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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形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写道:“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71年后,美国学者A.R.拉德克利夫—布朗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科学最重要的任务,亦为长期的任务,就是要找到用作分析的正确的概念……” 显然,“术语革命”和“概念创新”对科学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术语革命”和“概念创新”作为一种意识或观念的活动,不应是纯粹意识的产物,而应是意识对现实概括和抽象的产物;而这种概括和抽象要做到科学,就必须首先对概念所要反映的对象作出科学的定位。显然,这种科学的定位,不是以观念的逻辑为背景(如黑格尔以绝对理念运动的逻辑来定位国家),而是以现实社会的逻辑为背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活的机体。列宁认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精神之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因此,在社会这个活的机体中,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间必然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对社会任何要素的考察和研究,既不能是孤立的,也不能是抽象的,而应从社会这个活的机体的内在联系去考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应从现实社会的内在逻辑去考察。这是本书考察中国政治的基本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不是本书的创造,其创造者是马克思。马克思是在对经济问题探究中形成这个科学方法论的。1859年,马克思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回顾了他从研究法律和政治转向研究经济的过程:“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显然,马克思从研究法律、政治转向研究经济的最根本动因,是他充分意识到任何法律和政治问题,都不能从其自身获得充分的解释,因为它们都与现实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经济利益的制约。奥古斯特·科尔纽在概括马克思当时的思想转变时指出了这一点:“结合着在《莱茵报》的活动而对政治和社会关系进行的研究,使他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仅通过批判从哲学的观点来加以解决的。这一时期的实际经验引起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在这一方面的变化,使他开始从现实中来寻求观念的根源。” 但是应该看到,马克思研究领域的转变并不是要放弃对政治和法律的研究,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政治与法律,研究他所心爱的哲学和历史。马克思这一重大转变的第一个重大成果不是经济学成果,而是政治学和法学成果,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样写道: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把在黑格尔那里颠倒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明确了法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关系,而且真正找到了研究法与国家,以及研究“市民社会”的科学路径,即研究法与国家必须“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出发;而研究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必须从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用这些篇幅来介绍马克思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的形成过程,不是因为本书要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而是因为本书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选择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出于对科学的信仰和尊重。政治是十分复杂的社会活动,它并不像经济活动那样有规律。我们可以发明各种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来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如现代西方政治科学所做的许多努力那样, 但是如果这些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作支撑,那么我们发明这些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只能为解释现象而解释现象。 因此,要正确地把握复杂政治现象背后的活动规律,就不仅要有概念的创新,而且要有科学的方法论作支撑。在我看来,对政治研究来说,马克思为把握政治本质而经历的学术探索历程,实际上展现了一条科学研究政治现象的路径,一种成功的方法论。因此,本书对中国政治形态的研究,将在这种成功的方法论指导下展开。 dZcCHirugof7g8htWL5idi96t6D2wM4Ig5e0r2DrExNSefViIhjssnOshVi+fU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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