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我把埋在，这春天里。

——汪峰，《春天里》

吴英一脸惊恐地站在被告席上，时不时地四处张望，像一只掉进了陷阱的母狐狸。她只有28岁，长着一张胖胖的娃娃脸，两粒特别明亮的黑眼珠泄露了她与生俱来的精明。这位技校肄业的东阳农村女子，此刻身系一个阶层的所有目光。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乡下小女子，1981年出生于东阳歌山镇西宅村，18岁到美容店当学徒，24岁在东阳市区经营一家理发休闲屋。但是，在接下来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她突然成为东阳城里最风光的女老板，先后开出商贸、洗业、广告、酒店、电脑网络、装饰材料、婚庆服务及物流等十多家公司，甚至在城里最繁华的街道上一口气吃下50家店铺。2006年，胡润发布中国女富豪榜，吴英以38亿元资产名列第六位。

后来法院提供的事实显示，她是浙江民间借贷市场的新入局者。从2005年开始，吴英通过7位下线——其中一人曾当过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队长——向数百人吸贷，总计金额7.7亿元，刚开始时，利率在18%左右，后来越滚越高，最高息曾达三个月100%。2006年年底，吴英遭借款人胁迫绑架。三个月后，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2009年4月16日，吴英案一审开庭，经数月审讯，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其死刑。

在过往的很多年里，吴英式案件在东南沿海一再出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江浙、福建等地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这种民间的非正规资金借贷活动，国家一方面严厉禁止，大多以死罪处置，另一方面却又对如何加大私人企业的金融服务束手无策。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一个绰号“小姑娘”的丽水女子杜益敏被执行死刑。她早年在丽水市经营美容店，后来从事地下融资生意，非法集资7亿元，其情节几乎与吴英案如出一辙。

然而在整个2009年，一直到其后的几年里，围绕吴英案发生了激烈的民间请命和抗辩之声，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

全国人大代表、义乌籍女企业家周晓光连续两年提交议案，呼吁制定《民间借贷法》。根据她的估算，沿海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超过1万亿元，若以一个“庄头”运作1亿元来计算，那么就起码活跃着一万个“吴英”。“许多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受资信条件、抵押担保等限制，很难从银行申请到贷款。民间借贷一般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大部分只打借条，利率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期限大多不确定。”

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也参与到吴英案的讨论中。他在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中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很显然，无论是在周晓光的提案里，还是在张思之的公开信里，吴英案都被符号化了，对她的讨论渐渐地从具体案情中抽离出来，成为民营企业家阶层对自身金融安全担忧的体现，以及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呼吁。吴英本人则如一块小石子投入江河，它所溅起的涟漪扩散为一种强烈的民间情绪。

任何制度的创新，都很少是一厢情愿的，绝大多数竟是博弈的结果，在未来几年内，以金融市场化为主轴的变革将在曲折中小心地前行。而在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如何防止中国经济急速地下坠。在这个时刻，学界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对立。

经济学家吴敬琏不太赞同外延式投资的拯救方案，而是寄希望于体制及要素改革。对于信贷松动的呼声，他警告说：“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八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等到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 3月3日，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位对政策设计十分娴熟的老学者警告说：“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观点并未被采纳，而他所警告的景象却不幸发生。一直到2015年前后，政界及学界对2009年的政府拯救行动仍然褒贬不一，成了一桩历史公案。

在温家宝总理看来，当危机突发之际，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要激发信心，则首先必须把黄金亮出来，撒出去。

中国的印钞机开始猛烈地运转起来。从2008年11月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五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每月新增贷款呈几何级增长，到2009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万亿元天量。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个月中，新增放贷总量近8万亿元，掀起了一个炙热的投资狂潮。与中国非常类似的是，美国的印钞速度也毫不逊色。2009年3月，美联储宣布向市场投放1.15万亿美元，用于购买银行手中的有毒资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声称，为了提振消费，他愿意开着直升机去撒美元。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更夸张，他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我们也许需要捏造外星人入侵的威胁，这样才能增加防御外星人的开支。”

