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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既是历史产物，同时也是在历史现实运动基础上形成的观念的产物，其中统治阶级的思想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因此，任何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与影响将涉及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战略选择、体制模式、价值理念以及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就不能不分析指导这个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价值和理想，即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社会形态需要如此，分析政治形态也必须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这个社会内在的发展动机与发展逻辑。分析意识形态的关键，是考察意识形态中与特定领域发展相关的思想和理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认为在正式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之前，有必要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中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作初步的分析。这些理论将是本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理论基点。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这样写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显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展开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分析和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就必须考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发展内在逻辑和历史过程来看，要科学地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必须首先考察以下五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旧社会制度的死亡和新社会制度的产生，总是要经过真正的革命。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早期就指出了这个历史运动规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说道：“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的。但是和历史上的其它阶级革命相比，无产阶级革命是唯一把消灭任何剥削、消灭私有制作为自己革命目标的阶级革命，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与其它阶级革命建立新社会形态的过程有本质不同。斯大林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归结为五点，其中主要的三点是：①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结构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社会主义结构现成的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②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③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才开始形成。显然，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确立，只是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形态形成的开始；而且，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只有在无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政权有效地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从理论上讲，它是以资本主义成熟发展为历史前提的。但是在实际的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尚未完全成熟或者资本主义尚未有效发展的条件下发生。这样的现实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把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分成两步：第一步先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时肯定了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1848年的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
因为这场革命为资产阶级所赢得的共和制，使无产阶级获得了“为本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无产阶级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上，在适当的时候应坚决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把革命进行到底。”为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和革命发展阶段相统一的思想，不仅成为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制定俄国革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不能不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第一步的时间相当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指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而形成和发展的。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形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未来社会两个阶段理论。这个理论的创造者是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共产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第二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人们“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列宁认为，“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时这个时期相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这里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低级阶段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存在于过渡时期，这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由于“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需要国家，但是由于阶级已经消灭，所以理论上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从理论的逻辑和字面的表述上看，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两个阶段和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理论是十分清楚的，没有什么混乱之处。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逻辑起点的，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超越，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即使是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超越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因而当人们直接用这个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来套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时，不是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乱了应有的步伐，就是马克思的这方面理论被现实割裂得面目全非，从而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这方面就出现过严重的失误，这种失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中国政治形态。
第四，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个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革命后得出的，但由于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几乎都是在落后国家展开，所以长期以来成为落后国家也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化和完善这个理论就去世了，所以对于这个理论的具体含义，后人一直有争论。
这里不探讨这些争论，仅分析理论的本意。
在没有全面触及东方社会，具体来说，主要是俄国社会之前，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相互封闭的格局必然要被打破，从而使任何民族都必将作为世界历史这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被卷入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发展洪流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最新成就，那么主导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只能是资本主义。按照这样的历史发展观，当时还没有完全脱掉前资本主义社会外衣的俄国的发展前景只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确立。
虽然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初就已意识到土地公有制是解开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并于1857年明确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重要概念，但是马克思这时并没有意识到东方社会（包括俄国）的历史发展可以有自己的特殊进程。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马克思对俄国社会阶级状况，尤其是村社的土地制度的了解，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像俄国这样还保留有大量农村公社的东方社会，其历史发展可以有自己的逻辑。1877年10月，马克思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同后一种解决办法。”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四年后，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教马克思如何看待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的理论，在回信中，马克思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之所以认为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业公社”的俄国社会能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有两点：一是俄国的“农业公社”不论是制度基础，还是自然基础，都有利于它直接向高级形态的公共占有制过渡；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存在，使得公社能通过直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而跨越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如果说前一点是从俄国社会发展现实出发的，那么后一点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现实与必然趋势出发的。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就会看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实质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是国内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可以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这种跨越正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存在为前提的，所以这种跨越不能绕过“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的成就”，相反必须利用这些成就。
从这意义上讲，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虽然是由俄国革命问题而提出的，但有关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思想和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直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思想和理论的本质就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有过犹豫，更有过错误，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就包括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扭曲和病变。
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全面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与新民主主义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十分重要。
首先，它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明确了自身的历史方位，犹如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获得了一盏指路灯。
其次，它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造者，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已形成了明确的思想：“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最后，它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历史使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历史使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党的十五大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业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以上五大理论环绕着一个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要遇到挫折，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种摸索的重要成果。
在上述五大理论中，除了第五个理论外，其它四个理论在中国开始真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就已形成，可以说从头就开始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各种理论研究，都证明这四个理论本身在整体上是正确的。这些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依然出现了认识上的严重失误和偏差，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各种困难与挫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理论把握的失误。这种失误一方面表现为没有有效地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理论教条化；一方面表现为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将理论简单化，取理论之表象，弃理论之精神。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共起伏，理论和认识上的严重失误和偏差对其有直接影响。所以，要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就必须研究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理论上的失误和偏差，而要分析这种理论上的失误和偏差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就要把握正确的理论本身。这是本书把上述五大理论作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理论基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