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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我发觉自己经常需要提供简历。它往往以如下文字起首：1906年生于蒙特卡洛的一户英国人家庭，就读于耶稣会圣母往见学校，在拉丁语诗歌和拉丁语散文写作领域荣获多个奖项，早年投身商旅生涯……当然，我会根据不同的简历收件人去对那段商旅生涯的细节做出修订。
甚至就在那几条开场陈述中，也有许多省略留白或者令人疑惑的真相。我母亲肯定不是英国人，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法国人——或许她是一个不寻常的摩纳哥人。她选来做我父亲的男人在我出生前就离开了蒙特卡洛。也许他就是姓布朗。这个名字不像是她杜撰的，带着一点真实感——她的选择通常不会这么谦卑。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在太子港已快离开人世，而她所用的名号是拉斯科-维利耶伯爵夫人。1918年一战停战后不久，她便匆匆离开了蒙特卡洛（顺带也丢下了她的儿子），连我在学校的账单都没结清。但耶稣会对拖欠账单之事已经习以为常。虽然身处贵族阶层的外围，他们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努力解决由破落贵族造成的问题，而破落贵族那些被银行退回的支票几乎同男女奸情一样普遍，所以校方仍继续支持我的学业。我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因此众人多半都觉得，假以时日，我便会蒙受圣召当上神父，甚至连我自己也这么相信。圣召的氛围如流感一样在我四周盘桓不散，就像一股虚幻的瘴气，让我的头脑在冷静理智的早晨低于常温，到了夜里又高烧不已。其他男生在跟自慰的恶魔搏斗，我却在和信仰抗争。如今回想起当年我学过的拉丁语诗歌和散文，我感到奇怪而陌生——所有那些知识就像我父亲一样完全消失不见了。只有一句诗行顽强地留在了我的脑中——它是对昔日梦想与抱负的追忆：“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
近四十年后，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我站在佩蒂翁维尔“特里亚农”酒店的游泳池旁，仰望着棕榈树前那些精美的木制窗饰和从肯斯科夫上空飞卷而过的墨黑乌云，用这行诗句喃喃自语。我已经拥有了这座酒店一半以上的产权，而且我知道很快它就会全部归于我名下。我已经占有它了，我是一个有产业的人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想：“我要把这里打造成加勒比海地区最受欢迎的观光酒店。”要不是因为后来有个疯狂的医生上台执政，将我们夜里播放的爵士乐变成了充斥漫漫长夜的暴力喧嚣，那么我可能早就已经成功了。
酒店老板这个职业，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并不是耶稣会会士们期待我从事的职业。那份前途最终毁于一场在学校举办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表演，剧本用非常刻板的法语翻译而成。我被指定扮演年迈的劳伦斯修士这个角色，当时被迫记诵的一部分台词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几乎毫无诗意可言。“
让我和你谈谈你的处境吧。
”洛朗神父
甚至能把那对苦命鸳鸯的爱情悲剧讲述得枯燥乏味平淡无奇，“
我听说你礼拜四必须嫁给那位伯爵大人，而且这件事没法拖延。
”
那些善良的神父肯定以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角色很适合由我出演，既不过于刺激也不太强人所难，但我觉得自己身上的圣召流感已经近乎痊愈，再加上那些没完没了的戏剧排练、情侣们持续不断的出场亮相和他们激情四射的纵欲表演，所以不管剧中的激情被法语译者削弱了多少，它们仍然引诱着我越轨突围。我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另外，戏剧导演或许没能使我成为演员，但他至少教会了我足够多的化装诀窍。我“借”了一位年轻的非神职英语文学教授的护照，然后在一天下午大摇大摆地混进了赌场。在那儿，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凭着难以置信的运气惊人地押中了好几次19和0，赢了相当于三百镑的筹码，而仅仅一小时后，在巴黎大酒店的一间客房里，我便生疏而又意外地失去了我的童贞。
我的启蒙老师至少大我十五岁，但在我的心里，她永远停留在那个年纪，反倒是我一直在老去。我们是在赌场中认识的，当时她见我颇受财运之神的垂青——我一直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头下注——便开始将她的筹码跟我的放在一起。我那天下午赢了三百多镑，她或许也赢了差不多一百镑，而就在那时，她拦住了我，劝我见好就收。我敢肯定她当时绝没有想要勾引我的意思。没错，是她邀请我同她一起去酒店喝下午茶的，但她此前早已看破我的伪装，比赌场里的那些工作人员厉害多了。走在阶梯上时，她像个共犯似的回头看看我，轻声说：“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在她的眼中，我确信，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胆大包天、让她觉得有趣的毛孩子罢了。
我甚至没有做出任何伪装。我把我的假护照拿给她看，然后，在她套房的浴室里面，她帮我擦去了化装的痕迹，在冬日的午后，在电灯的灯光下，它们曾被人误看成真正的皱纹。她的梳妆台上摆满了各种乳液、眉笔和装润发油的小罐子，还搁着一面化妆镜，我看见随着皱纹一条接一条消失，镜中的洛朗神父也随之不见，里面换了一个人。我们就像是两名共用一个化妆间的演员。
在学校，茶水装在一只大茶壶里，摆放在长桌的尽头。一张桌子上有三根法棍长面包，另外还有一点黄油和果酱。茶杯用粗瓷制作，以免男学生用力过猛打破它们，而茶水的味道也很浓重。在巴黎大酒店，我惊诧于那些茶杯、银茶匙、三角形的咸味小三明治和奶油夹心手指饼干，它们都是那么精细易碎。我的羞怯消失了，我谈起了我的母亲，谈起了我的拉丁语作文，谈起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还引述了卡图鲁斯的爱情诗篇——或许并无任何邪念——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学识。
现在我已不记得事情发展的经过，反正后来我像大人一样和她在沙发上长时间地接吻。她结了婚，我记得她告诉过我，她的丈夫是东方汇理银行
的一位董事，这让我联想起一个用铜铲往抽屉里舀硬币的男人。当时他正在前往西贡的路上，而她怀疑他在那里包养了一个越南情妇。这段对话时间不长，我很快又回到了我刚起步的学业，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里，在一张带有凤梨雕饰床柱的白色大床上，我开始学习爱情的第一堂课。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那几小时里发生的种种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得的可真不少啊。我一直听说，对作家而言，头二十年的生活要包含人生中所有的经历体验——余下的岁月里就只有观察了——但我觉得不只是作家，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
当我们躺在床上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发现我羞涩、害怕，难以行乐。她的柔指无功而返，连她的软唇也未见成效，就在这时，一只海鸥从山下的港口飞来，突然闯进屋里。刹那间，那对长长的白色羽翼仿佛充满了整个室内。她惊叫一声，朝后面退缩：现在轮到她害怕了。我伸出一只手去安抚她。鸟儿停在金框化妆镜下的一口大箱子上，挺着一双高跷似的长腿站在那里，审视着我们。它在房间里似乎无比自在，宛若一只温顺的家猫，而我感觉它随时都会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我的新朋友被吓得浑身轻颤，这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变得像成年男子一样坚挺硬朗，我是那么轻而易举又自信满满地占有了她，仿佛我们是已经交往很久的恋人。在那几分钟里，我们谁也没有看见海鸥离去，尽管当它振翅起飞，向着窗外的港口和海湾翱翔时，我总觉得它带起的那丝小风曾轻轻拂过我的背脊。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赌场中的胜利，白金色相间的酒店套房里那几分钟更进一步的胜利——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结束时既无痛苦又无悔恨的恋情。因为她甚至不是造成我离开学校的原因——那要怪我自己轻率冒失，竟然在做弥撒时将一个没能兑现的价值五法郎的轮盘赌筹码投进了募捐袋里。我自以为是在显示慷慨，因为我平常的捐款是二十个苏
