，是为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十三跳”事件。

富士康由郭台铭创建于1974年，从一家注册资金只有30万台币的塑料模具厂起家，以“量大低价”和操作标准化为核心战略。郭台铭于1990年进军大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迅速做大，在大陆雇工超过160万人，仅在深圳龙华镇一地，其用工规模就达30万人。

富士康的工厂一直是一个不允许外人进入的“禁区”，迄今没有一位新闻记者获准入内采访或拍摄。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首次披露该工厂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富士康认为该报道未经调查核实就妄下结论，起诉报社编委翁宝和撰稿记者王佑，共计索赔名誉损失费3000万元，并申请冻结了两位媒体人的私人银行账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索赔金额最大的一起诉记者案。

在跳楼事件发生期间，富士康安排员工去安装一个钢铁防跳网，在施工的工人中有46岁的郭金牛。他是湖北浠水县人，从1994年开始就在广东深圳、东莞一带打工，从事过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仓管等工种，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身份——工人诗人。

郭金牛悲伤地发现，当他把螺丝向右拧紧的时候，分明有一个年轻的灵魂尖叫着向左反抗。在安装防跳网之后，郭金牛用“冲动的钻石”的笔名，写出了《纸上还乡》 ：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

数完就到了楼顶/他/飞啊飞

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

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速度，领走了少年/米，领走了小小的白

这是诗歌的第一节。全诗三节，连标点符号共359个字。写作此诗的那只手，也是安装防跳网的那只手，这是一个富有隐喻性的细节。一段带血的当代历史被精准地凝固，拒绝遗忘。

在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背后，有一个事实必须被认真地记录：至少有1.3亿名像马向前、郭金牛这样的农民工，常年背井离乡。他们领取低廉的收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生存环境下劳作及生活，他们以极大的牺牲换取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被边缘化和被漠视的族群，更让人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他们与政治家、企业家和文学家之间，隔着一道“冰墙”。

很多年后，当人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和关于他们的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他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就在河南农民工马向前跳楼自杀的四天后，2010年1月27日，形容枯槁的乔布斯穿着一贯的黑色套衫和牛仔裤，出现在镁光灯下，他正式发布了跨世纪的革命性产品——iPad（苹果平板电脑），而它的最大代工制造工厂正是富士康。

此时的乔布斯已经病入膏肓，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凭借自己对世界的天才般的理解，重新定义了智能移动产品。继iPhone（苹果手机）之后，iPad的诞生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到这一年的5月26日，苹果公司的市值飙升至2220亿美元，超过微软，成为仅次于埃克森美孚的全球第二大上市公司。

自1973年马丁·库帕发明手机之后——那是一个重达3公斤的笨重怪物——从来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活过两个产品迭代周期。随着苹果的崛起，手机领域里的所有巨人，从摩托罗拉、爱立信、索尼、诺基亚到黑莓，都听到了丧钟敲响的声音。

到2010年，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已经在手机销量世界第一的位置上独孤求败地坐了整整14年，此时它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仍然高达33%。它在1996年就推出了智能手机的概念机，比苹果的iPhone早了10年以上。2000年，诺基亚的市值是苹果的24倍。2004年，诺基亚开发出触控技术，当年度的研发费用高达58亿欧元，是苹果的近12倍。2007年，诺基亚更是率先在全球推出智能手机商店OVI，比苹果的应用商店App Store早了一年。

可是，长久的成功最终消磨掉了诺基亚所有的创新勇气，它不敢也无法自我革命。台湾《商业周刊》在一篇题为《手机巨人为何倒下？100分的输家》的报道中感慨：“诺基亚犯的错，就是把自己的优点极大化后，没留余地让自己冒险，最后，成为100分的输家。”这家伟大公司的陨落正是从2010年开始的，三年后，它被微软收购。在新闻发布会上，CEO埃洛普很伤感地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市场，如诺基亚式的败局也正在发生，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当量是诺基亚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很快，在非智能手机时代的所有成功者都将出局，而一个腼腆的互联网人将穿着乔布斯式的黑色套衫和牛仔裤来到舞台中心，他用一套传统制造业者完全听不懂的话术，开始属于自己的表演时间。

