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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我遥想起了伦敦城内所有那些灰蒙蒙的纪念碑，它们纪念的人物有驰骋马背的将军，有旧殖民地战争的英雄，还有身穿礼服大衣、被人们遗忘得更加彻底的政客。想起它们时，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嘲笑位于国际公路的遥远彼端，为纪念琼斯而树立的那块朴实无华的石碑。琼斯没能越过那条公路，他留在了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从地理意义上讲，他的故土究竟位于何处。至少，为了那块石碑，他付出了——无论他多么不情愿——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将军，如果可以的话，通常都会用部下的鲜血换得自己安然返乡。至于那些政客——谁会在乎那些已经离世的政客，记住他们的功劳事迹？一场阿散蒂战争
比自由贸易更有意思，虽然伦敦的鸽子对两者是一视同仁的。“我立了一座纪念碑”。
每当我为了自己那份颇为古怪的工作而北上蒙特克里斯蒂
，中途经过那块石碑时，我都会感到某种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曾用实际行动促成了它的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节点，事情一旦发生便无可挽回，而在彼刻，它却不为人所知。当这个节点出现时，无论是我还是琼斯，我们对此都没有察觉，虽然我俩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应该把我们训练得眼力过人，就像喷气机出现以前那些老式班机的飞行员那样。当时，我肯定是完全没留意到它的来临，那是八月里一个阴郁的上午，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货轮“美狄亚”号正行驶在大西洋上，要从美国的费城和纽约市开往海地的太子港，而那个节点就紧跟在“美狄亚”号船尾泛起的波浪之中。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里，我对自己的前途仍抱着慎重其事的态度——我甚至很在乎自己那家空荡荡的酒店的未来，以及我那段几乎同样空荡荡的恋情。就我所知，当时我还没有和琼斯或史密斯产生任何联系，他们是与我同船的旅客，仅此而已，而对于他们日后在费尔南德斯的店铺里为我准备的殡葬差事
，当时我也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肯定会捧腹大笑，就像我现在回顾起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也会大笑一样。
随着船身的摇摆，我酒杯中的红杜松子酒也在不停晃动，表面的水平线变化不已，仿佛这只酒杯是用来记录海浪冲击的仪器，这时，史密斯先生态度坚定地回应琼斯说：“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晕船是酸性物质带来的反应。吃肉会导致酸性，喝酒也会。”史密斯先生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但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作总统候选人看待，这是因为，在我得知他的姓氏前，他的夫人就是用这个称谓提到他的。当时货轮刚出海一个小时，我们正倚靠在栏杆上。开口时，史密斯太太猛地支了支她那线条硬朗的下巴，仿佛是在提示我，如果这条船上还有另外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话，那可不是她要讲到的人。她说：“我是说我的丈夫，就在那儿，史密斯先生——他是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根本没机会取胜。”之前我们一直在聊些什么，把她引到了这番话上？当时，我们正闲散地望着平坦灰暗的海面，它横躺在三海里领海界限内，好似一头慵懒冷漠却暗藏凶险的笼中困兽，只等着冲破牢笼，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威力。或许我先前向她提起了一个会弹钢琴的熟人，这可能让她的思绪跳到了杜鲁门的女儿