，可是有人发现了这件事，向教务主任举报了我。在随之而来的约谈中，我蒙受圣召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烟消云散了。我和神父们分手告别，彼此保持了适度的礼貌。如果他们对我感到沮丧，我想他们同时也不得不对我另眼相看——我的冒险事迹于学校来说也并非等闲。之前我成功地将自己那一小笔财产藏在了床垫下，现在我让神父们相信，我的一个叔叔已经寄来了供我前往英国的旅费，他还答应照顾我以后的生活，并在他的公司里为我提供了一个职位。听完这话，他们自然毫不遗憾地就放我走了。我还告诉他们，一旦我挣到了足够多的钱，我就会偿还我母亲欠下的债务。（他们略带尴尬地接受了我这份承诺，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是否真会去兑现。）我还向他们保证，我一定会和某位叫托马斯·卡普里奥的耶稣会神父取得联系，他住在农场街上，是校长的老朋友。（这项承诺他们倒是相信我可能会去遵守。）至于我那位虚构的叔叔的来信，要杜撰一封出来可是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能骗过赌场里的工作人员，我就不怕自己会骗不过圣母往见学校里的那些神父，再说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向我索要信封进行核查。我乘坐国际特快列车出发前往英国，中途在赌场下面的小站里停靠了一会儿。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那些巴洛克风格的塔楼，它们曾经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成人生活的向往，充满机遇的殿堂，而在那里，正如我所证实过的那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从蒙特卡洛的赌场到太子港的赌场，这一路上，要是我对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详加叙述，那么我的人生故事就会失去平衡，偏离主题。在太子港，我发现自己再一次腰缠万贯，还同样爱上了一个女人，这种巧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像名叫史密斯、布朗和琼斯的这三个人在大西洋上邂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在中间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除了随着战争降临而到来的一段平和而体面的生活以外，我基本上过的是勉强糊口的日子，而我的工作也并不是每一件都能写进我的简历中。幸亏我的法语学得不错（我的拉丁语则完全没有帮助），这让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索霍区的一家小餐馆里当了六个月的服务员。我在简历中从未提及这份工作，也从未提起自己后来伪造了一封巴黎富凯饭店
的推荐信，借此成功地跳到了特罗卡德罗餐厅
发展。在特罗卡德罗餐厅做了几年以后，我又跳到了一家小型教育出版社当顾问，这家出版社发行了一系列法国经典作品，出于谨慎，这些书中还细心地添加了许多注释，以起到净化原文的作用。这份工作在我的简历中占了一席之地。后来的其他几份工作我就没有写上去了。二战期间，我在外交部的政治情报局为国效力，负责审阅我军对法国维希政权开展攻势的宣传材料，对文风格式进行指导，甚至还有一位女小说家当秘书。的确，这份安逸稳定的战时工作让我有点骄纵忘形了。战争结束后，我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苦日子，但不管怎样，我后来还是回到了那种生活，又熬过了几年艰难的时光，直到最后有一天，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当时我正站在一家画廊外面，像那种画廊，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幅某个默默无闻的17世纪荷兰画家的画作，而且未必是真品；或者，当时我也许正身处某家在行业内更低一等的画廊外，里面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口味，挂着描绘一群快乐的红衣主教在礼拜五享用鲑鱼的画作，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有一个穿着双排扣马甲、衣服上挂着表链的中年男子，我敢说他不可能对艺术抱有兴趣，却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画，这时，我突然明白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了。“上个月在苏富比拍卖行，有幅画卖到了十万镑。一幅画能代表一大笔钱——只要你懂得够多，或者愿意去赌一把。”他紧盯着一幅有几头站在草地中央的母牛的画，那样子就如同盯着一颗象牙小球在轮盘赌的凹槽周围滚动。他端详的肯定是那些草地上的母牛，而不是那群红衣主教——谁也不可能想象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会有红衣主教的画。
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找到灵感的一个星期后，我孤注一掷地取出了自己三十多年来攒下的大部分积蓄，投在一辆拖挂车和大约二十幅廉价复制画上——这些画里既有亨利·卢梭
，又有风格与之大相径庭的杰克逊·波洛克
。我把它们挂在拖车一侧，附上每幅画在拍卖行拍出的价格和出售日期。然后我设法物色到了一个年轻的艺术系学生，让他为我快速仿制了一批粗糙的画作，每次画完一幅就署上一个不同的名字——他工作时我经常就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在一张纸上尝试写出各种各样的签名。尽管有波洛克和穆尔
做榜样，足以证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姓氏也能卖出好价钱，但我们用的签名大多数还是外国人的。现在我只记得“斯洛兹”这个名字，因为他的画硬是怎么都卖不出去，最后我们只好涂掉他的名字，换成了“魏尔”这个德国姓氏。后来我才意识到，买主们至少都希望自己能够念出画家的名字，比如——“我前几天新搞到了一幅魏尔的画。”而“斯洛兹”（Msloz）这个名字让我自己念起来，最接近的时候听着也像是“斯拉基
”（Sludge），不知不觉中就可能会让买主们心生抵触，削弱他们的购买热情。
我开着拖挂车在一个又一个外省小城之间辗转奔波，然后在一座工业城市的富人区近郊落脚休息。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科学家和女人对我几乎毫无用处：科学家知道得太多，而家庭主妇很少有人喜欢赌博，如果不能像宾果博彩游戏那样能当场兑现，她们就不会下注。我需要的是赌徒，因为我做流动画展的目的其实在于推销：“看这儿，在画展这边，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年里售价最高的名画。你能猜到像莱热
的这几幅《骑自行车的人》和卢梭的《站长》这样的画竟然会值一大笔钱吗？再看这儿，在另一边，你有机会发现他们的接班人，也赚上一大笔钱。就算你没赚成，至少在你家墙上也有一幅画能让你和邻居大侃一通，收获高等艺术赞助人的美誉，而这只不过就花你……”我开出的价码从二十镑到五十镑不等，要根据社区环境和买主的情况而定。有一次，我甚至将一幅远远逊色于毕加索的双头妇女画像卖出了一百镑。
随着我雇用的年轻人对工作越来越上手，他一上午可以为我赶出六幅各种各样的画作，每张画我都付他两镑十先令的报酬。我没有剥削任何人——一个上午就能挣到十五镑，他对此已经很满足了；我这样做甚至是在帮助提携有潜力的年轻人呢，而且我也可以肯定，很多在乡下举办的宴会也变得更有生气了，因为总有人会对挂在墙上的高品位画作提出蛮横无理的挑战质疑。有一次，我曾将一副波洛克的仿画卖给了某个男子，这人在自家的花园里安放了沃尔特·迪士尼的七个小矮人
，就在日昝周围和碎石路面的两边。我伤害到他了吗？反正他出得起钱。他摆出一股浑身无懈可击的架势，但只有上帝知道，“糊涂蛋”和其他几个小矮人究竟弥补了他在床笫生活中或在生意场上的哪些失意之处。
在我把仿画以高价成功卖给“糊涂蛋”的主人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请求——如果你能管它叫请求的话。寄来的是一张向写实，内容多描绘工人和普通劳动者。代表作有《玩牌者》《三个女人》《建筑工人》《大行列》等。风景明信片，上面是克里斯多夫国王
建在海地角的城堡的废墟。她在明信片反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地址和两句话：“自觉身似废墟。如能过来探望，不胜欣喜。”在法语“妈妈”（Maman）后面的括号里——由于认不清她的字迹，我一开始把它看成了“玛侬”（Manon），这倒也不算不合适——她还加上了“拉斯科-维利耶伯爵夫人”这个落款。这张明信片过了好几个月才寄到我的手中。
自从1934年在巴黎见过一面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战争期间我也没有她的任何音讯。我敢说，如果不是因为两件事情，我是不会去理睬她的邀请的——一是她难得地流露出了作为母亲的情感，向我发出了请求；另外，我现在确实必须结束我那流动画廊的生意了，有一家周日小报正在设法找出我那些画的来源。我已经在银行里存了一千多镑。我以五百镑的价格把拖挂车、存画和复制画卖给了一个从来不读《时人》
的男子，然后我便出发飞往金斯敦，在那里寻找商机，却徒劳无获，最后我只好搭乘另一架航班来到了太子港。
几年前的太子港是一个和当下有天壤之别的地方。当时的这里，我猜，或许和现在一样充满腐败，或许还更加肮脏，或许乞丐也不少，但至少以前的乞丐还有点希望，因为有游客在这里。今天如果有人对你说“我快饿死了”，你要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我很好奇我的母亲在“特里亚农”酒店做些什么，她是不是靠着那位伯爵给她的养老金在那里生活（如果真有那么一位伯爵的话），或者她可能是在酒店里做管家。我在1934年最后一次和她见面时，她正在一家小型女士时装店里当店员。在战争爆发前的那段日子里，人们认为雇用英国女子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所以她便自称玛姬·布朗（也许她的夫姓真的就是布朗）。
出于谨慎起见，我把行李送进了“埃尔兰乔”，一家豪华的美国式酒店。只要我身上的钱还够用，我就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儿，再说机场里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关于“特里亚农”的任何情况。当我开车上山行驶在两排棕榈树之间时，眼前的景象看上去够杂乱的：三角梅需要修剪打理，车道上长满了杂草，比砂砾还要多。阳台上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其中就有小皮埃尔，尽管我不久后便知道，他只用笔墨文章支付自己的酒钱。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黑人在台阶处迎接我，问我是不是需要订房间。我说我是来看望“伯爵夫人”的——我可记不住那个法语复姓，而明信片又被我落在酒店房间里了。
