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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在其1978年出版的《中国：动荡的社会》一书中，曾这样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观察家”总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研究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
费正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中，凭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感悟，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
奥克森伯格则在总结和分析自己以及整个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基础上，回答了自己意识到的这个问题：“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是分析它的思想史，分析其信仰、社会与政策的相互关系。”奥克森伯格所意识到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路径与费正清所领悟的研究路径，在基本取向上是一致的，即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出发去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政治。
但是从国外，主要是美国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总体发展过程来看，这种比较合理的研究路径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两大转变中逐步形成的。
第一，从上层政治研究转向整体政治研究。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整个政治体系上层这个局部的研究。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国分良成教授指出：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一直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政策和权力为焦点的。
比如在“文革”这个时期，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主要观察的焦点是：这场动乱之后，谁将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谁属于哪一派别？哪一派得势，哪一派失去了权力？这种上层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为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是由党或中央的上层领导人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权力运作决定的，政治生活中最广泛的主体，即社会的各种组织和各种成员对政治没有什么影响作用。这种认识与改革前过于集中的政治生活有关，因而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于往往容易把这种认识简单化和极端化，所以这种上层政治研究除了能部分说明政治生活现实外，不能揭示政治生活的本质，也不能真正把握中国政治生活的运动规律。这个致命的缺陷在其研究结论与中国政治实际的发展状况所存在的巨大反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变化和发展，进一步宣告了这种上层政治研究已根本无法解释和预测实际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邓以后中国政治”的多余担忧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于这种上层政治研究的反思在70年代末就已开始，并出现了像奥克森伯格这样有远见、有深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这种反思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开始从体制内部、权力内部看问题，转向从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实际状况来考虑当代中国政治；开始从认识政治生活的局部，转向认识和把握政治生活的整体，包括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思想、政治活动、政治文化等。于是，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开始逐渐从上层政治研究转向整体政治研究，即把政治体系及其运动过程看作一个由各种政治要素组成的活的机体，并从这活的机体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发展。作为日本新生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国分良成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成的《中国政治与民主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证分析》一书中，就充分强调了对中国政治整体认识的重要性。为了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有一个全面的、全新的认识，他提出了认识和把握未来中国政治的八大分析视角：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③中国政治中的代际关系，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关系，⑤党的干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⑥党与军队、军队与人民的关系，⑦中国政治中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实的关系，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从这些分析视角出发来把握当代中国政治，与上层政治研究相比，显然要全面许多，也深刻许多。这种转变是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进步的最大推动力，不是国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本身，而是中国政治本身在改革开放中的进步与发展。
第二，从模式化的研究转向现实化的研究。模式化研究是局部性研究的产物，其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局部政治的模式化解释，来把握中国政治生活的关键特征。由于研究和考察的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全部，而是局部，所以这种研究所构筑的模式主要是对局部现象的分析和把握。当然，研究者并非完全不想从全局把握中国政治，但苦于材料的限制而不能。研究者通过构建模式来说明和分析政治现象，包含着通过对现象的模式化处理来揭示中国政治主要特征的强烈学术动机。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模式化的研究也是研究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政治状况的分析模式，主要是由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开发和创造出来的，它是从美国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者那里发展起来的。
1970年，奥克森伯格在《亚洲经济》上发表了《当代中国政治英文文献》一文，将当时已形成的研究方法（或模式）概括为七种，具体是：
（1）历史的模式，其出发点是“中国就是中国，不是中国以外的东西”，所以人们又称之为“中国之为中国的”方法，其重点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变迁和持续的问题。代表性著作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2）现代化模式，其出发点是中国是一个力求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由此出发，通过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比较，揭示中国政治中的各种因素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模式又被称为“将中国视为印度或阿尔及利亚”的方法。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卢西恩·派伊的《中国政治的动力学》（1968）。