身上，又因此令她联想起了政治——她的政治意识比她丈夫的要强烈得多。我觉得，就做总统候选人而言，她相信自己比她丈夫更有胜算，而当我顺着她突出的下巴望去时，我心想这是挺有可能的。史密斯先生正在我们身后的甲板上踱步，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雨衣，衣领竖起，保护着他那对毛茸茸的、看起来显得蠢笨的大耳朵，一缕白发像电视机天线那样竖立在风中，他的胳膊上还挂着一条旅行毛毯。我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诗人，或者也可能是一所不知名的学院里的系主任，但我绝对不会把他想象成一名政客。我试图回想起杜鲁门在那一个选举年的竞争对手是谁——毫无疑问是杜威
，不是史密斯。然而，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走了她的下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话好像和蔬菜有关，但在彼时彼刻，“蔬菜”这个字眼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太可能出现。
琼斯是我稍后在令人尴尬的场合中遇见的，当时他正想贿赂舱室服务员，把我们的客舱调换过来。他站在我的客舱门口，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手提箱，另一只手里攥着两张五美元的钞票。他正在说话：“他现在人还没下来嘛。他不会找麻烦的。他不是那样的家伙。就算他发现房间不一样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以前就认识我似的。
“可是，琼斯先生……”服务员开始和他争辩。
琼斯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穿戴得十分整齐，外面是一套浅灰色西服，里面搭配一件带双排纽扣的背心。不知为什么，离开了电梯、办公室人群和打字机发出的咔嗒声，他的这身打扮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美狄亚”号正在阴暗凝滞的海面上游荡，在我们这艘破旧的货轮上，只有他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后来我注意到，他从来就没换过这套穿戴，甚至在船上举办音乐会的那天夜里也没有换，于是我开始怀疑，他的手提箱里是不是根本就没装其他的衣服。他给我的感觉是，之前他收拾行李时很仓促，结果带错了制服，因为他肯定不是有意想要引人注目的。他那两撇黑色的小胡须和那双哈巴狗似的黑眼珠，会让我误以为他是法国人——也许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工作——所以当我得知他叫琼斯时，我倒很是吃了一惊。
“是琼斯少校。”他对服务员回道，口气中带着一丝责备。
我几乎就像他一样尴尬。一艘蒸汽货轮上本来就没有多少乘客，要是再和旅伴结下私怨，那会让人感觉很不自在。服务员扣紧双手，义正辞严地对琼斯说：“先生，我真的没有办法。这间舱房是给这位绅士预订的。就是这位布朗先生。”史密斯、琼斯和布朗——三个再普通不过的姓氏聚到了一起，这种情况也太巧了，几乎不可能发生啊。我之所以取“布朗”这个单调乏味的名字，自有我的道理，可是他也有吗？我对他所处的窘境微微一笑，但琼斯身上的幽默感，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属于更简单的那种类型。他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说：“先生，这个房间真是你的吗？”
“据我所知，是的。”
“先前有人告诉我这里没人住。”他稍微挪动了一下，以便将后背对着我那只分明已经摆在房间里的大皮箱。那两张钞票消失不见了，也许是被他藏进了袖子里，因为我没看到他做出任何向口袋伸手的动作。
“他们给你的房间不好吗？”我问。
“哦，我只是更喜欢住在靠右舷的位置。”
“是啊，我也是，尤其是这趟航行。住在这里可以把舷窗打开。”此时，“美狄亚”号正朝公海深处行驶，船身开始缓缓摇荡，仿佛是在强调我说的话真实无误。
“是时候来一杯红杜松子酒了。”琼斯飞快地说。我们一起上楼，找到了那座小交谊厅，里面的黑人服务员趁着给我酒里兑水的工夫，抓住机会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也是英国公民，先生。”我留意到，他没向琼斯做出这样的声明。
交谊厅的房门旋转打开，总统候选人露面了，虽然他长了一对蠢笨的大耳朵，但他的身形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得先低下头，然后才能走进门。随后，他环顾了大厅一圈，这才站到一旁，好让他的太太能在他用手臂弯成的拱门下进屋，仿佛她是一位走在军刀下的新娘。