“我恐怕她现在身体不适。是她等着见您吗？”
一对年轻的美国男女披着浴袍从游泳池那边走来。男人用胳膊环抱着女孩的肩膀。“嗨，马塞尔，”他说，“来两杯你们的特调。”
“约瑟夫，”黑人喊道，“为纳尔逊先生调两杯朗姆潘趣酒。”他回过头继续问我。
“请告诉她，”我说，“布朗先生已经到了。”
“布朗先生？”
“是的。”
“我去看看她醒了没有。”他犹豫了一下，又问：“您是从英国来的？”
“没错。”
约瑟夫端着朗姆潘趣酒从酒吧里走了出来。那时候他的腿还没有瘸。
“从英国来的布朗先生？”马塞尔又问了一遍。
“对，从英国来的布朗先生。”他很不情愿地上楼去了。阳台上的那些陌生人都好奇地看着我，只有那对美国男女除外——他们用嘴唇叼着樱桃，正在热情地互相喂食。夕阳即将落下，隐没在肯斯科夫巨大高耸的山峦背后。
小皮埃尔问我：“您是从英国来的？”
“没错。”
“是从伦敦来的吗？”
“没错。”
“伦敦的天气很冷吧？”
他这样问就像是秘密警察在审讯犯人，只是那时候海地还没有秘密警察。
“我走的时候正在下雨。”
“您觉得这里怎么样，布朗先生？”
“我刚到这里不过两个小时。”第二天，我才明白他对我感兴趣的原因：在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版面上，有一段关于我的文字。
“你的仰泳已经游得很不错了。”年轻男子对那个女孩说。
“哦，奇克，你是说真的吗？”
“是真的啊，宝贝儿。”
有个黑人爬到台阶中途，伸手拿出两个丑陋的木头雕像。谁都没有理他，他就站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把木雕举在手上。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走掉的。
“约瑟夫，晚饭吃什么呀？”那个女孩喊道。
有个背着吉他的男人绕过阳台走来。他在那对情侣身旁的餐桌前坐下，开始弹奏。一样没有人理会他。我开始感到有点尴尬。我本来希望能在母亲家里受到更热烈的欢迎。
马塞尔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黑人，此人长着一张罗马人的脸，仿佛被城里的煤烟熏黑了似的，头发上还蒙着一层从石阶上扬起的尘土。他说：“是布朗先生吗？”
“是的。”
“我是马吉欧医生。请您来酒吧里一下好吗？”
我们走进酒吧。约瑟夫正忙着为小皮埃尔和他的同伴调制更多的朗姆潘趣酒。一个头戴白色高帽的厨子推门探头进来，看到马吉欧医生后，又把头缩了回去。一个非常漂亮的混血女佣打住了跟约瑟夫的话头，捧着一叠亚麻桌布走出酒吧，来到阳台上开始铺餐桌。
马吉欧医生说：“您是伯爵夫人的儿子？”
“是的。”自从来到这里，我觉得自己除了回答问题好像就没做别的事情。
“您的母亲当然很着急想见您，但我首先要告诉您一些事实。兴奋对她有危险。您见她的时候请务必保持轻柔。要含蓄克制。”
我微微一笑：“我们从来没有情绪激动过。她出了什么事，医生？”
“她已经犯过两次心脏病了。我很惊讶她还活着。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我们难道不应该请一位……也许？”
“您不必担心，布朗先生。心脏病是我的专长。从这里到纽约，您一路上都不会找到比我更称职能干的医生了。我怀疑您就算去纽约也未必能找得到。”他不是在说大话，他只是在解释情况罢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被白人怀疑。“我接受过专业训练，”他说，“在巴黎夏尔丹医生的门下。”
“没有希望了吗？”
“再犯一次她就很难挺过去了。晚安，布朗先生。不要在她身边待太久。我很高兴您能赶到这里。我曾担心她也许没有亲人可以请过来看她。”
“确切的说，她并不是请我来看她的。”
“也许哪天夜里您和我可以一起吃顿晚饭。我认识您母亲很多年了。我对她怀着极大的敬意……”他向我鞠了一躬，就像一位罗马皇帝召见朝臣完毕时那样。他完全没有纡尊降贵的意思。他对自己的确切身价十分了解。“晚安，马塞尔。”对马塞尔，他却根本没有欠身。我注意到，就连小皮埃尔也任由他从身边走过，没有打声招呼或是提出问题。想想刚才我竟对他这么一位专业行家提出另请高明的建议，我不由心生惭愧。
马塞尔说：“请您上楼吧，布朗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上楼。墙壁上挂着许多海地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各种造型呆板笨拙、色彩鲜艳厚重的形象——斗鸡比赛，伏都教仪式，肯斯科夫上空的乌云，灰绿色的香蕉树，蓝色的甘蔗苗，还有金黄色的玉米。马塞尔打开房门，一进屋我便吃惊地看到，母亲的头发披散开来覆盖在枕头上，透出一种海地人似的红色，以前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过她这样。这头浓密厚实的秀发从她的脑袋两侧倾泻而下，流淌在巨大的双人床上。
“亲爱的，”她说，仿佛我不过是从城市另一头赶来看她，“你能来看我真是太好了。”她宽阔的额头像一堵用石灰水刷白的墙壁，我亲了一下，有些白粉剥落在嘴唇上。我察觉到马塞尔正在盯着我们。“英国现在怎么样？”她说话的口气就像在询问一个关系疏远的儿媳妇的情况，而实际上她并不怎么在乎。
“我走的时候正在下雨。”
“你父亲怎么都受不了他自己国家里的天气。”她评价道。
她看起来跟任何一个年近五旬的妇人别无二致，我也瞧不出她有任何生病的样子，除了嘴角四周的皮肤有些紧绷以外，这一点我多年后在那名药剂师乘客身上才重新注意到。
“马塞尔，给我儿子搬把椅子过来。”他不情不愿地从墙边拖来一把椅子，但等我坐下，由于那张床十分宽大，我和她之间似乎隔得更远了。这是一张伤风败俗令人羞耻的大床，只为了一个目的而制造，带有镀金花饰的床踏板更适合历史爱情小说里的风流名妓，却不适合一个即将离世的老妇人。
我问她：“真有一位伯爵吗，母亲？”
她投给我一个会意的微笑。“他属于遥远的往昔。”她说，而我没法确定她是不是想用这句话作为他的墓志铭。“马塞尔，”她补了一句，“你这傻孩子，快走吧，我们俩单独待在这里没事的。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儿子。”房门关上后，她得意地说：“他吃你的醋了，真好笑。”
“他是什么人？”
“他帮我经营这座酒店。”
“他该不会就是伯爵本人吧？”
“小坏蛋
。”她呆板地回答。从这张古董床上——还是从那位伯爵身上？——她真真切切地染上了18世纪那股子轻佻开明的风味。
“那他干吗要吃醋呢？”
“也许他以为你其实不是我儿子。”
“你的意思是，他是你的情人？”我暗中好奇，我那未曾谋面的父亲——他名叫布朗，或者我自以为是这样——对于他后任的这个黑人不知会有何感想。
“你笑什么啊，亲爱的？”
“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母亲。”
“到最后总算有点小运气落到我头上了。”
“你是说马塞尔？”
“哦，不是的。他是个好孩子——仅此而已。我说的是这家酒店。这是我真正拥有的第一笔不动产。我拥有它的全部产权。没有任何抵押贷款。就连家具也已经付清了。”
“那些画呢？”
“它们当然是寄存在这里拿来出售的。我会收取佣金。”
“是不是伯爵给你的赡养费让你能……”
“哦，不是的，根本没那么回事。除了头衔以外，我从伯爵身上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查过《哥达年鉴》
，看这个头衔是不是真的存在。不是的，这纯粹是撞好运发了一小笔财。有一位住在太子港的德绍先生，他被税务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当时我正好在给他干活，做一些秘书性质的工作，于是我就答应他把酒店放在我的名下。当然，我在遗嘱里给他留了位置，等我死后酒店就会归他所有。我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才三十五，所以在他看来，这份安排是相当安全可靠的。”
“他很信任你？”
“他信任我倒是完全没错，亲爱的。但他错就错在想在我们这儿的公路上开奔驰跑车。幸运的是他只害死了自己。”
“所以你就接管咯？”
“他知道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亲爱的，你没法想象他有多恨他太太。一个既肥硕又没教养的黑女人。她绝对不可能把这地方经营好。当然，在他死后，我不得不修改了遗嘱——你的父亲，要是他还活着的话，可能就会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顺便说一句，我把我的念珠和弥撒书留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了。我一直对自己当年那样对待他们感到过意不去，但当时我实在是太缺钱用了。你父亲简直就是头猪，愿天主保佑他的灵魂安息。”
“这么说他已经去世了？”
“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相信，但我没有任何证据。现在的人多长寿啊。可怜的家伙。”
“刚才我和你的医生谈过了。”
“马吉欧医生？我真希望自己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碰到他。他是个相当不错的男人，对吧？”
“他说如果你能保持安静……”
“我现在不就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嘛，”她大呼小叫，脸上露出一丝心领神会而又百般辩解的微笑，“能让他开心的事儿我都做遍了，不是吗，他还想怎样？你可知道那个可爱的家伙曾经问我要不要请个神父过来做告解这件事？我就跟他说：‘不过啊，医生，现在要我做一次漫长的告解，对我来说难道不会有点太刺激了吗——有那么多的回忆哪？’亲爱的，你介不介意到门口去，把门打开一点点？”
我按着她的话照办了。走廊里空荡荡的。从楼下传来刀叉碰撞的叮当声，还有一个人声说道：“哦，奇克，你当真觉得我能行吗？”