与此同时，一系列非常庞大的产业刺激计划出台。

2008年11月9日，中央政府宣布将强力启动拉抬内需计划，两年内扩张投资4万亿元，是为日后非常著名的“四万亿计划”。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一个重大产业——钢铁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提出“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的战略主张，以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在后来的一个多月里，国务院先后密集完成了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等十个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的编制工作，是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

在资本市场上，最大的举措是加快了创业板的开板进度。创业板已筹备多年，但高层一直犹豫不决。10月23日，深交所举办创业板开板启动仪式，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平均市盈率为56.7倍，远高于全部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

“四万亿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创业板的推出，互为勾连呼应，以极其激进的姿态构成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新基本面。在政策的强力刺激之下，7月，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已经高出过去三十年的平均增速。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中国已经在世界率先实现“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观察家们惊呼，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走出了一条V形反弹曲线。

“令人震惊的反弹。”《经济学人》杂志在8月的封面报道中，以此为标题描述中国经济的表现。它写道：“西方国家的经济看起来还很疲软，很多经济数据仍在下跌中，尽管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增长，消费者支出还是萎靡不振。然而越来越脱钩于西方消费习惯的亚洲经济增长迅猛……一些不太可能被做手脚的指标证实了中国经济是在强势反弹。截至今年7月，工业产出增长了11%；去年猛跌的发电量再次增长；而且汽车销售量比一年前增加了70%。”

在所有实体产业中，2009年，最值得记录的是汽车。在这一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1364万辆，一举超过美国。在过去一百年的现代工业史上，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

汽车被称为工业文明桂冠上的明珠，它的制造链涉及70多个行业，是产业配套要求最高，同时也是对制造及消费经济拉动最大的产业。1908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自1910年起，美国大力发展汽车业，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把汽车产量从18万辆增加到533万辆，从而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汽车领域能够挑战美国，底特律更是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美国汽车产业遭遇史上最惨重的挫败，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裁员14万人，愁云满城。2009年6月，美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在冗长的受难者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个显赫的名字。通用汽车曾在广告中自称为“美国的心脏”，其旗下品牌一度占据国内汽车市场份额的半数以上，它的沦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谁将拯救美国的汽车产业？”很多人开始焦虑地讨论这个问题。今年夏天，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决定亲自考察汽车业，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去乌云压顶的底特律，而是飞到阳光明媚的硅谷，参观了一家叫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公司。在这里，38岁的埃隆·马斯克让他相信，也许他会是下一个拯救者。在离开后，奥巴马批准能源部发给特斯拉4.65亿美元的政府低息贷款。

马斯克与汽车几乎沾不到一点边，他是一个荷尔蒙无比充沛的互联网创业者，曾创办在线内容出版软件Zip2、电子支付X.com和国际贸易支付工具PayPal，还投资1亿美元创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遍地都是冒险家的硅谷，他以擅长编织梦想著称，并让人相信梦想能够成真。2004年，马斯克突发奇想，收购陷入困境的特斯拉，试图抛开传统的发动机、变速箱和离合器，打造一辆纯电动的“互联网汽车”。在后来的几年里，硅谷替代底特律成为新能源汽车革命的策源地，而马斯克也被看成是“钢铁侠”式的新一代美国英雄。

在中国，一位与马斯克一样的“疯子”，也开始实施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

就在通用汽车申请破产的1个月后，2009年7月，李书福在北京的饭局上，向一位相熟的媒体主编透露，吉利向福特汽车公司递交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书：“告诉你吧，我们要收购沃尔沃了。”主编脱口而出说：“老李，你这个新闻炒作好像整得大了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草根出身的李书福一直是一个笑话般的存在，他发明的最大笑料是认为造汽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在公开场合上，他总能不苟言笑地讲得大家哄堂大笑，是一个难得的、来自南方的相声大师。两年前，他获评浙江十大年度经济人物之一。在电视颁奖晚会上，当主持人喊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以非常缓慢的步伐上台领奖，主持人问他出什么事了，他一脸茫然地说，导演让我走得慢一点，好让镜头拍得清楚些。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吉利汽车销量20万辆，销售额不到百亿，排在国内汽车厂家的第十位，仅高于哈飞和华晨。吉利在香港联交所的市值只有两亿美元。