在讲述这个互联网人的故事之前，我们将用相当的篇幅记录另外两个人的搏命厮杀。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战争充满了中国特色，同时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的最后一场个人电脑大战。

2010年3月5日晚上，深圳腾讯大厦的底层大厅人头攒动，大屏幕上显示，QQ同时在线用户数达到1亿人，现场掌声雷动。此刻距离QQ上线的1999年2月10日，过去了整整11年。2006年7月，当QQ同时在线用户超过2000万时，联席CTO（首席技术官）熊明华曾经问马化腾：“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超过一个亿？”马化腾回答说：“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然而，奇迹还是不期而至。

就在创世纪般的喜悦之中，没有一个人嗅到了雷暴来袭的气息。这场暴风雨的确不容易被察觉，因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弥漫中的情绪。

在互联网丛林里，日渐强大、无远弗届的腾讯正膨胀为一个巨型动物，它的存在方式对其他的生物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2010年的中报里，腾讯的半年度利润是37亿元，百度约13亿元，阿里巴巴约10亿元，搜狐约6亿元，新浪约3.5亿元，腾讯的利润比这四家互联网巨头的利润总和还要多。

种种对腾讯的不满如同长刺的荆棘四处疯长，一场风暴在无形中危险地酝酿。

7月24日，各大网站突然被一篇檄文般的长文覆盖，它的标题十分血腥且爆出粗口——《“狗日的”腾讯》。这是两天后正式发行的《计算机世界》周报的封面文章被提前贴到了网上，在同时曝光的周报封面上，围着红色围巾的企鹅身上被插上了三把滴血的尖刀。

对腾讯的不满，被归结为三宗罪：“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垄断平台，拒绝开放”。记者许磊写道：“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上，腾讯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互联网盛宴。它总是在一开始就亦步亦趋地跟随，然后细致地模仿，然后决绝地超越……实际上，腾讯在互联网界‘无耻模仿抄袭’的恶名，使其全线树敌，成为众矢之的。当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时时提防着腾讯的时候，腾讯将不再像以前那样收放自如。”

《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报道如同一篇不容争辩的“檄文”，让腾讯陷入空前的舆论围攻之中。

而这显然还不是致命的。实质性的攻击发生在中秋节过后的9月27日。一家叫奇虎360的公司突然发表大量文章，指控“QQ窥探用户隐私由来已久”，它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谴责QQ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

奇虎360的当家人周鸿祎，是一位比马化腾年长一岁的互联网老兵。他的名字不太好念，常常被叫成“周鸿伟”，所以就索性整天穿一件红色T恤，被戏称为“红衣主教”。早年的中国互联网是一个被流氓软件统治的世界，周鸿祎等人开创了插件模式。在用户不知情乃至不情愿的情况下，将大量的“流氓软件”强行安装进用户电脑，其技术水平之高，一度连IT高手都无法卸载。在那一时期，用户必须每隔3个月就重装一次系统，而重装的过程有可能是新的流氓软件入侵的过程。周鸿祎正是流氓软件的“教父”之一。

2007年，周鸿祎进入中国的第三方杀毒软件市场，推出360杀毒软件，这位当年的“制毒者”反身成为一位杀毒者。早在一年前，《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出版《免费：商业的未来》一书，他认为“信息技术的显著特征是，在互联网上任何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有一种逐渐趋近于零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免费战略”。 周鸿祎将这一理论适时地运用到了实战之中，他宣布360杀毒软件永久免费。到2009年年底，360杀毒软件和浏览器的用户猛增到1.06亿，在安全需求上实现单点突破，迅速覆盖电脑客户端。