“谢谢你啊，亲爱的。我只是想完全确定……你过来的时候，能把梳子带给我吗？再次感谢你。真是太谢谢了。女人老了以后有个儿子在身边可真好……”她顿住了。我想她肯定是在期待我会像个吃软饭的小白脸那样奉承她，说以她这个年纪并不算老。“我想和你谈谈我的遗嘱。”她继续说，口气中略微带着一点失望，一边梳理着自己那一头令人难以置信的厚密长发。
“你现在不是应该休息了吗？医生叫我不要待太久。”
“他们给你准备了一个舒服的房间吧，我希望？有些房间还是比较简陋的。现金不够嘛。”
“我把行李留在‘埃尔兰乔’了。”
“哦，你可一定要住到这儿来，亲爱的。‘埃尔兰乔’——那怎么行——给那个‘毒窝’打什么广告啊。”她居然用了“毒窝”这个美国俚语，“无论如何，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这家酒店总有一天会是你的。只不过我得说明——法律很复杂，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酒店是采取股份制的，我已经给马塞尔留了三分之一的股份。如果你好好待他，他对你会很有用，而我也必须为那孩子做点什么，不是吗？他在这儿不仅仅是一个经理。你明白吧？你是我儿子，所以你心里当然很明白。”
“我明白。”
“你在这里让我太高兴了。我不想出任何一点小差错……涉及遗嘱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低估海地的律师……我会告诉马塞尔，你将会立即接管这里的实际经营。只是你得圆滑一点，这样你才是我的好儿子。马塞尔是很敏感的。”
“好了，母亲，你安静休息吧。可以的话，别再去想生意上的事了。先睡一会儿。”
“他们说死亡才是最安静的。我看不出自己期待死亡会有什么意义。死了以后可以安静好久呢。”
我把双唇再次贴到那堵白墙上。她闭起眼睛，摆出一副矫揉做作的母爱姿态，我便踮起脚尖从她面前走开，向门口走去。当我轻轻地打开房门，生怕惊扰到她时，从床上却传来了一阵咯咯的窃笑声。“你真不愧是我儿子，”她说，“现在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直到今天我都吃不准她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乘坐出租车回到“埃尔兰乔”酒店，留在那里用了午饭。这里挤满了游客，游泳池旁摆放着为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而精心改良过的海地美食自助餐，有个皮包骨头的男子戴着一顶锥形尖帽，正和着海地鼓乐表演闪电踢踏舞。我想，就是在那时候，在我抵达海地的第一个夜晚，我心里萌生了要将“特里亚农”经营成功的雄心壮志。很明显，当时它只是一家二流酒店。我可以想象得到，跟我们合作的肯定是一些小旅行社，只有他们才肯把我们酒店纳入其往返旅行团的行程安排之中。我怀疑挣来的利润恐怕没法满足我和马塞尔两人的胃口。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赢得成功；我会很高兴看到自己有朝一日能把安排不下的剩余旅客推荐去山上的“埃尔兰乔”酒店投宿。奇怪的是，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的美梦竟然成真了。不到三个季度，我就把这家寒碜破败的酒店变成了太子港一处异乎寻常的热门景点，而又过了三个季度，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重新没落下来，现如今，这里只有史密斯两口子住在楼上的约翰·巴里摩尔套房里，而社会福利部长则倒毙在游泳池中。
我结完账后便乘坐出租车返回山下，住进了已经被我视为独有的唯一产业。明天我就要和马塞尔清理所有的账簿，我要约谈所有的员工，我要接管控制权。我已经开始盘算怎样用最好的方法买下马塞尔手中的股份，不过这当然要等到母亲仙逝后才好办。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大房间，和她的房间在同一楼层。她说过，这里家具的钱都已经付清了，但地板还需要更换翻新，它们在我脚下弯曲变形，吱嘎作响，而房间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张床，一张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精美大床——我母亲对床倒是挺有眼光——床柱顶上还带着巨大的黄铜球饰。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头一回躺在床上睡觉不用花钱，连早餐也免费——或者说是头一回睡在没有拖欠房钱的床上（当年在圣母往见学校时那可是家常便饭）。这种感觉奇特而又奢侈，我睡得很香——直到一阵歇斯底里的刺耳噪音将我从梦中惊醒，是老式摇铃的声响——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竟然梦见了义和团运动。
摇铃声响个不停，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火灾警报。我披上睡衣，打开了房门。就在这时，同一层楼里的另一扇房门也打开了，我看到马塞尔冒了出来，他那张宽大扁平的黑人面孔上挂着一副半睡半醒的表情。他穿着一套鲜红艳丽的丝绸睡衣，站在门外犹豫了一小会儿，我趁机瞅见了他睡衣口袋上的两个字母：一个M和一个Y，相互缠绕在一起。我寻思着：M当然是马塞尔（Marcel），但Y又是谁呢？直到后来我才想起，我母亲的教名是伊薇特（Yvette）。那套睡衣莫非是一件定情礼物？对此我颇感怀疑。这对字母组合更有可能是我母亲对传统观念做出的挑战。她品味一流，马塞尔则体态健美，穿着一身鲜红色的丝绸睡衣也不乏魅力，再说她也没那么心胸狭窄，不会在乎住在这里的二等旅客会有什么看法。
马塞尔见我正盯着他，便用道歉的口气对我说：“她要我。”然后他就慢吞吞地，看来好像不太情愿地走向她的房门。我注意到他没有敲门就直接进去了。
我回房继续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比刚才的义和团还要奇怪。我在月光下的湖水边漫步，打扮得像一名辅祭的童子——我感到静止不动悄无声息的湖水吸引着我，让我一步一步地向湖中走去，直到脚上的黑色长靴没入水中。这时，起风了，湖面上泛起水波，好似一道潮汐引起的轻浪，却并未向我涌来，反而朝后升起，慢慢退去。我这才发现自己正走在干燥的卵石上，身边是一片碎石沙漠，而湖泊只剩下在遥远地平线上的一线闪光，我的靴底还破了个洞，钻进来的碎石硌得我脚板生疼。我醒了过来，这才发现酒店上下已经乱作一团，楼梯和地板被人踩踏得震动不已。伯爵夫人，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这趟旅程是轻装出行，海地天气太热，我随身携带的欧式西服没法穿，只有几件俗艳的运动衫可以穿去母亲离世的房间。我挑的那件是以前在牙买加入手的，鲜红的衣料上覆满花纹图案，选自18世纪一本论述海岛经济的书籍。此时他们已经替母亲收拾过了，她仰卧在床上，身穿一件精致透明的粉色睡衣，脸上浮现出一缕充满暧昧的神秘微笑，甚至流露着肉欲得到满足般的快感。不过，她脸上的脂粉在炎热的天气中有点结块了，我无法强迫自己去亲吻那些坚硬的粉块。马塞尔站在床边，很应景地穿着一套黑色西服，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仿佛他的面庞是暴风雨中的黑色屋顶。我原本只把他当作是母亲生前最后的奢侈品，但听他极度痛苦地向我诉说，我却没法只当他是个吃软饭的混蛋。“这不是我的错，先生。我跟她说了一遍又一遍：‘不行啊，你的身子还不够结实。再等一阵儿吧。如果你再等等，事情就会好很多的。’”
“她是怎么说的？”
“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把被单掀掉了。每当我看到她那样，我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他动身准备离开房间，一边摇晃着脑袋，仿佛要甩掉眼中如雨点般的涟涟泪水，随后他突然又飞奔回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床前，猛地将嘴唇贴在隆起的被单上，下面就是母亲的肚皮。他穿着黑色西服跪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是某个黑人神父在举行一场淫秽下流的仪式。是我，不是他，离开了房间；是我去了厨房里张罗，让用人们重新开始干活，准备客人们的早餐（连厨子都被眼泪弄得有点没法工作）；是我给马吉欧医生打了电话（那些日子里电话还是常常可以打通的）。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马吉欧医生后来对我说，而“我对她所知甚少”是我在茫然惊讶之余所能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第二天，我仔细查阅了她的文件，想找出那份遗嘱。她不太会收拾东西：书桌的抽屉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账单收据，顺序杂乱无章，让我没法分辨，甚至不同年份的单据都混在了一起。有时候，在一堆洗衣房的收据里，我还翻到了以前被称作“情书”的字条。有一张是英文的，用铅笔写在一张酒店的菜单上：“伊薇特，今晚来找我吧。我正在慢慢死去。我渴望得到慈悲。”这是酒店里的房客写给她的吗？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这份菜单还是为了上面的情话才保留了它，因为这份菜单非常特别，是为庆祝某年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而准备的。
与众不同的是，在另一只抽屉里，主要盛放着许多的管装胶水、图钉、发夹、钢笔墨囊和回形针，其中有一个陶瓷小猪存钱罐。小猪虽然很轻，晃一晃却也照样哗啦作响。我本不想打破它，可是如果不检查一下里面有什么，就这么把它扔到越堆越高的垃圾堆里去，好像也挺傻的。我砸破小猪，发现了一枚蒙特卡洛的价值五法郎的轮盘赌筹码，和我几十年前在做弥撒时放进募捐袋里的那个筹码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一枚失去光泽的旧奖章，系在一条缎带上面。我看不出这是什么奖章，但后来当我把它拿给马吉欧医生看时，他认了出来。“法国抵抗奖章。”他说，也就是在那时，他补了一句，“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抵抗奖章……法国沦陷的那几年里，我和母亲之间没有半点联系。这是她自己争取来的，还是偷来的，或者是某人作为爱情信物送给她的？马吉欧医生对奖章的来历毫不怀疑，我却很难相信母亲会是一个英雄人物，尽管我也毫不怀疑她可以演好这个角色，就像她扮演多情女子和英国游客逢场作戏一样成功。甚至在蒙特卡洛那种可疑的背景环境下，她都成功地让往见学校的神父们相信了她是一个诚实正派的人。我虽然对她所知甚少，却也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喜剧演员。