沃尔沃已有83年历史，是瑞典最大的轿车公司，在全球汽车品牌中以安全著称，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贵族”。1999年，美国福特汽车以64.5亿美元买入沃尔沃的轿车业务。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福特与通用一样陷入泥潭。2008年1月，在底特律车展期间，李书福通过公关公司安排，争取到与福特汽车CFO（首席财务官）道恩·雷克莱尔见面的机会。两人的交流时间只有半小时，大概花了28分钟，翻译才让雷克莱尔弄明白谁是吉利。雷克莱尔问李书福有何高见，后者对翻译说：“告诉他，我要收购沃尔沃。”雷克莱尔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沃尔沃是不打算卖的。”（Volvo is not for sale.）

但是仅仅一年后，形势比人强。在过去的2008年，福特全球亏损额达到创纪录的146亿美元。其中，沃尔沃运营亏损额为14.6亿美元，公司高层被迫做出卖掉沃尔沃的决策。吉利成为参与竞标的三家中国公司之一。

即便在这样的时候，李书福的野心看上去仍然是可笑的。在跌到低谷的2008年，沃尔沃仍保持了35.9万辆的汽车销量、147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是一个比吉利大得多的家伙。参与并购案的吉利高管童志远曾担任北京奔驰的中方总经理、总工程师，他问李书福：“你凭什么收购沃尔沃？”李答：“我除了胆儿什么都没有。”

尽管看上去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交易，可是细细分析，李书福的“赌局”竟也有合理性存在。沃尔沃之所以亏损严重，并被福特认为不得不抛售，是因为在过去的年份里，它忽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沃尔沃的市场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其中美国占20%，欧洲超过50%，中国仅为6%。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拥有广袤市场潜能的中国公司，福特几乎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国际买家。

而在中国的汽车当家人中，没有人有李书福般的胆识和勇气，他像一个农村青年一样疯狂追求一位落难的国际电影明星。在此次并购中，李书福还展现了超众的融资和说服能力。俞丽萍是洛希尔财务咨询公司的大中华区主席，这家隶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咨询机构是此次交易的唯一撮合者，她回忆了陪同李书福去见福特全球总裁艾伦·穆拉利的场景：

穆拉利只给了李书福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他只用五分钟就把吉利介绍完了，这当然不会引起对方任何的兴趣。“我是你的粉丝。”李书福突然说。一直心不在焉地把玩名片的穆拉利很好奇地抬起了头。李书福开始大谈穆拉利在担任波音飞机总裁时的扭亏战绩，他提到了一个离奇的细节，十多年前李书福的第一家汽车公司的名字居然是“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我很崇拜你，所以用了波音当公司名字，波音的人还来找我打官司，所以，应该在十年前，你就知道我了。”穆拉利咧开嘴乐了起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书福开始谈他对汽车的理解，以及中国市场对沃尔沃的重要性。

李书福的这种中国式风格，化解了谈判中的很多尴尬。一位吉利高管日后回忆说，李书福总能把出人意料的欢乐带到谈判桌上。一次与工会谈判，现场气氛很紧张，工会代表问李书福：你能不能用三个字形容你为什么比其他竞争者更好？与会的福特高层为李解围：这怎么可能？做不到。第一，李不知道另外的竞争者是谁；第二，三个字怎么讲得清楚？

“我可以。”李书福双手一摊，用蹩脚的英语大声说，“I Love You！”（我爱你！）工会代表笑颜陡开，气氛顿时缓解。

在与沃尔沃的母国瑞典方面谈判时，李书福表示，如果福特跟沃尔沃是父子关系，那么吉利与沃尔沃则更像兄弟关系。他向当地政府承诺保持沃尔沃四个不变：瑞典哥德堡总部不变，欧洲的产能、生产设施不变，在瑞典的研发中心地位和作用不变，此外，与工会、供应商和经销商签订的所有协议不变。

在李书福与福特谈判的一年时间里，全球局势持续恶化，福特的报价从40亿美元跌进了20亿美元，幸运之神一直在眷顾固执的李书福。在最后时刻，吉利计划得到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