（3）官僚制度模式，其出发点是把庞大的官僚制度视为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核心，认为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政权所面对的许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与其他国家官僚制度是相似的。这种模式被称为“将中国视为通用汽车公司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方法。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费郎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1966），鲍大可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与政权》（1967）。
（4）极权主义模式，其出发点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体系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社会，主要考察领导者的作用、党的作用、思想控制、警察组织以及高层的权力斗争。这种模式又称为“中国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与纳粹德国”的一种研究方法。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J.弗里德里克的《集权主义独裁与独裁权力》（1961年）。
（5）比较共产主义模式，其出发点是认为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而把中国作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类似的国家来研究。因而，这种模式是一种“将中国视为苏联或南斯拉夫”的方法。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1951，1964）和费郎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1966）。
（6）革命社会模式，其出发点是把中国社会看作是一个正在经历革命过程的社会，在它看来，暴力的泛滥、旧制度的破坏、新阶级夺取与巩固政权是任何经历剧变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这种模式又被称为“将中国视作1789年后的法国或1958年后的古巴”的方法。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为C.约翰逊的《中国农民的民族主义》（1962）。
（7）方法论模式，这种方法的思想前提是：中国是一个不能做实地考察研究的“封闭”社会，且资料缺乏，难懂，研究中国问题如同解释犹太法典一样困难。所以它是一种“将中国视为1940年末期的苏联或研究犹太法典”的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一直研究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者王景伦又重新整理了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种种模式，总结出九大模式：
（1）倾向模式（Tendency models）：这种模式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中国领导人在可选择的不同的思想和政策倾向之间选择所难以摆脱的矛盾来分析。
（2）派别模式（Factional models）：这是将中国的政治描述为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形成的各种庇护网络之间冲突的模式。
（3）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models）：这种模式将中国的政治生活描述为党政军等各种机构为获得资源和权力而展开的竞争。
（4）结构模式（Structural models）：这是对制定政策的机构、组织以及权力与权限在这些机构与组织中的分配进行一般性描述的模式。
（5）规范模式（Normative models）：这是有关政治生活准则与规范的模式。
（6）毛控制模式（Mao—in—command models）：一种将中国政治描述为由不断变化的毛泽东进行决策的模式。
（7）世代模式（Generational models）：这是将中国政治作为不同年龄的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竞争的模式。
（8）利益群体模式（Interest group models）：这是将中国政治描述为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群体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模式。
（9）合理性模式（Rationality models）：这是一种将政治生活视为根据科学方法进行合理决策的过程的模式。
在这些研究模式中，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运用最多的是倾向模式、官僚模式和派别模式。
分析以上所列举的各种研究模式，可以明显地发现模式化研究有三方面的缺点：一是对中国作简单的类比化的考察和研究。这在奥克森伯格所概括的七种研究模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把中国政治简单确定为与某种国家或组织相似，然后依据这些国家或组织的基本结构和逻辑来反观中国政治，虽然能比较形象地说明或揭示一些问题，但不能揭示中国政治的总体特征。因为这种类比研究基本上放弃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考虑，仅作现象性的比附。二是任何模式化的研究都仅从政治生活的某一方面入手，力图以小见大，但由于模式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政治的上层，所以这种以小见大的努力往往是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产生了各种不完整、不科学的看法和见解，误导了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三是模式化是以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简单化为前提的，因此模式化研究容易导致对中国政治认识的简单化和机械化。最后，模式化研究的模式是从对特定现实的分析中抽象出来，然而这种抽象不是对对象作普遍性的概括，而是作具体的抽象，因而其适用性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不顾现实状况和具体条件的变化，简单套用模式，用模式裁剪现实，导致研究的结论与实际状况有较大的偏差。
正因为模式化的研究有这些缺陷，所以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探索后，奥克森伯格和费正清提出了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的本身，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来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正确路径。这个正确的研究路径得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的广泛响应，他们一方面对模式进行简化或省略，或者将不同模式组合成一个分析坐标，即构成一个新的分析体系，从更加全面的角度认识和分析中国政治；另一方面依据对当代中国的全面认识和判断，直接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如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等，来全面、客观地把握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
虽然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料信息和学术交流的开放，使现在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入的把握和研究，但由于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国外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对中国社会本质特征和现实状况的把握还不可能十分准确和全面。尽管如此，他们所代表的这条研究路径是积极的，有利于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更加全面、深刻的分析。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模式化研究虽然有一定的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模式化研究必须全盘否定。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和其他方法一样，也有它的合理性和应用价值。它在现实化的研究中还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因为它有利于对复杂的政治生活的概括，有利于对政治生活、政治活动内在逻辑的把握。从模式化研究向现实化研究转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是在这种相对的转变中，国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比较合理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从而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成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