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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范围讲，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开始的。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它首先出现在国外，以美国为中心。但在我国，这种学术活动出现得较晚，这一方面因为我国学者要将自己所经历的本国政治对象化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必须有一个过程，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1949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其中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主体的政治学，在1952年的学科调整中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被并入法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这两门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开始后，政治学才恢复其应有的独立学科地位。所以，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
至今不到四十年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积极的外交政策推动下，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也日益增强。因此，国际上有不少国家设立了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机构和组织，并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从研究的实力与研究的成果来看，美国是北美的代表，英国是欧洲的代表，日本是亚洲的代表，其中以美国最具影响力。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这些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心，与这些国家和中国有很深的战略利益关系密切相关。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就是从其国家战略利益需要出发的。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认为，美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一系列标志明显的阶段，即传教阶段、外交阶段、新闻阶段和社会科学阶段，其中社会科学阶段是于21世纪初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兴起而出现的，而且社会科学首先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中进行中国问题研究。
不管这种阶段划分是否科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国在对当代中国政治展开研究之前，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已有过长期的研究和跟踪；而社会科学阶段政治学研究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则为美国在1949年后全面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用费正清的话来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共产主义危险的担忧在美国进入最盛时期，中国革命者的马列主义刺激了西方对中国的分析”
。为此，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力量来了解中国这个新的“敌人”，从而加速了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进程。
1949年以后展开的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作为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受到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措施是大量翻译中国大陆的报刊，并分发给对当代中国问题有兴趣的学者；此外，联邦政府还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开始对中国研究予以援助，从而逐渐形成了像哈佛大学和各种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这样能直接为国家决策服务的学术团体和学者队伍。
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出版了许多论著。但是这时期的发展只是量的发展，因为不少中国政治研究的论著往往是主题很好，但内容一般，缺乏充实感。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冷战格局下中国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从而使美国的学者无法获得足够的研究资料。所以，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历史方法为基础，以与历史背景有关的问题为研究中心，诸如中共政权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取胜的原因以及毛泽东思想等。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得在这个时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以历史学者居多，政治学者比较有限。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以当时可得到的大量新资料为基础，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形成了第二个高潮，第二代学者也随之崛起。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的特征就是发展了许多理论、模式和概念框架，以便对中国政治过程作一般化的描述和解释。到了8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不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中国社会与世界的交流也越加开放和广泛。中国社会的变化为研究者提出了许多鲜活的课题，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信息资料的大量发表，则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在这种从未有过的良好研究氛围刺激下，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出现了第三次高潮，第三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也随之出现。与第二代不同，他们不需要像第二代那样依靠理论或模式来弥补材料的不足或不可靠，而是直接研究和考察现实，直接用资料来说话。所以他们在研究中力图将过去发展起来的一些模式加以省略，使它们更为精炼、适用。
进入90年代，美国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并将其置于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方面与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拥有的战略地位日益增强有关；一方面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因成功的改革开放而大大增强，并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有关。与20世纪8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在90年代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中，在美国完成学业并成为美国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专家的中国学者，作为一股新生的力量开始崛起，他们基于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感受而形成的研究成果，将使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
美国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不仅在政策层面上如此，在学术层面上也是如此。英国和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都深受美国研究影响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外国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汉学（Sinology）亦称中国学（China Study），最初在英国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迅速发展，美国取代了英国地位，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中心。但是英国多少还是保留了自己作为世界上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因为它拥有一份最具权威性的中国问题研究刊物，即《中国季刊》。该刊由英国伦敦大学建立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创办，目前已成为世界性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刊物。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将这份刊物视为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刊物。
但是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并没有因这近水楼台的优势而获得特别的发展，它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政治研究学者还只是这个刊物的领头人——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当然，如果就这份刊物对中国问题，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来说，英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说是功德无量的。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有久远的历史，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研究，日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战后的日本，由于国际地位特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直接受制于美国，加上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推行的是“一国繁荣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所以在二战后初期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成为一种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十分重视对中国的研究。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但战后政府在1946年1月就成立了一个隶属文部省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即“中国研究所”。该研究所出版的刊物有《中国经济月报》《亚洲经济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等。但是由于缺乏比较强烈的政策需求，所以战后日本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呈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是重历史研究和理论分析，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实践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二是重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而对资料的分析、判断不够。因此，二战后日本尽管拥有很多、很详细的中国问题资料，但是研究水平不如美国。这其中当然与日本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总体上不如美国也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样的发展状况下，二战后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与战前相比，就像它的外交政策一样，缺乏独创性，在研究的理论、概念、框架上受到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影响比较大。这从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十分关注美国的研究成果的事实中多少能得到说明。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中国政治研究是一个高潮，“文革”是其中的重要刺激因素；70年代，日本的中国政治研究进入一个转换期，即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趋势开始衰退，这与日本国内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革新力量的价值观念从理想走向现实密切相关；80年代，日本的中国政治研究再度兴起，并形成了新一代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政治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取向，具体体现为：一是从历史取向转向现实取向，直接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如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关系；二是从理论取向转向战略和政策取向，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与走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1986年组织日本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就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转型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治发展作了一个长期展望，
这种研究的战略动机和政策动机是十分明显的；三是从日本取向转向国际取向，即通过与其他国家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和联系，使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国际化，并产生国际影响。冷战结束后，日本加速了国际化和大国化的进程，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大国化目标，日本不得不从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上来重视日益强大的中国。因此，在今天的日本，中国政治研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一种有关国家政策的重要活动。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与国际社会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相比，我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要晚许多，正式起步于改革开放后。从近二十年来的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我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由于我们的研究没有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展开保持协调的步调，大大落后于当代中国政治展开的历史进程，所以20世纪80年代全面开始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以一种回溯式的方式展开的，具体来说就是从现实回溯历史，从表象回溯本质。整个研究质量是随着这种回溯的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的加深而提高的。把当代中国政治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来研究的首先是政治学。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场大讨论，并从实现人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首先考察的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及其改革方向。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成为关系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所以到80年代中期，当邓小平决心将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时，当代中国政治就不仅仅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它同时也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急速的改革开放对理论和政策的迫切需求，使得这个时期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主要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的现实，以体制研究和政策研究为主要取向，整个研究带有比较强烈的改革动机。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这一方面与改革深化对理论和政策构想的要求从浅层走向深层，从应对性走向战略性有关；另一方面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思考更加冷静、理智、全面和客观有关。因此，进入90年代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保持原有体制性和政策性研究取向的基础上，增加了理论研究取向和学术研究取向。其中理论研究取向主要关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些核心性的理论问题，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稳定与民主、人权与主权等这些关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大局的理论问题；而学术取向则主要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经验和教训进行学术的分析和总结，以寻求对未来发展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由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普遍强调学术研究规范性，所以在9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即使是体制性和政策性研究，也力求做到学术化。
这种学术化要求大大提高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深度，从而把其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9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目前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的不仅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有历史学。不同学科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相互启发作用，大大推进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深化和提高的进程。就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来说，它从经济学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从社会学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理论和概念，从历史学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资料和历史感。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比较热闹，但是由于历史太短，研究方法和视野的局限，我们的总体研究水平，即从研究的科学性、研究论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究的材料占有来看，与世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兴未艾，尽管要走的路还比较长，但只要努力，是能够达到一流的。在这其中，中国政治学必须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