2009年10月28日，福特宣布以吉利汽车为首的收购团队成为沃尔沃的优先竞购方。到12月23日，赶在西方圣诞节到来之前，双方正式对外宣布，已就主要商业条款达成一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对沃尔沃汽车实施100%股权收购，后者变成吉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实在最后时刻，李书福还是没有筹足钱，福特贷给他2亿美元，以达成交易。吉利所购买的沃尔沃包括品牌、研发体系、营销体系、海外网络、四个工厂（50多万辆产能的生产设施）和高素质人才团队，以及原有的发动机厂、合资的变速箱厂、四驱系统与整个的开发设施。

对于“汽车疯子”李书福来说，一个搏命冒险的结束，意味着下一个更大冒险的开始，他用18亿美元买回来的沃尔沃，是一个苟延残喘的、拥有24亿美元账面资产和35亿美元负债总额的大怪兽。

在北京的记者见面会上，李书福说：“我们要去尝试、实践和探索。如果它是机会，那就是很大的一个机会，但它也很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灾难。人家干不下去，我们拿过来把它干好。如果我们干不下去，就又会有人家拿去可能就能干好。”曾几何时，他被很多同行看成“小丑”，而此刻的这一番话，却充满了朴素的哲理。

与汽车产业的回暖相比，发生在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景象则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年后，如果许家印回忆起那段时光的话，应该有着“劫后余生”般的感叹。

这位比李书福年长五岁、同样出身于贫困乡村的河南人，有着符合这个时代的豪赌个性。他在村里开过拖拉机、淘过大粪、当过治安员，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他每周靠一筐地瓜面饼和一瓶子盐当口粮，苦读5个月，如愿考入武汉钢铁学院。1992年，在当了十年钢铁工人之后，许家印独身南下广州创业，1995年便涉足当时还毫无暴利特征的房产开发。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许家印以大开大合的手段，逐渐成为南方的地产大佬。

2008年1月8日，恒大通过上百轮竞价，以41亿元取得位于广州员村的绢麻厂地块，这一价格超过标底价近8倍，楼面价约为每平方米1.3万元，是当时广州市排名第二的地王。

让许家印措手不及的是，经济衰退突袭而至。到这一年的6月，绢麻厂附近的楼盘大幅降价促销，带装修的新房每平方米售价降到1.35万元，直逼恒大拿地时的毛坯楼面价。依照这样的市场行情，在这块“地王”上盖楼已根本不可能赚钱，多加一块砖都是增加一分亏损。《财新》在一篇《地王褪色》的报道中记录说，按照协议，恒大应在8月前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可是期限到来时，恒大仅缴纳了约1.3亿元土地定金。许家印曾与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协商退地，并不惜付出罚没定金的代价，可是政府不愿意，因为它也同样陷在困局里。

许家印曾谋求在香港上市，连公告都发了，但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原因是“国际资本市场现时波动不定及市况不明朗”。很快，至少有四家内地房产公司的上市申请遭到联交所的拒绝。为了输血自救，许家印像疯了一样地在香港和深圳到处找人借钱，但吃到的全是闭门羹。9月，恒大在全国11个城市推出13个项目，开盘即打八五折，试图迅速回笼资金。很快，有关恒大资金链即将崩断的新闻甚嚣尘上，有媒体称，恒大的负债率已经高达97%，很多人扳着手指算，许家印肯定过不了2008年的冬天。

然而，就在这一时刻，中央政府的印钞机开始启动了。仅仅半年前还无人问津的房子，突然在一夜之间被疯抢。正在生成的货币泡沫造成了民众巨大的贬值心理压力，房子再次成为唯一的抵抗性商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那么，与信心相比，恐惧显然是更大的生产力。

在许家印的记忆中，2009年的春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明媚的一次。

在春节过完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寒意正浓，中国的房地产业却率先走出低谷。有关机构公布的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有24个城市的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上升，有10个城市环比增幅更是超过50%。