然而，尽管她的账单凌乱不堪，她的遗嘱却丝毫不乱。条款清晰，文字精准，落款写有“拉斯科-维利耶伯爵夫人”的签名，还有马吉欧医生作见证人。她把酒店变成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分为一百只名义股份，一股分给马塞尔，一股分给马吉欧医生，还有一股分给她那位名叫亚历山大·迪布瓦的律师。她自己掌握了剩余的九十七股，加上三份股权过户转让书，整齐地夹在遗嘱文件上面。公司拥有全部资产，连最后一只汤勺和餐叉都要算上，我分到了六十五股，马塞尔有三十三股。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特里亚农”酒店的所有者。我可以立即开始实现前天晚上的梦想——中间只须耽搁一点时间去尽快办理我母亲的葬礼，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必须得快。
事实证明，马吉欧医生在丧事安排方面提供了无比宝贵的帮助。当天下午，我们便把她移到了肯斯科夫山村中的小型墓地，在许多个小坟包中间择地挖穴，为她举办了适宜得体的天主教葬礼仪式，然后将她安葬了进去。马塞尔在她的墓穴前厚颜无耻地痛哭流涕，她的墓穴看起来就像挖在小城街道上用来排水的深坑，因为四周到处都是海地居民为他们的亡者搭建的小屋，在万灵节
那天，他们会在里面摆上面包和葡萄酒祭奠亡者。当人们用小铲刀将泥土铲到棺木上的时候，我心里盘算着，该怎样除掉马塞尔才算是最好的办法。每到这个时段，山上总是笼罩着浓墨般的乌云，而我们在乌云的阴影下已经站立良久，现在云层破碎，暴雨骤然倾泻，逼得我们赶紧奔回出租车上，神父带头跑在前面，掘墓工人们在队尾殿后。当时我还不了解情况，后来我才晓得，不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些掘墓工人是不会返回墓地给我母亲的墓穴盖好泥土的，因为没有人会在夜晚的坟地里干活，除非他是受伏都教巫师之命爬出坟墓在黑夜里做苦工的还魂尸。
马吉欧医生那天晚上请我在他家吃饭，另外他还给我提供了许多不错的建议，只可惜我当时不够明智，没有理会它们，因为我怀疑他可能想帮另外一个委托人夺取酒店的控制权。正是他在我母亲公司里持有的那一只股份让我对他心生猜忌，尽管他签字的股权过户转让书已经在我手中。
他住在一幢三层楼房里，位于佩蒂翁维尔的山坡低处，带有塔楼和镂空花纹饰边的阳台，颇有点儿像缩小版的“特里亚农”。花园里生长着一棵干枯的南美杉，满树松针张牙舞爪，活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一幅插图，而当我们吃完饭坐下闲谈时，房间里唯一一样现代的东西，便是电话。它就像因为疏忽大意而陈列在古董博物馆里的一件现代展品，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鲜红的窗帘上那些厚重的褶边，四角带有圆球装饰的临时茶几上摆放的羊毛桌布，壁炉台上的瓷器物件（其中有两条小狗，眼神和马吉欧医生一样温和），医生父母亲的肖像（嵌在椭圆形镜框里用淡紫色丝绸衬垫的彩色照片），以及多余的壁炉中那道起皱的屏风，都代表了另外一个时代。文艺作品放在装有玻璃柜门的书橱里（马吉欧医生把医学专业书籍搁在自己的诊疗室中），都用老式的小牛皮装订了起来。趁医生出去“洗手”（他用文雅英语如是说）的工夫，我查看了这些书。里面有三卷本的《悲惨世界》，少了最后一卷的《巴黎的秘密》
，加博里欧
的几本侦探小说，勒南
的《耶稣传》，此外，让我深感惊讶的是，在这些书中居然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用小牛皮装订，远远看去和《悲惨世界》没有任何区别。马吉欧医生手肘边的台灯上有一只粉红色的玻璃灯罩，相当高明的是，里面点的是灯油，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供电情况也是很不稳定的。
“你真的打算，”马吉欧医生问我，“接管这家酒店吗？”
“为什么不呢？我有一些在饭店里工作的经验。我能看得出来，要改善这里的经营状况是很有可能的。我母亲走的不是豪华酒店的路线。”
“豪华酒店？”马吉欧医生重复道，“我想你在这里很难指望走这条路线。”
“有些酒店就在这么做。”
“好年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现在不会太久了，而且马上就要开始竞选……”
“不会有多少差别，对吧？谁赢了还不都是一样？”
“对穷人无所谓。对观光客也许就不一样了。”他在我身旁的桌子上放了一只饰有花纹的碟子——以前这里没有人抽烟，如果他摆上的是烟灰缸，那就和这个房间格格不入了。他小心地放好碟子，仿佛那是一件珍贵的瓷器。他块头很大，皮肤黝黑，却又无比的温柔——我深切地感到，他待人接物永远不会粗暴无理，甚至对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不会，比如，一张难对付的椅子。对马吉欧医生那种职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电话更烦人。然而，在我们谈话中途，它曾经响过一次，马吉欧医生轻轻地拾起话筒，就像抬起一个病人的手臂那样温柔。
“你以前，”马吉欧医生问，“听说过克里斯多夫国王吧？”
“当然。”
“那个时代很容易就能回来。也许会更残暴，而且肯定会更卑鄙。愿天主保佑我们，可别再出个小克里斯多夫了。”
“要是把美国游客吓跑了，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吧。你们需要美元。”
“等你更加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你就会明白我们这儿的人不是靠钱过日子，我们靠举债。你随时可以杀死借债的，却从来没有人会去干掉欠债的。”
“你在害怕谁呢？”
“我在怕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个子乡下医生。他的名字现在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只希望有一天你不会看到这个名字在城市上空高高挂起，被电灯照得格外醒目。如果那一天到来，我向你保证，我会逃离这里躲起来。”这是马吉欧医生做出的第一个错误预言。他低估了自己的固执或是勇气，否则我后来也不会待在那座干涸的游泳池边等他，而前部长静静地躺在游泳池底，活像肉店里的一大块牛肉。
“那马塞尔呢？”他问我，“你打算对马塞尔做什么？”
“我还没定呢。明天我必须找他谈一谈。你知道他拥有酒店三分之一的股份吧？”
“你忘了——我是遗嘱的见证人。”
“我曾经想过，他也许准备卖掉他的股份。目前我手头上没有现金，但我会找银行借款，很有可能借得到。”
穿着黑色正装的马吉欧医生将自己那对宽大的粉红色手掌放在膝盖上，倾身向我靠近，仿佛有个秘密想要透露给我。他说：“我倒想建议你反过来做。让他买下你手中的股份。对他客气一点，便宜卖给他就好了。他是海地人，只要很少一点东西就能过活。他能撑得下去。”可事实证明，马吉欧医生又一次做了伪先知。他预见自己国家的未来比预言组成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命运要灵验得多。
我微微一笑，说：“哦不，我已经喜欢上‘特里亚农’了。你看着吧——我会留在这里，我也会把酒店撑起来。”
我又等了两天才去找马塞尔说话，但中间我也和银行经理谈过一次。太子港前两个旅游季的光景都很不错。我把酒店发展计划简要地讲了讲，那个经理（他也是欧洲人）便爽快地给了我需要的贷款。唯一让我感到为难的是还款率。“你这不是等于要我三年内还清吗？”
“正是。”
“为什么？”
“这个嘛，你也知道，不出三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
葬礼过后，我几乎没怎么见到马塞尔。酒保约瑟夫找我来吩咐工作，厨子和园丁也都来找我，马塞尔却不战而退，不过当我在楼梯上和他擦身而过时，我留意到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朗姆酒味，所以在我们最终见面商谈之前，我先为他倒好了一杯朗姆酒。他沉默地听我说完，便接受了我的条件，没有提出一点抗议。我给他开出的价码按当地标准来看是一大笔钱，而且我付的是美元，不是海地古德，尽管这笔钱只有他股份面值的一半。为了在心理上打动他，我还把这笔钱换成了百元大钞带在身边。“你最好数一下。”我告诉他，但他数也没数就把现金塞进了口袋。“现在，”我说，“请你在这里签字。”他直接签了字，一点儿也没看自己签署的文件。事情就这么简单。什么争执也没有发生。
“我需要你的房间，”我说，“从明天开始就要。”我对他很苛刻吗？和我母亲的情人打交道让我感到难堪，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而对他来说，和他情妇的儿子，一个比他自己年长许多的男人见面，也肯定让他觉得尴尬别扭。就在离开房间之前，他提起了她。“当时我假装没听见铃声，”他说，“但她一直摇个不停。我以为她可能需要什么东西。”
“可是她需要的只有你？”
他说：“我很羞愧。”
我没法和他讨论我母亲强烈的性欲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我说：“你的朗姆酒还没喝完。”他抓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说：“她在生我气或者很爱我的时候，会叫我‘你这头又黑又大的畜生’。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这样子，一头又黑又大的畜生。”他走出房间，屁股后面有一边鼓得老高，里面沉甸甸地塞满了百元美钞。一小时后，我望见他拎着一只用厚纸板做的破旧手提箱走下车道。他把那件带有Y和M字母的鲜红色丝绸睡衣扔在了房间里。