看那情景，他是先想让自己满意，确认这里没有不合适的同伴在场。他的双眼清澈如洗，呈现出纯净的蔚蓝色彩，几撮丑陋的灰色毛发从他的鼻孔和耳朵里探出。如果这个世上真有一位货真价实的高贵人物，那就非史密斯先生莫属，他和琼斯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当时我费心去琢磨他们的话，我会认为他们就像油和水一样无法相融。
“请进来吧，”琼斯先生说（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法把他想成是琼斯少校），“进来咪上一口吧。”我后来发现，琼斯使用的俚语总是有点过时，就好像他是从通俗用语词典中学到它们的，但词典本身却不是最新的版本。
“请您务必包涵，”史密斯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我这人是不沾酒的。”
“我自己也不沾酒啊，”琼斯说，“我会喝掉它。”接着他便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话。“我是琼斯，”他补充道，“是琼斯少校。”
“很高兴认识您，少校。我叫史密斯。威廉·亚伯·史密斯。这是我夫人，这位是琼斯少校。”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这轮相互介绍中不知为何慢了半拍。
“布朗。”我迟疑地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讲一个拙劣的笑话，而他们二人都没有领会笑点所在。
“再摇下铃吧，”琼斯说，“我的好伙计。”我已经升到他的老朋友的地位上了，于是，尽管史密斯先生离服务铃更近，我还是穿过大厅，亲自去摇那个铃；毕竟，史密斯先生这会儿正忙着将旅行毛毯裹在他妻子的膝盖上，虽然大厅里已经足够暖和（也许这是在婚姻中养成的一种习惯吧）。琼斯断言道，一杯红杜松子酒是祛除晕船症状的绝佳药方，再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方法了。就在这时，为了回应琼斯的话，史密斯先生做出了他对自己信念的声明：“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我这辈子都是素食主义者。”然后他妻子又补了一句：“我们为这件事曾参加过竞选。”
“竞选？”琼斯突然开口问道，仿佛这个词将他体内的少校唤醒了。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
“你当过总统候选人？”
“恐怕，”史密斯先生露出淡淡一笑，“我本来就没多少获胜的机会。两大党派……”
“那是一种姿态，”史密斯太太尖锐地插嘴道，“我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琼斯陷入了沉默。也许他是被这件事给镇住了，或者可能就像我刚才那样，他正在努力回忆那一年参选总统的主要竞争者是谁。然后他在舌尖品味着这个称呼，仿佛他很喜欢它的味道：“194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又补了一句：“我非常荣幸能与您见面。”
“我们当时也没有竞选团队，”史密斯太太说，“费用承担不起。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一万多张选票。”
“我从未想到自己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支持。”总统候选人说。
“我们拿的票数在计票结果中不是垫底的。还有一名候选人——好像跟农业有点关系，对吧，亲爱的？”
“没错，我也记不清他的政党具体叫什么名字了。我想，他是亨利·乔治
的信徒。”
“我必须承认，”我说，“我以为只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员才能当上总统候选人——哦，另外还有一个社会党，对吗？”
“全国党代会
为总统选举做足了宣传，”史密斯太太说，“但它们就像牛仔竞技比赛一样粗俗。你能想象史密斯先生跟一大群鼓乐队的女队长走在一起吗？”
“任何人都可以竞选总统，”这位候选人带着温和而谦逊的态度解释道，“这就是我们民主政治令人骄傲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一场了不起的体验啊。我永远也忘不了它。”
我们乘坐的是一艘很小的船。我相信船上就算住满也只能装下十四名乘客，而“美狄亚”号现在压根儿就没有满员。当前并不是旅游旺季，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即将前往的那座岛屿对游客们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船上的乘客中有一名非常整洁干净的黑人，他衣服上的白色衣领竖得很高，袖口浆洗得十分硬挺，脸上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其旅途的目的地是圣多明各。他这人很自闭，在餐桌前，他总是彬彬有礼又模棱两可地用几个单音节字眼回复别人。比如，有一次我曾经问他，船长可能会往船上装运什么样的主要货物，等我们到了特鲁希略城