把许家印拉出泥潭的，还有无数双来自银行的大手，不久前还冷眼以待的行长们开始排队请他吃饭。数以万亿计的银行资金徘徊于实体经济门外不敢进入，转而投身与房产公司结盟，在地方政府的默许“共谋”之下，迅猛抬高土地的价格，一场土地争抢战全面爆发。

4月29日，杭州拍出上城区南山路一地块，楼面价超过4.6万元/平方米，这是今年叫响的首个“地王”。此后，高价成交的土地在各重点城市遍地开花。土地总价从10亿、20亿级迅速跃升至40亿、50亿级。

在北京，从5月到12月，“地王”纪录一再被打破。5月，广渠门外10号地被富力地产以10.22亿元收入囊中，成为北京实施招拍挂制度以来成交单价最高的土地。6月，广渠路15号地争夺战落下帷幕，最终中化方兴以40.6亿元击败SOHO中国等强敌拍得该地块。7月，大兴黄村19号地被绿地集团以30.25亿元竞得，大兴区楼面单价纪录40分钟内被两次刷新。11月，大龙地产以50.5亿元的价格竞得顺义区一块土地。12月，中建国际联合保利地产以48亿元包揽奥体公园三块土地，远东新地以48.3亿元拿下亦庄新城地块，溢价率高达467%。

年底的数据显示，全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高达1.5万亿元，占到GDP的4.4%，这是前所未见的惊人比例。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在卖地浪潮中，一度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顿时缓过劲来，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接近五成。

2009年11月5日，恒大地产再次申请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获准，其股票受到热捧，公开发售部分超额46倍。一年前还被看成是“倒霉鬼”的许家印，此时的资产一举飙到422亿元，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赫然排名第一，成了当年度的中国首富。若说造化弄人，没有比这个更富戏剧性的了。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中国的网民数量在2009年达到3.84亿，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网民的总和。而比网民人数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国互联网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局，由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巨头”所统治的新闻门户时代，向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BAT时代转轨。

作为一家搜索公司，李彦宏的百度在2009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要归功于它的强悍对手谷歌在中国的退出。

谷歌从2004年起进入中国，2006年1月Google.cn上线，服务器放置在中国，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占到了22%的市场份额，与百度成对峙之势。可是在2009年，它突然在监管上面临无法躲避的挑战，经过决策层反复争论，2010年1月15日，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市场，3月，谷歌关闭了Google.cn。

谷歌的退出，让百度顿时获得一家独大的史诗式机遇，它的市值在2011年几乎翻了一番，一度跃居中国互联网公司第一。而日后来看，这也许是李彦宏备受考验乃至煎熬的开始，从来没有一家伟大的公司是依赖于“保护”而诞生的，过长的“舒适区”让这家公司逐渐失去了进取的野心。

与“幸运”的百度相比，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成长则是血战的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互联网中心始终在北京，正是随着这两家公司的崛起，华南的深圳和华东的杭州相继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重镇。

在很长时间里，偏居南方的腾讯是一个边缘式的存在，可是到2009年前后，几乎所有来中国考察互联网的美国人，往往最后一站都会南下，飞到深圳考察腾讯公司。这是因为，在一开始的行程安排中并没有这家企业，然而，在每站的访问中，都会不断地有人对他们提及腾讯、腾讯、腾讯。于是，深圳便戏剧性地成为最后的、计划外的一站。

从影响力和数据来看，腾讯也从2009年开始扮演起征服者的角色。

与新浪等门户模式不同，腾讯从一个小小的即时通信工具QQ起家，以令人目眩的迭代速度成为最受网民欢迎的社交工具。程序员出身的马化腾是一个产品主义者，他把腾讯的渐进式创新解释为“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种带有试错特征的理念，是完全不同于制造业的新商业哲学。QQ的“原型”来自以色列人的ICQ，而在后来的几年里，腾讯在此基础上迭代出QQ秀、QQ空间、QQ游戏等产品，极大地拓展了即时通信工具的应用和赢利能力。