之后一个星期，我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酒店的事务让我异常忙碌。只有约瑟夫一人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后来我让他因为调制朗姆鸡尾酒而出了名），而我也只能猜测那些客人想必已经习惯了在自己家里吃得很糟，所以到这里品尝了厨子做的菜肴，他们也没多少怨言，只好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去接受。厨子做的牛排和冰激凌都过了火候。我差不多全靠吃葡萄柚勉强度日，这个东西他可很难做砸。今年的观光季已经接近尾声，我盼望着最后一名游客离去，好让我可以早早打发厨子走人。这倒不是说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的继任者——好厨师在太子港不易觅得。
有天夜晚，我强烈地感到自己需要把酒店暂时抛在脑后，于是就一个人跑去了赌场。在杜瓦利埃医生上台前的那些日子里，这里还有足够多的游客，可以坐满三张轮盘赌桌。你能听见从楼下夜总会传来的音乐声，偶尔会有一名身穿晚礼服的女子，在跳舞跳累了的时候，带着舞伴坐到赌桌前试试手气。海地的女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心想，在这里见到的脸蛋和身段，要是换在西方的都市里，能为它们的所有者赚上一大笔财富。另外，在赌场中，我总感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男人的童贞只有一次可以失去。”而我的童贞已在蒙特卡洛的那个冬日下午化作永远的回忆。
我玩了好几分钟，这才看见马塞尔也坐在同一张赌桌前。我本来可以换一桌再玩，但我已经押全注赢了一把。我有个迷信的想法，觉得每天晚上只有一张幸运赌桌，而今晚我已经找到我的幸运赌桌了，因为我不出二十分钟便已净赚了一百五十美元。我的眼神和赌桌对面一名欧洲女子的视线撞在一起。她微微一笑，开始跟着我下注，一边对她的男伴说了句什么，那是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叼着一根巨大的雪茄烟，只顾不停地把筹码递到她手里，自己却从来不玩。然而，我的幸运赌桌对马塞尔而言就没那么幸运了。有时我们把赌注放进同一块方格里，接着我就会输掉。我开始伺机等待，直到他放下自己的筹码以后我才下注，而那名女子看破了我的心思，也追着我继续跟进。那情景就仿佛我们在合拍共舞——如同在跳一支马来亚隆隆舞那样——彼此之间却毫无接触。我心里很满足，因为她长得漂亮，因为我想起了蒙特卡洛的时光。至于那个胖子么，我可以待会儿再解决这个麻烦。没准他也在东方汇理银行工作呢。
马塞尔下注的手笔很疯狂。看样子他好像已经玩腻了，越早把筹码输光，他就能越早离开赌桌。接着，他看见了我，便将剩余的筹码统统抛出，全部押在了0上，而这个数字已经三十多局没有出现过了。他输了个精光，理所当然，正如人们在孤注一掷时总是会输那样，然后他把椅子往后推开。我朝他倾过身去，递给他一个十美元的筹码。“沾沾我的好手气。”我说。
当时我是想羞辱马塞尔，提醒他以前他曾是我母亲花钱豢养的情人吗？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如果那真的是我当时的动机，我肯定没有成功。他接过筹码，特别彬彬有礼地用他那口精致的法语说：“我此生所有的好运都来自你的家族。”他再次押0，这回0出现了——我没有跟他。他把刚才那个筹码还给我，说：“对不起。我这会儿必须要走了。我需要好好睡一觉。”我注视着他离开赌场大厅。现在他手上有三百多美元的筹码可以兑现。我已仁至义尽，不再为他感到良心不安。不过，虽然他确实块头很大、皮肤很黑，我却觉得，要像我母亲那样把他称为畜生，还是挺不公平的。
不知为何，马塞尔一走，赌场大厅里的严肃气氛顿时一扫而光。我们现在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小玩家，赌上几把纯粹是为了找乐子寻开心，不冒任何亏老本的风险，赚也只赚几杯酒水的小钱罢了。赢利涨到三百五十美元后，只不过因为我想看到那个抽雪茄烟的男人也输一小笔，让自己心里高兴一下，我又把它输成了两百块。然后我就罢手了。拿筹码去兑换现钞的时候，我向出纳问起了那个女人是谁。
“是皮内达夫人，”他说，“她是德国人。”
“我不喜欢德国人。”我失望地说。
“我也不喜欢。”
“那个胖子是谁？”
“是她丈夫——大使先生。”他报出了某个南美洲小国的名字，我却一转眼就忘记了。以前我看看邮票就能分辨出南美洲的各个共和国，后来我却将集邮簿留在了圣母往见学校，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一个男孩，一个在我心目中最要好的伙伴（我早就忘记了他的名字）。
“我也不怎么喜欢大使。”我告诉出纳。
“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他回答，一边把钞票数给我。
“你相信祸害是必不可少的吗？那么你就和我一样是个摩尼教徒。”我们对神学的讨论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在往见学校受过教育，而且不管怎样，那个女人的话音也打断了我们：“丈夫也是。”
“丈夫怎么了？”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她说，一边把筹码放在出纳的桌子上。
我们会钦佩那些自己无法实现的品质，因此我很欣赏忠贞，而在当时那一刻，我差点儿扭头就走，永远地离她而去。我不知道是什么拦住了我。也许从她的声音里，我发现了另外一种令我崇拜的品性——不顾一切的特质。拼命与真实是很接近的同类——不顾一切的拼命告白往往能让人信以为真，正如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做出临终前的告解那样，具备不顾一切拼命到底这种能力的人也只有极少数，而我不是其中之一。但她却具备这种才能，这让我在心底原谅了她。如果当时我听从了内心的第一个想法，直接掉头走开，后来的日子我会过得更好，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远离许多痛苦不幸。可惜天意弄人，在她收拣自己赢到的赌金时，我偏偏选择了在赌场大厅的门口等她。
她和我在蒙特卡洛认识的那个女人年纪相同，但光阴颠倒了我们在人生中所处的位置。第一个女人年纪大得可以当我的母亲，而我现在的年纪呢，又大得足以去当这个陌生女人的父亲。她肤色很黑，身材娇小，神情紧张不安——我怎么也想不到她竟然是个德国人。她朝我走来，手里一边清点着钞票，以此掩饰自己的羞怯。她刚才不顾一切地投下了鱼饵，现在却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这条咬铒上钩的大鱼了。
我问：“你丈夫呢？”
“在车上。”她说。我望向外面，这才头一次注意到那辆带有C.D.标志牌照的标致轿车。那个大块头男人坐在方向盘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正在抽他的长雪茄烟。他的肩膀既宽厚又平坦。你简直可以在这对肩膀上贴一张海报。它们看上去就像死胡同里的一堵断头墙。
“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
“就在这儿。在外面的停车场里。我不能去你的酒店。”
“你知道我是谁？”
“我也会问别人。”她说。
“明天晚上？”
“十点。我一点钟必须赶回家。”
“还有——他会不会奇怪你上哪儿去了？”
“他有无限的耐心，”她说，“外交官的特质。他要等到政局稳定以后才会开口。”
“那你为什么必须一点钟回家？”
“我有个孩子。他总是在一点左右醒来叫我。这是习惯——一个坏习惯。他老做噩梦。梦见屋里有强盗。”
“是你的独生子？”
“没错。”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就在这时，大使在轿车里伸出右手摁响了喇叭，喇叭声响了两下，但听起来不算太着急。他甚至连头也不回，否则他就会看见我们在一起。
“他在叫你回去了。”我说。伴随着我对她提出的第一份索求，其他索求的阴影也笼罩在我的头上。
“我猜时间快到一点了。”她飞快地补道，“我认识你母亲。我喜欢她。她是个真诚的人。”她出了停车场，向那辆轿车走去。她丈夫没有转身，直接为她打开了车门，她钻进车里，坐在方向盘前：他的雪茄烟头在她的面颊旁微微闪烁，好像修路时在路边摆放的一盏警示灯。
我回到酒店，约瑟夫在台阶上迎接我。他说马塞尔半小时前回来了，今晚要在这里找个房间住一宿。
“就住一晚？”
“他说他明天走。”
他已经预先支付了房钱，准确数目他心里很清楚，另外他叫了两瓶朗姆酒让人送上楼，还问他能不能住进伯爵夫人的那个房间。
“他可以住他以前的老房间。”但随后我又想起，那名新来的客人——一位美国教授——正住在那里。
我心烦并不是没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受到了触动。我很高兴我母亲曾被情人如此钟爱，被赌场里的那名女子（刚才我忘了问她的名字）这样喜欢。要是母亲能给我半点机会，我自己可能也会喜欢上她。或许我心里悄悄希望，她那么好的人缘也能传承给我——在生意场上，这可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就像她传给我酒店的三分之二股份那样。
当我在赌场外找到那辆带有C.D.标志的轿车时，我已经迟到了快半个小时。有太多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何况我其实根本没有心情前来赴约。我不能欺骗自己假装爱上了皮内达夫人。一点点色欲和些许好奇心就是我自认为对她拥有的全部感受，而在开车进城的路上，让我对她心生抵触的所有事实都在我脑海中一一泛起：她是个德国人；她采取主动向我求欢；她是大使夫人。（以后从她的谈话里，我肯定会听到水晶吊灯和鸡尾酒玻璃杯的叮当碰撞声。）
她为我打开车门。“我差点儿就放弃你了。”她说。
“对不起。今天发生了很多事。”
“既然你来了，我们最好开到别处去。官方晚宴十一点结束，我们的同事会陆续出来。”
她开车倒出停车场。“我们去哪儿？”我问。
“我不知道。”
“昨晚你怎么会想到要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