在今年9月底的这次突袭中，周鸿祎一方面火力全开，揭露和谴责QQ的“窥私行为”，同时“替天行道”，发布“360隐私保护器”，能实时监测并曝光QQ的行为。

周鸿祎的污名化攻击，如同投掷了一颗超级震撼弹，顿时引起QQ用户的担忧和恐慌。在一个公民社会中，隐私被视为人权保障的基本项，若腾讯真的如同一位“老大哥”一样日日窥视着用户的隐私，那么，中国的互联网显然是一个邪恶的世界，腾讯自然罪不可赦。

到10月29日——这一天是马化腾39周岁的生日，周鸿祎的攻击再度升级。他宣布推出一款名为“扣扣保镖”的新工具，它能自动对QQ进行“体检”，具有“全面保护QQ用户的安全，包括防止隐私泄露、防止木马盗取QQ账号以及给QQ加速等功能”。

在腾讯看来，周鸿祎的这一招无疑是釜底抽薪。“扣扣保镖”如同在腾讯QQ帝国的门口安排了一队保镖，只有经过他们的“体检”和许可，用户才能使用所有的QQ产品。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扣扣保镖已经截留了2000万名QQ用户。在马化腾看来，“扣扣保镖”是如假包换的“非法外挂”，“这是全球互联网罕见的公然大规模数量级客户端软件劫持事件”。

腾讯向深圳公安局经济侦查分局报案，同时向北京的工信部投诉。可是，接到报案的公安部门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工信部也对腾讯的投诉一头雾水，现行法律对超速进化的互联网竞争行为完全失配。

11月3日，马化腾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他发出一封致全国网民的公开信，同时推出了一个“不兼容页面”，所有用户面对“卸载QQ”和“卸载360”两个选择键，必须进行“二选一”。周鸿祎迅速做出反应，发布致网民紧急求助信，“恳请”用户能够坚定地站出来，“三天不使用QQ”。

在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3Q大战中，双方剑来刀往，招招死穴，数亿网民被动卷入，互联网秩序大乱，一片沸腾。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3Q大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个人电脑时代最为血腥的“最后一战”。它证明在一个法治缺失的时代，丛林法则是唯一的公约，而任何以“公平”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另外一种垄断。对垄断的厌恶及迷恋，如同人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而难以更轨。

经此一役，中国互联网公司之间的互相屏蔽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愈演愈烈，终而成为一种难以更改的常态。在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无论腾讯、阿里、百度，还是其他具有平台性质的公司，追求垄断及屏蔽对手，成为它们最惯常的竞争法门。

在3Q大战中，真正获得实际利益的是周鸿祎。他的冒险取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大战之后，他的知名度暴增，成为颠覆式创新的标志人物，360用户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周鸿祎借势更进一步，迅速启动上市计划。2011年3月30日，奇虎360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1.75亿美元，当日市盈率高达360倍，一度成为市值第三的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

如果说，周鸿祎是浴血突袭，侥幸杀出，那么，在2010年，则有一个人春风快马，取得了轻骑兵式的胜利。

2010年的4月，柳絮如雪花飞扬的京城，晨起的人们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公交车候车亭都被一则清新的广告占领了：“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赛车，也爱29块的T-SHIRT，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韩寒是“80后”青年文学偶像，而凡客是一个陌生的服装电商品牌，它的创办人陈年无疑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新晋互联网明星。

1969年出生的陈年在2002年就进入了互联网，当时是图书销售网站卓越网的总编辑。2004年9月，卓越网被卖给了亚马逊，离职后的陈年创办了游戏道具交易平台我有网，那是一段不成功的经历。2007年，一种在网上卖衬衫的B2C模式突然走红，陈年迅速拷贝，创办凡客诚品。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四轮融资，总计超过4000万美元，有至少6家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凡客可以说是第一家硅谷式的、被风投用钱“烧”出来的知名互联网公司。