尼尔森公司在2009年3月宣告，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第一次超过了使用邮箱的时间，这种新型的沟通方式已变成主流。腾讯在交互设计和虚拟道具上的创新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摩根士丹利女分析师玛丽·米克在研究报告（2009）中专题研讨了腾讯的赢利模式。在她看来，由虚拟商品——不只是小玩具——所形成的小额付款可以形成大额收入，在这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虚拟商品货币化的代表和领先者，中国的成功——部分归结于腾讯的成功——表明，‘虚拟商品’很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在那一年的米克报告中，腾讯是唯一被提及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腾讯的另外一个成功来自游戏，在这一年的第二季度，腾讯游戏的营收首次超过盛大，成为新晋的“游戏之王”。在业绩增长的刺激下，腾讯的股价在2010年1月突破176.5港元的新高，市值达到2500亿港元，一举超越雅虎，成为继谷歌、亚马逊之后的全球第三大互联网公司。

在BAT新三巨头之中，2009年的阿里巴巴却要艰难得多。它的B2B（企业对企业）业务因为受到外贸下滑的拖累，陷入增长停滞的局面，公司在香港的股价阴郁不定，而面向国内市场的淘宝业务，在经过了多年的亏损之后，亟待一次集束式的引爆。

2008年4月，饱受假货困扰的马云决定新开一个叫淘宝商城的平台，入驻者均需要证明自己是一家合法的公司。后来的阿里巴巴集团总裁、当时担任淘宝CFO的张勇——他的花名是逍遥子，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一个精擅奇门遁甲之术的侠客——被任命为淘宝商城的总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整个B2C（企业对个人）行业处于聋哑阶段，淘宝商城更是发展缓慢，消费者几乎分不清淘宝网与淘宝商城的区别。5月的一天，张勇与他的伙伴们讨论，似乎可以在秋季搞一个类似美国感恩节大促销的活动，他们为日子的选择想破了头，不知是谁突然提议：

“要不就在11月11日吧，光棍节，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忽悠他们上网来购物。”

“光棍节大促销”就这样定下来了。张勇团队开始与商家沟通，希望它们在那一天搞一次促销，全店五折，还要包邮。绝大多数的商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最后只有李宁、联想、飞利浦等27个商户参加，一个很大的品类——家纺企业中的著名品牌全数表示不参加，后来好不容易说动了一家小商户。

11月11日当天，促销活动开始，连张勇本人都不觉得有重要的情况会发生，他一大早就出差去了北京。谁知，当天上午，商户们准备的货就卖得差不多了，很多商家临时到线下补货，甚至出现董事长批条子直接从经销商地面店临时调货到网上卖的现象。张勇回忆说：“我们没有想到，商家也没有想到，互联网的聚合力量那么大。”

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超乎所有人预想，淘宝商城交易额居然突破5200万元，是当时日常交易的10倍。惊喜若狂的小伙伴们决定拍照庆祝一下，有人跑去打印机打印了好几张“0”，当大家站成一排的时候，数来数去少打了一张“0”，就从墙上取下一只挂钟来凑数。很多年后，张勇在湖畔大学授课，回望这一段历史时很感慨地说：“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就这样，中国电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了。“光棍节”十分意外地成了亿万网民的狂欢节日。

它浑身上下散发出那个时代所有的互联网特质：丝自嘲，无论男女都以“光棍”自称；价格低廉，一切商品以低价为最重要的吸睛因素；夸大其词，极尽所能地制造话题和噱头。5000多万的交易额，相当于国内最大百货商场半个月的营收，在零售界已经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还是没有人会料到，它仅仅是大颠覆的开始。曾担任过阿里巴巴总裁的卫哲回忆过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一天，他与马云闲聊，马云说：“有一天，淘宝会超过沃尔玛。”卫哲问他：“你知道沃尔玛有多少零售额吗？”马云答：“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会超过沃尔玛。”

“你们说说看，我们手上真的已经没有牌了吗？”就在张勇与他的伙伴们手忙脚乱地策划“光棍节”的5月，另一拨比他们更焦头烂额的互联网人正在成都开战略闭门会，新浪CEO（首席执行官）曹国伟语调低沉地问他的同僚们，喜欢讲冷笑话的总编辑陈彤坐在旁边支臂不语。