“你是看我的手气不错，就跟着我押注吗？”
“对。我猜我是觉得好奇，想看看你母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吧。这里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
在我们前方，临时探照灯的强光笼罩着整座海港。两艘货船正在港口里卸货。许多佝偻着腰、背负麻袋的身影排成了长长一列。她来了个半圆形的急转弯，将轿车停在白色哥伦布雕像下那块浓重的阴影里。“我们的人谁也不会在夜里上这儿来，”她说，“所以乞丐也不会。”
“警察呢？”
“外交使团的牌照还是管点儿用的。”
我不知道我俩中间是谁在利用谁。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女人做爱了，而她呢——她显然就像大多数婚姻中的主妇那样，已经走进了爱情的死胡同。但我此时还是被白天发生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宁，后悔自己不该来，还禁不住常常想起她是德国人，尽管她年纪太轻，和德国当年犯下的罪行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二人来到这里，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坐在车上，凝视着那尊雕像，它则远远凝望着美国。
为摆脱这种荒谬的情形，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她的皮肤冰凉无比；她没穿长袜。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玛莎。”她转身回答我，我笨拙地想去亲吻她，却错过了她的芳唇。
她说：“我们不必这样，你懂的。我们都是成年人。”突然，我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大酒店，身体变得绵软无力，但这一回，没有张开白色羽翅的海鸥前来拯救我了。
“我只想和你聊聊天。”她温柔地对我说出甜蜜的谎言。
“我以为你在大使馆里多的是聊天的机会。”
“昨晚——要是我能去你酒店的话，是不是会很好？”
“感谢上帝，幸好你没有去。”我说，“那儿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是什么样的麻烦？”
“现在我们别说这个。”再一次，为了掩盖我对她缺乏感觉这件事，我粗暴地动起手来。我把她的身体从方向盘下拉出，扳倒在我的大腿上，车载收音机刮到了她的腿，她痛得大叫。
“对不起。”
“没事儿。”
她调整姿势让自己更舒服，又把双唇印在我的脖颈上，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的体内没有任何冲动，心里还在想，如果她感到失望的话，不知她对这份失望能忍受多久。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她全然抛在了脑后。我回到了酷热的正午时分，猛敲着我母亲生前居室的房门，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我敲了又敲，心想马塞尔肯定正在房中醉卧不醒。
“跟我讲讲那件麻烦事儿吧。”她说。突然间，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告诉她，起初是打扫房间的侍童感觉不对劲，然后约瑟夫也担心起来，最后等我敲门无果后，我便用万能钥匙试图开门，结果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不得不拆掉两座阳台中间的隔层，然后从阳台上爬过去——幸好房客们都到海边的沙滩上游泳去了。进屋后，我发现马塞尔用自己的腰带吊死在了房中央的灯柱上：他肯定下了巨大的决心甘愿赴死，因为他在套索上只须挣扎摇晃几英寸，就能用脚尖踩到我母亲那张大床的花饰边沿。两瓶朗姆酒几乎都已喝干，只剩第二瓶里还留下最后一点儿，而在一只写给我的信封里，放着我输给他的那三百美元的余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说，“从那会儿到现在我该有多忙啊。要费尽脑筋应付警察——还有房客也是。那位美国教授还算通情达理，但有对英国夫妇却嚷嚷着要向他们的旅行社投诉。你想想也知道，出了自杀丑闻会让酒店身价大跌的。这个开头很不吉利。”
“真是太可怕了，好吓人啊。”她说。
“我不了解他，我也不在乎他，但这件事是很可怕，没错，的确很吓人。很显然，我非得请个神父或巫师过来给那房间驱邪不可了。我也不确定该请哪一边的。吊灯也必须拆掉。用人们都坚持这么做。”
事实证明，和人聊天能抚慰身心，伴着语言流淌，欲望悄然升起。她的后颈靠在我嘴边，一条腿斜搭在收音机上舒展开。她浑身战栗，猛地伸手出去，不巧正好按在方向盘边缘，让汽车喇叭长鸣起来。那声音仿佛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凄厉哀号，又如同一艘迷失在浓雾中的轮船拉响汽笛，直到她停止战栗时才宣告结束。
我们沉默地坐着，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挤在一起，就像工程师组装失败的两台机器。现在我们应该分手道别了：我们在这里待得越久，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在沉默中，信任油然而生，满足感得到培育。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醒来后，发现她也睡着。共享的睡眠是至深的羁绊。我看了看表。离午夜还早呢。几台起重机在货轮上方升降，排成长列的工人从货轮走向仓库，肩上的麻袋压弯了他们的腰，从他们头顶伸出，让他们仿佛戴上了尖顶风帽，远远望去活像一群嘉布遣会
的托钵修士。她有条腿压痛了我。我挪开腿时惊醒了她。
她挣脱到一旁，嗓音尖锐地猛然问道：“几点了？”
“十一点四十。”
“我梦见车子坏了，而且已经夜里一点了。”她说。
我感觉自己被摆回了原位，在十点到一点之间画地为牢。嫉妒竟这么容易滋长，这一点想想就叫人害怕——我认识她才不过二十四个小时，现在我已经看不得别人要求占有她了。
“怎么了？”她问我。
“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就在这儿见。这里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好，不是吗？换辆出租车过来，这样就行了。”
“以车作床还是不太理想吧。”
“我们可以到车后座上去。在那里会好一些。”她说得那么滴水不漏，让我感到沮丧。
我们的恋情就这样开始了，它一直持续至今，中途只产生过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在一年后，她把那辆标致牌轿车换成了更新的款式；另外也有几次——一次是趁她丈夫被召回国内开会磋商的空隙——我们摆脱了汽车的限制；还有一次，在一位女性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海地角度过了两天时光，但随后那位朋友就回家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恋人，倒更像是一对密谋的共犯，因同一桩罪行而捆在了一起。和共犯一样，我们很清楚有侦探在背后跟踪调查。其中一人就是那个孩子。
我有一次参加了在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没有理由不邀请我去，因为在我们幽会的六个月里，我已经成了为当地外国人社群所接受的成员。我的酒店还算小有成功——虽然我对此并不满足，并期望能找到一流的厨师。此前，我和大使第一次见面，是在大使馆举办的一场宴会过后，他开车送我的一位房客——一名英国同胞——回到酒店里的时候。他品尝了约瑟夫调制的一款鸡尾酒，饮后赞赏不已，还在我的走廊上待了一阵子，嘴里叼着的雪茄烟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我以前从未见过有人像他这样，将“我的”二字用得如此频繁。“来一支我的雪茄烟吧。”“请让我的司机喝一杯吧。”我们谈起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我的意见是，那个医生会当选。他有美国人撑腰。这是我得到的消息。”他还邀请我参加“我的下一场鸡尾酒会”。
我为什么会恨他呢？我又没有爱上他的妻子。我“成全”了她，仅此而已。或者应该说我当时自以为如此而已。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发现我曾经在往见学校受过耶稣会神父们的教育，便声称“我在圣依纳爵
天主教学校读过书”——想借此和我拉拢关系？至于那所学校是在巴拉圭，还是在乌拉圭——谁在乎呢？
我后来得知自己受邀参加的那场鸡尾酒会在级别上属于第二等级，一流的酒会——席间有鱼子酱奉上——纯属外交界的活动，由大使、部长和一等秘书这些人参加，而三级的酒会纯粹是为了“履行义务”而举办的。能被列入二等酒会的宾客名单也算是一种恭维了，这种活动中会带有几分“娱乐”的味道。酒会上有几位海地的富豪，他们的太太都是绝色美女。当时还没有到他们逃离这个国家的时候，情况也还没坏到他们要夜不出户，害怕在宵禁期间的黑暗街道上惨遭不幸的地步。
大使将我介绍给“我的夫人”——又是“我的”，她便带我去吧台找酒喝。“明天晚上？”我问，她冲我皱起眉头，抿紧嘴唇，暗示我不要说话——有人正在监视我们。但她害怕的并不是她丈夫。他正忙着向一位客人展示“我的”伊波利特
绘画藏品，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对每一幅都详加解说，仿佛连这些绘画的主题也属于他。
“周围这么吵，你丈夫听不见的。”
“你看不到吗，”她说，“每个字他都在听啊。”但这个“他”不是指她的丈夫。一个小家伙，个子还不到三英尺高，长着一双直勾勾的黑眼睛，正带着侏儒特有的傲慢挤过人群，向我们走来。一路上他不停地推开客人们的膝盖，仿佛它们是树林中的低矮灌木丛，而这片林地全部归他所有。我看到他紧盯着她的嘴唇，仿佛是在读唇语。
“这是我的儿子安格尔。”她向我介绍。从此以后，我每次独自想起他时都会使用这个名字的英语发音，仿佛是在故意亵渎神明。