凡客是典型的网络直销模式，陈年从最轻快的男士T恤和帆布鞋切入，从工厂直接采购，然后通过密集的广告轰炸，分别以超低空的29元和59元价格售卖。

陈年还推出了很多在传统业者看来不可思议的营销策略，他宣布全免运费、24小时送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且运费由凡客承担。此外，他还将亚马逊发明的CPS（Cost Per Sales，按销售产品提成）投放模式首次引入国内，让众多网站联盟成员与凡客结成利益共同体——产品的热销也正向激发了分成网站的推广热情。在理论上，陈年分别吃到了“中国制造”和电商崛起的两大红利，他对凡客的定义是：“凡客首先是一家品牌公司，其次是一家资源组织公司，再次是一家服务公司，最后是一家技术公司。”

在2010年，凡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当年度卖出3000万件衬衫，几乎是最大的传统衬衫企业、创建时间超过30年的雅戈尔的5倍多，震惊了整个中国服装业。它的成功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启迪了无数的后来者。一位服装企业老板去凡客参观后，很感慨地说：“我们做生意，算的是销售额、毛利率，凡客算的是获客成本、复购率。我们卖的都是T恤，但玩的是两个游戏。”

2010年年底，陈年完成第五轮融资，公司估值10亿美元，雄心万丈的陈年对《时代周报》的记者说：“我希望将来能把LV收购了。”

凡客在2010年的横空出世，意味着电商的引爆点时刻到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这一年的淘宝“光棍节”，张勇实现了9.7亿元的销售额，比上年暴涨了十多倍。李国庆的当当网在美国上市，市值高达9.35亿美元。刘强东的京东商城实现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由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发明的团购模式被引入中国，在饭否网上折翼的王兴于今年3月创办美团网。温州外贸商人沈亚创办的唯品会，靠着“名牌折扣+限时抢购”的闪购模式，在今年取得近100万单的生意，并获得了风险投资。出生于1983年、刚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拿到MBA文凭的陈欧归国创办了化妆品特卖商城聚美优品，他将在四年后去纽交所敲钟，成为该所222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度高速发展的国美和苏宁陷入停滞的瓶颈。国美受黄光裕入狱影响陷入混乱和内斗，苏宁的1342家门店出现史上第一次业绩下滑，张近东的“全国3000店”梦想已无实现的可能。几乎所有的中国服装和家电公司，都进入销售乏力的可怕通道，此消彼长之间，人们看到了新时代的到来。

在2010年，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一起股权纠纷大博弈，它日后将出现在商学院的课堂上。

今年的5月11日，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股东周年大会。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是出现的景象却出乎人们的预想：在董事会提出的12项决议中，居然有5项遭到否决，其中包括委任贝恩资本合伙人竺稼等三人为执行董事的议案，而投出否决票的，正是身处狱中的大股东黄光裕及其妻子杜鹃。12个小时之后，国美紧急召开董事会，又宣布将股东大会的决议推翻。至此，国美的权力内斗暴露在公众面前。

事件的脉络大抵是这样的。自2008年年底黄光裕入狱之后，被国美收购的永乐的创始人陈晓出任国美董事长。他迅速稳定了局面，并通过缩店精简，实现了利润的逆势增长。在他的主导下，国美于2009年5月引入贝恩资本为战略投资人，后者成为持有9.98%股份的第二大股东，从而改变了这家公司的权力格局。

在陈晓和贝恩看来，被判入狱14年的黄光裕及其家族已经成为国美的“负资产”。他对《中国企业家》的记者说：“这个阶段不用太关注他（黄光裕）怎么想了。只要我们的宗旨是为企业好，只要企业好的事情，所有的股东都应该支持。”在“去黄化”的战略设想下，陈晓决意大力改组董事会。

然而在黄光裕家族看来，这无异于忘恩负义和“无耻的背叛”。自国美收购永乐后，陈晓即被任命为集团总裁，黄光裕在自己的办公室对面为他安排了“完全对称，一样大小，装修一样豪华”的办公室，自己的座车是迈巴赫，为陈晓配的也是同样的车，一左一右停在鹏润大厦门前的专用车位。黄光裕的胞妹黄燕虹甚至回忆说，黄光裕考虑到陈晓是南方人，可能吃不惯北方的饮食，嘱咐家里的厨师每天做饭的时候多做一份，并给陈晓送到办公室。