以后——我随即更正道：“抱歉。我是指圣多明各。”他严肃地点点头，说了一声“是”。他十分谨小慎微，从来不问任何问题，仿佛是在对我们自己身上那份闲散无聊的好奇心加以责难。船上还有一名来自某家制药公司的旅客——他告诉过我自己不愿坐飞机的理由，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感觉是，那肯定不是他选择坐船的真正原因，而且他还受着心脏病的折磨，却不肯告诉别人。他的脸上总挂着一副紧绷绷的表情，干巴巴的，单薄如纸。和他的脑袋相比，他的身躯显得过于臃肿庞大。每天他都会在自己的铺位上躺很长时间。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坐船——有时候我怀疑琼斯可能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是出于谨慎行事的考虑。在机场里，你很快便会走下飞机，踩在沥青跑道上，跟机组人员分道扬镳；而在码头里，你会拥有一份安全感，因为你脚下踩着一块外国的领土——我总觉得，只要我还待在“美狄亚”号上，我就算是一名荷兰公民。预订船票时，我把旅程的终点定为圣多明各，而且不管多么令人难以信服，我还是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没有想要下船的意思，除非我从英国代办——或者从玛莎——那儿得到某些保证。至于我那座在山顶上俯瞰着首都的酒店，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去料理它了，现在它肯定无人入住。和一间空荡荡的酒吧、走廊上一排空荡荡的客房以及一个毫无希望的空荡荡的未来相比，我更重视我当下的生活。而那对史密斯夫妇，我当真以为他们是因为热爱大海才乘船旅行的，不过，还要过好一阵子我才会明白，他们为何要选择海地共和国作为其旅行拜访的目的地。
船长是一个身材清瘦、冷漠不易亲近的荷兰人，在餐桌前只露过一次面，他平时总梳洗打扮得干干净净，就像自己船上的黄铜扶手一样光亮整洁。与船长相反，事务长是个邋遢鬼，带着一股兴高采烈的快活劲儿，对波尔斯
杜松子酒和海地朗姆酒青睐有加。出海的第二天，事务长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舱房里和他共饮。除了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说他向来必须在九点前上床睡觉而没有参加，我们其他人全都挤了进去。甚至连来自圣多明各的那位绅士也加入了我们，而当事务长问他觉得天气如何时，他回了一声“不”。
事务长有一个叫人开心的习惯，他总是喜欢眉飞色舞地对每一件事情都夸大其词，而当史密斯夫妇向他要柠檬汽水，在得知没有后继而要求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他那股发自内心的快活劲儿也只是稍稍受了点打击而已。“你们这是在自折阳寿。”他对他们说，然后便开始阐述自己的那套理论，解释可口可乐的秘密原料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史密斯夫妇却不为所动，带着一副明显的愉悦表情继续喝他们的可乐。“在你们要去的地方，你们会需要比它更烈的玩意儿。”事务长说。
“我和我先生从来没喝过比这个更烈的东西。”史密斯太太回答。
“那儿的水质叫人信不过，而且现在美国人已经走了，你们买不到可乐喝。到了夜里，当你听见从街上传来枪声时，你就会觉得也许来上一杯烈性朗姆酒……”
“不要朗姆酒。”史密斯太太说。
“枪声？”史密斯先生问道，“那里会有人开枪吗？”他面带一丝焦虑，朝他妻子看了一眼，只见史密斯太太坐在那里，蜷缩在那条旅行毛毯下面（甚至在这间闷热的舱房里，她还是觉得不够暖和）。“为什么要开枪？”
“去问布朗先生吧。他生活在那里。”
我开口说：“我听到枪声的次数并不多。通常他们会更隐蔽一些，不声不响地动手。”
“‘他们’是谁？”史密斯先生问。
“通顿·马库特
，”事务长带着一副不怀好意的欢悦表情插嘴道，“总统的魔鬼手下。他们都戴墨镜，在天黑后上门拜访他们的牺牲品。”
史密斯先生将一只手搁在他妻子的膝头。“这位先生是想吓唬我们，亲爱的，”他说，“在旅游局他们根本没告诉我们还有这种事。”
“他哪里晓得，”史密斯太太说，“我们可没那么容易害怕。”不知为什么，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您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费尔南德斯先生？”事务长抬高嗓门朝舱房另一头喊道，就像有些人在和外国人说话时会提高音量那样。