一旦来到她的身边，他就再也不肯走开，尽管他从头到尾根本没说一句话——他太忙于倾听了，而他那双钢铁般的小爪子紧紧扣着她的手，就好像半副手铐。我碰上了真正的对头。下一次幽会时她告诉我，他问了好多好多关于我的问题。
“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劲了吗？”
“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他还不到五岁啊。”
一年过去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躲开他，可他还是缠着她不放。我发现她于我已是难以割舍，但当我要她离开她丈夫时，那孩子却挡住了她的退路。她无法做出任何危害儿子幸福的事。她明天就可以抛弃丈夫，但如果他从她身边带走安杰尔，她又怎么能活得下去？在我看来，她儿子这几个月里变得越来越像他父亲。他现在总喜欢说“我的”母亲；有一次我还看到他嘴里叼着一根长长的巧克力棒，活像一支雪茄烟；他长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样子就仿佛是父亲将自己的魂魄转移到了儿子身上，以确保我们的私情不至走得太远，逾越谨慎的边界。
有段时间，我们在一家叙利亚商店的楼上订房幽会。店主名叫哈米特，是个完全可靠的人——当时“爸爸医生”刚刚上台不久，所有人都能预见未来的阴影，如同肯斯科夫上空密布的乌云一般黑暗。对一个没有当地国籍的人来说，任何与外国使馆的关系都有价值，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可能就得寻求政治庇护呢？不幸的是，尽管此前我俩都很仔细地检查过这家商店，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在药品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有几排货架上摆放着儿童玩具，它们的品质比其他任何地方能找到的玩具都要好；另外，在食品杂货区中间，偶尔还能找到一罐波旁饼干（因为奢侈品贸易在当时还没有彻底中止），它是安杰尔在餐前饭后最爱吃的零食。正是这个引发了我们之间的第一场激烈争吵。
我们在叙利亚商店的爱巢里已经幽会过三次，房间中有一张黄铜大床，上面铺着一层淡紫色的丝绸床单，四把硬靠背椅沿着墙边排成一列，墙上还有几幅用手工上色的家庭合影。我心想这里以前应该是客房，收拾得一尘不染，等候着某位从黎巴嫩过来的贵客入住，但他一直没来，现在就更不可能来了。第四次幽会时，我等了玛莎两个钟头，她却完全没有露面。我走出房间穿过商店时，叙利亚人小心翼翼地对我开口了。“您错过了皮内达夫人。”他说，“她和她的小男孩刚刚来过这里。”
“她的小男孩？”
“他们买了一辆玩具汽车，还有一盒波旁饼干。”
稍后的傍晚时分，她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听上去呼吸急促，心慌意乱，说话的语速飞快。“我现在人在邮局，”她说，“我把安格尔留在车里了。”
“吃他的波旁饼干？”
“波旁饼干？你怎么知道？亲爱的，我今天不能来。我到店里时发现安格尔和他的保姆就在那里。我只好装作过来给他买点东西，好表扬他最近听话。”
“他最近很听话？”
“也不是特别听话。保姆说，他们上周曾看见我从店里出来——还好我们从来不在一起离开——他就想看看我去了什么地方，然后他就发现了他喜欢的饼干。”
“波旁饼干。”
“是的。哦，他现在要进邮局来找我了。今晚。老地方见。”电话随即挂断。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哥伦布雕像旁，在那辆标致牌轿车里见了面。那一夜我们没有共赴巫山。我们大吵了一架。我告诉她，安杰尔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她承认这一点；但当我说他是在监视她时，她勃然大怒；而等我接着说他正变得和他父亲一样胖时，她竟想要扇我耳光。我抓住她的手腕，她却指责我殴打她。随后，我们俩神经质地大笑起来，但是这场争吵还在持续酝酿，就像为了准备明天再喝而煨在炉火上的一锅浓汤。
我异常理智地说：“我和你丈夫，你得和我们中的一人做个了断，这样你才会更好过。这种日子没法一直这样下去。”
“你想让我离开你？”
“当然不。”
“可我离开安格尔就过不下去啊。就算我把他惯坏了，那也不是他的错。他需要我。我不能毁掉他的幸福生活。”
“十年以后他根本就不需要你。他会偷偷溜进‘凯瑟琳妈咪之家’，或者跟你家的女佣上床。只不过那时你已经不在这儿了——你会住在布鲁塞尔或卢森堡，但那里也有很多妓院供他瞎逛。”
“十年的时间还很长。”
“到那时你已年近半百，而我也是一把老骨头了——老得什么都不会在乎。你却还得靠那两头肥猪过日子……当然了，还有你那副好心肠——你那时候肯定又重新天良发现了。”
“那你又怎么样？你就不会到处拈花惹草，找各种女人用各种方法安慰自己吗？少跟我说这种话！”
雕像下的黑暗中，我们争吵的嗓门越抬越高。就像所有这种类型的争吵一样，它只能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这道伤口很容易就能愈合。在我们发觉自己正在揭开旧伤疤之前，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位置给彼此留下伤痕。我钻出她的轿车，走到自己车上。我在方向盘前落座，开始往后倒车。我告诉自己，我们的恋情已然终结——这场情感游戏玩得真是得不偿失——就让她跟那个小畜生待着好了——在“凯瑟琳妈咪之家”多的是漂亮女人——反正她也是个臭德国佬。当我驾车开到和她平行之时，我从车窗外冲她恶毒地喊道：“再见了，皮内达夫人
。”接着，我便看到她伏在方向盘上开始哭泣。我想，只有当我要对她说再见时，我才会发觉自己离不开她。
我回到她的身边，这时她已经止住了泪水。“真糟糕啊，”她说，“今天晚上。”
“是啊。”
“明天我们还要见面吗？”
“当然。”
“在这里。和平时一样？”
“没错。”
她说：“有件事情我本来想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是你非常想要的东西。”
一时间，我还以为她要向我屈服，答应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我伸手搂住她，想支持她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她却说：“你需要一个好厨子，对吧？”
“哦——是的。没错。我想我很需要。”
“我们家的厨子很不错，现在他要走了。我设个了圈套，故意跟他吵了一架，然后解雇了他。如果你想要的话，他就是你的了。”我想我的沉默又让她感到受伤，“现在你还不相信我是爱你的吗？我丈夫知道了会非常生气。他说安德烈是太子港唯一一个会做地道的蛋奶酥的厨子。”我差点脱口而出：“那安杰尔呢？他也喜欢吃他做的菜呀。”
“你成全了我的财运。”我转口夸赞。我这话也近乎成真——“特里亚农”酒店推出的柑曼怡甜酒蛋奶酥曾经风光一时——直到恐怖统治开始，直到美国代表团离去，直到英国大使被驱逐出境，直到教皇使节回到罗马一去不返，直到宵禁在我们之间竖起一道比任何争吵更可怕的屏障，直到最后连我也跳上了达美航空的末班客机飞往新奥尔良。约瑟夫此前刚刚从通顿·马库特的刑讯审问中死里逃生，这件事把我吓坏了。他们要来抓我，对此我深信不疑。或许通顿·马库特的头头，“胖子”格拉西亚，正在垂涎我的酒店。甚至连小皮埃尔也不敢再登门拜访，前来品尝免费的酒水了。连着好几个礼拜，酒店里只有我、受伤的约瑟夫、厨子、女佣和园丁几个人。酒店需要粉刷修缮，但既然不会有房客入住，花那些力气又有什么好处？只有约翰·巴里摩尔套房还维护得整洁有序，仿佛一座空荡荡的坟墓。
我们的风流韵事如今变得乏善可陈，无法让我们在恐惧和无聊之间保持平衡。电话已经停止了工作：它摆在我的书桌上，就像是更好的年月里遗留下的一件文物。由于宵禁，我们不可能继续在夜里幽会，而白天总有那个安杰尔在监视我们。当我最终拿到出境签证时，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逃离政治，也是在躲避爱情。为了申请那张签证，我在警察局苦苦等待了十个小时，在那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尿骚味，臭气熏天，几个警察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从小牢房里走回来，令人不寒而栗。我记得有位神父在警察局也等了一整天，他身穿一袭白色法衣，像块石头似的端坐在那里，无比耐心地读着自己带来的《日课经》
，没有人打扰他。他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叫到。他身后的头顶处，在猪肝色的墙壁上用图钉钉着几张快照，上面是叛贼巴尔博
和他的同伙们千疮百孔的尸体，一个月前，他们在首都市郊的一间破茅屋里被机关枪扫射身亡。警察最后把我的签证越过柜台丢给了我，如同扔给乞丐一块面包皮，这时有人告诉神父，警察局晚上要关门了。我想他第二天还会回去继续等待。对他而言，警察局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个读《日课经》的好地方，因为现在大主教被驱逐在外，总统也被革出教门，所以来去匆匆的人们谁也不敢上前和他搭话。
离开海地那天，骤雨将至，乌云森然逼近肯斯科夫上空，一如既往。飞机在雷暴中颠簸，穿越浓云，在自由清澈的蓝天中翱翔，我俯望那座城市，庆幸自己能离开此地，真是太棒了。太子港显得多么渺小啊，在它背后，是一片遍布沟壑的广袤废土，干旱缺水无人栖居的荒山野地，在薄雾中远远伸向海地角和多米尼加的边境，仿佛是从黏土中挖掘出的一头远古巨兽断裂的脊骨。我告诉自己，我要找到一个热衷投机倒把的赌徒，怂恿他买下我的酒店，然后我就可以一身轻松，了无牵挂，就像当年我驱车上山来到佩蒂翁维尔时那样，在那一天，我发现母亲四肢摊开，躺在她那张妓院大床上。能离开这里我很高兴。这份喜悦，我对着身下翻转的黑色山峦轻声诉说，我对着端上掺水威士忌的美国空姐和向旅客汇报行程的机长报以微笑，尽情流露。四周后，在纽约西44号大街的一间空调客房里，我从噩梦中骤然惊醒，梦里是一辆标致轿车内纠缠的肢体和一尊遥望大海的雕像。当时我便明白过来，待我的固执消耗殆尽，我的交易一笔勾销以后，或迟或早，我一定会返回海地，在恐惧中尚有半块面包可吃总比完全没有面包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