此时，陈晓的“去黄化”点燃了黄氏家族的怒火。黄光裕夫妇仍然持有31.6%的国美股份，自然不肯轻易就范。从7月19日起，黄家开始跟国美董事会谈判，希望陈晓等人退出董事会，大股东要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选为董事。

在这期间，双方各自拉帮结派。陈晓宣布和海尔达成三年总采购金额50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他还飞赴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进行了长达20天的路演，希望赢得更多国际投资人的支持。而黄光裕夫妇则得到了潮汕帮商人的力挺，他们的支持手段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捧着现金去香港联交所，大量购入奄奄一息的国美股票。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双方关系彻底破裂。黄光裕在狱中发布声明要求罢免陈晓，理由是“陈晓乘人之危，阴谋窃取国美人共同的历史成果和未来的事业发展平台”。紧接着，国美董事会宣布起诉黄光裕，指控他在一笔涉及24亿港元金额的回购股份行为中，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剑拔弩张之间，冲突愈演愈烈。

9月28日，双方把命运交给了全体股东，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就相关决议公开投票表决。结果，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撤换董事局主席陈晓的动议未获通过，黄家推荐的替代人选也未能进入董事会。但超半数股东支持黄光裕提出的取消董事会增发授权之动议。股东的心理天平倾向于悲情的黄氏家族。

国美之争落幕于2010年11月10日，国美突然发出公告称，双方已达成和解。黄家代表顺利进入国美董事会。三个月后，陈晓辞职，在一份国美内部材料中有这样的语句：“陈晓先生以私人理由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也是国美股东的共同选择，只可惜走得太晚了……”

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引起了企业界广泛的关注，它遭到了多重的解读。有人将之看成是传统家族企业与公众公司治理制度的角斗，也有人视之为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分配分歧，还有人则聚焦于战略投资人应如何扮演权衡的角色。应该肯定的是，这场权力争夺战始终没有超出法治的范畴，这应该感谢香港资本市场的透明和中立立场。

在经历了两年的痛苦调整之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 然而，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海啸效应并没有停止，它从新大陆迅速地向“老欧洲”蔓延。在今年，一个只在历史读本中经常出现的国家——希腊，突然频繁地登上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

如今的希腊，只是地中海边上一个风光妍丽的小国，以旅游和港口为主要收入，全球萧条彻底摧毁了它的经济体系，青年人的失业率居然超过50%。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集体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其中，穆迪更是直接下调4级，将其定为“垃圾级”。希腊总理只剩下“耍无赖”的本领，他公开表示，完全没有能力偿付欠债，如果得不到援助，希腊即将破产。

2010年5月3日“欧洲大哥”德国内阁紧急批准了224亿欧元的援希计划，一周后，欧盟批准了7500亿欧元的援助希腊计划。

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是一个缩影。在欧洲，与它处境相似的国家还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据巴克莱资本的计算，仅美国银行业在这五个国家的风险敞口就达1760亿美元，它们被统称为“欧猪五国” （PIIGS）。

欧洲的衰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名词了。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是一个糟糕的发明，它的取消只是时间问题。而有些国家——譬如海峡彼岸的英国，则开始讨论是否还要留在千疮百孔的欧盟大家庭。

与愁云密布的“老欧洲”相比，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然是让人羡慕的。

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创下10.6%的峰值，总量达到41.30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生出一个长长的浩叹。