互联网社交的兴起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的，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年轻人不会等待某个神圣的数据来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他们想控制他们的媒体而不是被媒体控制。”当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趋势的时候，所不同的是，每个人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中国的三大新闻门户都选择了博客模式，其中尤以新浪最为积极，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到2006年中期，新浪博客的活跃用户超过2000万，全面替代门户类频道成为新的用户入口。可是，商业模式上的先天缺陷，却让用户积累价值无法兑现。这使得三大门户在社交化转型上陷入歧途，直接导致了门户时代的终结。

2006年6月，埃文·威廉姆斯和杰克·多西在美国创办了推特（Twitter），一个只能发送140个英文字母的微型博客。它迅速点燃了那些喜欢分享和表达的人们的热情，他们用碎片化的方式拼接自己的生活，表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今年，推特的全球用户数超过了4000万，其中一个叫特朗普的美国地产商人是它的成瘾性拥趸，几乎每天要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表十几条夸夸其谈的评论，其话题无所不及，其言论怪诞出位，那时谁也不会料到，这将是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第一个被推特模式吸引的是一个叫王兴的归国创业者，他于2007年5月12日推出了饭否网。在后来的两年里，饭否网的用户增加到了百万级。

在2009年5月的成都战略会上，新浪高层在脸书和推特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模式之争。当时新浪的战略更偏向做成脸书式的平台，但大家很清楚，这对于新浪来说，不论是技术还是既有优势都不太靠谱，况且已有腾讯的QQ空间如大山一样地横亘在那里。而如果走推特模式，则很可能意味着重起炉灶。

最后，曹国伟做出了决策，往推特的方向跑起来，“就本质而言，推特带有媒体的属性，而新浪的优势正在于此，可以凭借这个产品进入社区模式”。而陈彤则提出了不同于推特或饭否网的媒体策略：“我们不能首先去打草根牌，也不可能先去打技术牌，这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的优势就是高端、舆论领袖、明星、各个族群的牛人，以及高收入、高学历、在自己单位有一定地位的人，先把他们抓过来。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决定打法。”

2009年7月7日，因为触及敏感性政治事件，王兴的饭否网被关闭，中国的推特追随者突然消失。8月14日，被定名为新浪微博的产品内测上线，8月28日正式公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舆论市场的“革命日”。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陈彤翻开他的电话本，给每一个他认识的名人打电话，恳请他们到新浪来开通自己的微博，而在新浪内部，所有的中高管都被下达了“拉人开博”的指标。一名叫姚晨的二线影星，在9月1日就开通了微博，在新浪的全力推广下，她凭借率真坦诚的个性获得大家喜爱，后来竟成为全球拥有最多粉丝数的“微博女王”。到11月2日，微博迎来了第100万名用户，接下来的一年里，微博用户出现了指数级的暴增，2010年4月28日突破千万大关，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舆论场。新浪在社交大战中勇猛地扳回一局。

正如曹国伟所预料的，相比较推特在美国的应用，中国的微博服务更多地体现出对现实的观照。曾经翻译《数字化生存》的媒体观察家胡泳分析说：“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人们习惯了把媒体视作政府的某种组成部分，把媒体当成了青天。媒体成为权力的某种化身正是这种逻辑推演的结果。在正常的国家，人们遇到问题了，有立法系统和民意代表、独立的法院，当然也有媒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而在中国往往只剩下媒体。”

微博的狂飙崛起，既是战略和策略上的成功，同时也是移动技术迭代的产物。

在2008年年底，受金融危机的刺激，3G牌照提前发放，手机的速度大为提高，由此极大地激发了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数量。与此同时，电信运营商为争夺用户，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中国移动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大幅下调现行的GPRS数据流量资费标准，其中包月套餐普遍降幅达三分之二。这些发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变化，为新浪微博的普及提供了绝佳的天时地利。

不夸张地说，微博是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全民产品。

2009年5月10日，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他就受到了超级明星般的待遇，在鲜花簇拥下，他被送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此时正值中国经济触底强劲反弹的时刻，人们非常希望听到这位以敢于预言而著称的学者的见解。然而，当他在一周后离开的时候，几乎得罪了一大半的中国同行和媒体。网易财经专门做了一个送别专题——“克鲁格曼：中国的公敌？”