这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的历史性超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两个东方国家几乎同时开始现代化改造，一个徘徊纠结，一个“脱亚入欧”，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战胜老大帝国，导致东亚政治局势的全面改观。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仇恨的泪水和鲜血填满了整条日本海峡。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战败，两国貌似又重新回到了相同的起跑线。在1956年，中日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同，可是，在后来的二十年里，一个陷入意识形态的争斗，一个全速发展经济，竟然又拉大了距离。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对日本模式的追慕，甚至连“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在参观日本公司后，才切身体会到“什么是现代化”。自1968年以来，日本坚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长达42年之久。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年对日本的超越，如同去年汽车产销量对美国的超越，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性现象，在全球媒体界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中国崛起，日本衰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消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对美国来说，日本在某些方面是经济对手，但同时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是同盟，中国却在各方面都是潜在的挑战者”。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也描述了一个微妙的细节，北京的65岁退休公务员郑茂华对该报记者说：“可能有人对此感到激动，但我不是其中之一。这种GDP的成就无法反映这个社会国富民穷的实情。”

在日本，反应则相对的多元和复杂。著名电视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对日经新闻说：“日本人过年，嘴巴里含着生鱼片也在议论中国经济，中国的每一个举动都牵动着日本人的神经。”经济学者伊藤隆敏说：“我们一些人很怀念日本遭受抨击的那个时代，我们当时很不满，但被忽略比被抨击还要糟糕。”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是著名的鹰派人物、超级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此刻很是伤感：“考虑到中国不断膨胀的GDP和较大的人口规模，日本自然是会被取代的。日本衰退的其他各种迹象在这种背景下太过突出。”

态度较为乐观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毕竟在人均GDP的意义上，中国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在大公司的技术竞争力上，日本仍然有显著的先发优势。有学者认为：“GDP犹如一本存折。存款的加减本身并无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国民能否安居乐业。”

2010年5月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有20个国家的元首到场，246个世博展馆，在6个月内，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杰弗瑞·沃瑟斯多姆出版了新书《全球化的上海，1850—2010》（ Global Shanghai ，1850—2010），他写道：“很多大国的兴起，都会完成这样两步：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而这次的上人民网，“时评：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2011年2月21日。上海世博会完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步。同时这也代表着上海的新生与复兴。”

上海曾经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却如一个没落的东方贵族，即便是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仍然步履艰难。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它迅速地恢复了自己的活力。到2010年，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聚集地，上海港的集装箱吨位数超过新加坡，跃居为世界第一大港。 上海以占全国不到2%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八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在世博园的中国国家馆内，有一幅高科技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5.28米长、0.24米宽的北宋名画，被放大到长128米、高6.5米的立体转折造型银幕上，原作中587个人物也被增加到1068个，现代投影和电子动画技术让11世纪汴梁的繁华生活复原再现：摇橹声、喊船声、叫卖声和驼铃声，把人们拉进了时光的千年隧道。

对日本的超越和世博会的举办，都为今年的中国经济涂抹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光彩。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却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它正变得越来越尖锐。

对于中国经济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逆势表现，即便在国内的经济学界和产业界，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尖锐的批评是，万亿资金都给了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80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说，四万亿经济振兴方案，实际上打压了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了“国进民退”。他引用调查数据说，70%以上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小企业，“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给它们信心”。

在吴敬琏看来，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几乎颗粒无收。

在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中，到底有多少被分配给了国有企业部门，一直是一个谜。有人猜测是95%，有人说是八成，这大概是一个永远无法计算的数字，但是民企集团的被边缘化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集体心理。联想的柳传志在一次发言中坦言：“这块蛋糕民企没有拿到什么，基本分到国企，我们民企根本没有打算拿这钱。”

在本部企业史上，2010年是民企心态的转折之年。沮丧和不满渐渐发酵成整个阶层的不安全感，对实体产业的投资热情开始下降，身份和财富转移渐成活跃的暗流。自此之后，民企业者聚会，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讨论两个私密话题：孩子去哪里留学？自己往哪里移民？而这在之前是并不常见的情况。根据胡润的富豪报告显示，财富阶层的大规模移民正是从2010年开始的，其中很多人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投奔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010年有772人移民美国，2011年猛增为2408人，2012年为6124人，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1倍和2.5倍。2015年，美国政府共签发9764张EB-5（投资移民）签证，其中，中国大陆8157张，占比高达83%。

很显然，中央政府也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动态。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内容共计36条，因为在此前的2005年也发布过几乎相同的36条鼓励和引导意见，于是后者被称为“新36条”。与五年前相比，“新36条”对非公有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和参股等方式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领域。

但是，政府的善意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响应，相反，倒是引起了更大的不满和讨论。人们发现，五年前的“36条”几乎没有一条得到了确凿的落实，而“新36条”则更像是一根聊以安慰的棒棒糖。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欧阳君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新36条’极有可能像五年前的‘老36条’一样，口惠而实不至，最后也流于以文件落实文件。很简单，基本面的力量支撑不足。除非国有资本能适时退出，或者非经济因素更少地干预市场，民营资本才会真正迎来希望。”

就在“新36条”颁布的一周后，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举行了一场关于“新36条”的座谈会，《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记录了当时与会者的表现。

新华联董事局主席傅军抱怨说，自己的公司曾想搞国土整理一级开发，却被一些省份的城市告知，非国有资本不得参与。而后，他又试图带领公司在小额贷款领域有所突破，也遭遇到类似条文限制。最后，当他们公司计划做点油气开发项目投资时，厄运再次降临。傅军的遭遇显然并非个案。他的一席话立即得到与会其他民营企业家的共鸣。许多人表示，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比如风能、太阳能发电等原先由民间投资占主导的竞争性领域，也出现了国资快速进入，进而挤出民间投资的情况。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在发言中说，过去的糟糕经历，让很多浙江民企老板和手握资金的操盘手心生胆怯，“一是矿产资源型的投资不能做了，像对煤矿的鼓励投资都可以这样任意将其剥夺，那投资金矿、内蒙古和新疆的油田等也是一样的，国家想收回随时都可以收回，那大家谁还敢去投资”。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国务院应有一个部门和一个领导专门负责牵头制定“新36条”实施细则，而国资委，应该出台一个放开垄断行业、吸引民间投资的政策意见。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更是说得直接，民资新政，“不能不了了之”。

在此次座谈会上散发出的不信任感并非空穴来风，后来的事实证明，“新36条”果然如同五年前的那个文件一样，仍然是收效甚微。

由于经济复苏得益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带来了两个伴生性现象。

其一是外汇储备的激增，以美元为计算单位的外汇储备从2008年年底的1.94万亿猛增到2010年年底的2.87万亿，两年间足足增加了将近一万亿美元。这一景象引起了西方世界极大的恐惧，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发动一场货币战争。《经济学人》在10月的报道中写道：“在弥漫的硝烟背后，世界上目前实际上存在着三场战争。其中最大的一场战争是围绕着中国不愿意让人民币迅速升值展开的。美国和欧盟的官员们已经强硬地指责人民币低估的汇率导致了‘破坏性的灾难后果’。上个月，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此法案旨在对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

其二则是房产和农副产品价格的暴涨，后者甚至创造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新名词。

5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蒜之乡炒客络绎不绝，囤蒜商获利过亿元》的现场报道。记者在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南店子大蒜交易市场看到，“马路两侧，停靠着数十辆散发着大蒜气味的重型卡车”。就在4月中旬，这里的大蒜价格从每公斤3.9元一举冲高到6.4元。受炒作影响，北京八里桥批发市场大蒜价格从每公斤8元涨到12元，大型超市里的蒜价更是达到每公斤20元。惊呼于蒜价的暴涨，记者发明了一个新名词——“蒜你狠”。