1953年出生的克鲁格曼少年得志，以研究国际贸易著称。1996年，他是全球经济学家中第一个预言亚洲经济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人，因而暴得大名。2001年，他断言油价将飙涨。2006年，他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2008年，他声称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但能避免崩溃。此次作为一个受邀而来的客人，克鲁格曼不像他的其他同行一样，说一些台面上的客套话，相反，他对中国经济的反弹及其前景都颇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恢复是虚弱的，官方提供的数据不值得信赖，中国想要通过出口来恢复经济增长是不太可能的，需要马上开始着手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三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或过渡的关键时期。此外，中国可能是一个汇率操纵国，贸易盈余政策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与尼尔·弗格森提出的“G2”观点不同，克鲁格曼认定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是美国和欧盟，中国在二十年内无法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在被问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在他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的。

克鲁格曼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很多中国学者，于是，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广州，他一路“舌战群儒”，以致最后得了急性咽喉炎。当他离开的时候，彼此都觉得对方已无可救药。

毋庸讳言的是，克鲁格曼并没有逃脱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掉进过的“中国陷阱”：他们往往能精确地诊断出中国的疾病，但是常常给错药方，或者做出与未来截然不同的预言。中国经济——或者说中国民众的忍耐性，以及集权制度的效率，对于经典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无法定量计算的变数。

当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宏观数据是这样的：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分别来看，一季度增长6.2%，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10.7%，是一条一路飙升的曲线；

广义货币（M2）余额60.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7.7%；市场货币流通量（M0）38246亿元，增长11.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0.0万亿元，全年增加9.6万亿元——同样是几条一路飙升的曲线。

稍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清楚地发现，2009年的中国增长是靠钱砸出来的。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获益者有两个：一是国有大型企业，它们得到了“四万亿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的绝大部分贷款和项目；另外一个是银行，在这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与欧美银行业受到重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资银行却成了“反周期英雄”，在2008年和2009年，它们分别实现税后利润5800亿元和6600亿元，同比增幅超过了30%和15%。

这两年，一种被称为“共享经济”的互联网模式悄然在北美出现。

2008年8月，布莱恩·切斯基在硅谷创办爱彼迎（Airbnb）。它诱导家有空屋的房主把房间挂到网上，提供给那些自助旅行的游客。这被认为是盘活存量资源的绝佳模式。

2008年11月，安德鲁·梅森创办团购网站Groupon。它每天只推出一项折扣很大的商品，限时团购，消费者通过社交网络传播，积累人数，达到商家的参与人数下限后，即可成功团购商品。

今年7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辍学生——又是一个辍学生——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创办优步（Uber）。有一次他去巴黎旅行，站在路边久久打不到出租车，突发灵感，想到能否创建一个平台，把司机和乘客用互联网的方式对接起来。

这些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彻底抹平了服务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缩短了交易的路径，在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和更便宜的服务的同时，颠覆了既有的产业形态。优步在北美和很多国家遭到出租车司机的抵制。

你即将看到的景象是，Groupon和优步将很快在中国出现激进的复制者。

今年的全球电影票房总冠军，是一部叫《2012》的科幻灾难片，它的总投资额高达2亿美元，原本计划在2011年完成上映，可是金融危机突然降临，好莱坞自然不肯放过这一把赚钱的机会。

据说，在玛雅人的预言里，2012年将是世界末日。《2012》讲述的是一位父亲带着孩子去黄石公园度假，却发现曾有美好回忆的湖泊已经干涸。第二天灾难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伴随大量陨石的坠落，让熟悉的家园变成了人间炼狱。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最后，在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经历生死考验之后终于到达了一个逃离灾难的方舟基地。

在中国，《2012》以4.66亿元票房勇夺年度冠军。而在放映过程中，最让观众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是，好莱坞导演居然把方舟的制造基地放在了东方的中国。

为什么？答案有三个：

中国是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不在这里，在哪里？

中国有全球最多的廉价劳动力，不在这里，在哪里？

中国是全球电影票房增长最快的市场，不在这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