“蒜你狠”一点儿也不孤独，因为还有“糖高宗”——自5月18日以来的5个月内，白糖期货价格上涨了41.46%，其间的10月8日到28日的短短20天里，白糖的价格从每吨5700元持续上涨至6900元左右，每吨上涨约1200元，涨幅创造了同期合约的最高价；“姜你军”——生姜价格扶摇直上，在济南的零售价近14元/公斤，逼近猪肉价格，创十多年以来新高；“豆你玩”——绿豆价格杀到7元/斤，同比上涨35%；“玉米疯”——玉米收购均价达到1999元/吨左右，比上年同期上涨逾400元/吨，涨幅达到26%；“油它去”——国内食用油零售价明显上涨，金龙鱼、香满园、胡姬花等品牌食用油平均涨幅在15%左右；“苹什么”——苹果价格同比涨两成，去年陕西红富士批发价一斤2元8角，今年涨到4元钱一斤……

当大蒜和苹果的价格都已经如此疯狂的时候，房价的上涨则似乎更是“题中之义”了。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报告，北京市的平均房价在2009年1月时是10403元/平方米，到2010年年底已经冲到22690元/平方米，而上海的同比数据是从11212元涨到了23186元，两年涨幅都超过了一倍。

物价的非理性上涨导致了民众心态的变化，尤其是刚刚步入社会的“80后”年轻族群的极大恐惧，在京沪等大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曰“裸婚”，即“无房、无车、无钻戒、无婚纱、无存款”等诸多“无”的婚姻。

在今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是《蜗居》，它讲述了一对姐妹来到上海，一心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却遭遇无数挫折的无奈故事。其中有个片段，妻子为攒钱买房，天天给丈夫吃挂面，丈夫终于受不了了，要求能不能吃一顿方便面，妻子对丈夫说：“一亩土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你得先有土地呀，有了土地有了牛，才能招来老婆才能生孩子呀，连农民都懂的道理。”

11月19日，《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关于“幸福和房子的关系”的在线调查，八成调查者认为“幸福和房子有关系”，这部分人中又有69.9%认为“房子是幸福家庭所必需的”。

2010年12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按惯例公布“年度人物”，今年它把这个荣誉给了“微博客”。

尽管微博的兴起与娱乐明星的参与密不可分，然而，它的大众化则有赖于各阶层的集体卷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通了自己的微博，在这里表达他们对生活中的公共事务的看法，企业在微博上重建自己的品牌阵地。甚至，官办媒体和各级政府部门都把微博当成新的传播和政务公开的窗口。全民性的参与，使得微博成为中国最热烈的舆论广场。

《南方人物周刊》认为，微博的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写实，“在一个个喊冤求助的帖子背后，是渴求解决问题的心；在一条条带着强烈情绪发泄的微博后面，是无数压抑已久的灵魂；在名人的打情骂俏里面，透露的是名利场的百态。这分明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图景”。

这本杂志还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了本年度内值得记忆的一系列微博事件，与经济有关的公共事件包括山西疫苗案、王家岭矿难、南京化工厂爆炸和宜黄血拆事件等。

其中，宜黄血拆是今年新浪微博上最广为人知的公众事件：9月10日，在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31岁的女儿钟如琴、59岁的母亲罗志凤、79岁高龄的大伯叶忠诚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被强拆，以自焚抗争。此后，钟家女儿钟如九多番寻求媒体帮助，当地政府却百般阻挠。网友在微博上开展了救援与爱心接力活动。先是借助微博的多方传播，使当地政府有所收敛，再是通过微博令钟家得到了国内一流的烧伤科大夫的救助。

到2010年的10月底，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突破5000万人，在声望上达到了巅峰时刻。“围观改变了中国，”《新周刊》在年底的封面报道中写道，“140个字的微力（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中国的网民们惊喜地发现，微博的魅力至少在于两点：一是它使不会写文章的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应用，尤其适合口语、话痨和在网上流连忘返的游荡者；二是它可以像发送短信息一样从手机接入，而图片也可以用彩信的方式上传。”

新浪微博创造了一个互联网上的“公共广场”，它在过去一年多里所搅动的舆论潮流，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同时带有狂暴和近乎失控的原生态特征。日后来看，2010年的微博世界竟是最后的一次广场草根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