费尔南德斯先生脸上挂着一副人快要睡着时露出的呆滞表情。“是。”他说，但我觉得他向来只会回答“是”或“不”，所以两者出现的机会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琼斯刚才一直坐在事务长铺位的床沿上，小心地端着一杯朗姆酒，这时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给我五十个突击队员，我就能像一剂泻盐
那样顺畅地穿过那个国家。”
“你以前参加过突击队？”我有些惊讶地问他。
他模棱两可地说：“是同一种部队下面的另一个分支。”
总统候选人开口道：“我们有一封给社会福利部长的私人介绍信。”
“什么部长来着？”事务长说，“福利？你们什么福利都找不着呀。你应该去看看那些老鼠，长得有小猎犬那么大……”
“旅游局的人告诉我，那里有几家非常好的酒店。”
“在下就开了一家。”我接口道。我掏出袖珍笔记本，向史密斯先生亮出三张明信片。尽管印出来的色彩显得艳丽俗气，但它们还是带着历史的庄严感，因为它们是一个永久逝去的时代留下的遗物。第一张明信片上有一座贴着蓝色瓷砖的游泳池，里面挤满了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年轻姑娘；第二张上有一名在加勒比地区闻名遐迩的鼓手，他正在克里奥尔式酒吧的茅草屋檐下演奏鼓乐；而第三张——整座酒店的全貌——有许多山墙、阳台和塔楼，是那些奇妙非凡的19世纪太子港老建筑。至少它们还没有变样。
“我们原本考虑住在更安静一点儿的地方。”史密斯先生说。
“我们那里现在够安静了。”
“和朋友住在一起，肯定会让人很愉快，不是吗，亲爱的？要是你那儿还有一个带浴缸或淋浴的空房间就好了。”
“每个房间都有浴缸。不用怕有人吵闹。那名鼓手已经逃到纽约去了，所有那些比基尼姑娘现在都待在迈阿密。你们很可能会是我仅有的客人。”
我心想，和他们付的房钱相比，这两位顾客本人也许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一位总统候选人肯定有地位，他会受到美国大使馆全体或留守人员的保护。（在我之前离开太子港的时候，美国大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位代办、一个秘书和两名海军陆战队卫兵。）琼斯或许也有相同的想法。“我可能也会加入你们，”他说，“要是他们没有替我做其他安排的话。我们如果住在一起，不就有点儿像是还留在船上一样吗？”
“人多保险嘛。”事务长也同意道。
“有三位房客入住，我肯定是太子港最遭人嫉妒的酒店老板
了。”
“遭人嫉妒可就不太保险咯。”事务长说，“你们仨，如果到时还跟我们在一起，肯定会好得多。我自己是不会跑出码头太远的，顶多五十码。圣多明各有家不错的酒店。是一家豪华酒店。我可以拿风景明信片给你们看，跟他的一样好。”他打开抽屉，我瞥见了十来只方形小袋——都是些保险套，当船员们要上岸去逛“凯瑟琳妈咪之家”或更便宜的妓院时，他就会卖掉它们赚上一笔。（我敢肯定，他的推销词里会包含某些危言耸听的统计数字。）“我把它们放哪儿去了？”他徒劳地问了费尔南德斯先生一声，后者却微笑着回答：“是。”他开始在桌面上寻找，桌上散乱地摆放着许多什物，有打印好的表格、回形针，装红色、绿色和蓝色墨水的瓶子，一些老式木制笔筒和钢笔尖。他找到了几张质地松软的明信片，上面印着的游泳池和我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另外也有一座克里奥尔式风格的酒吧，除了奏乐的鼓手不同以外，其他地方和我的也分不出什么区别来。
“我先生可不是过来度假的。”史密斯太太轻蔑地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留一张在身上。”琼斯说，他选了带游泳池和比基尼姑娘的那一张，“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想想，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人生意义最深刻的探究。
第二天，在带有遮阳棚的右舷甲板上，我坐在一张折叠躺椅中，任自己随着淡紫绿色海水的波动，慵懒地在阳光和阴影之间晃来晃去。我试着去读一本小说，但书中人物在索然无趣的“权力走廊”中那段枯燥乏味、足可预见的进展，让我感到昏昏欲睡，因此当书本掉落在甲板上，我也懒得去捡起它。只有在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才睁开眼睛。只见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护栏，似乎想爬上去，就好像那是一架竖梯。他剧烈地喘着粗气，脸上露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命表情，仿佛他心里明白，这番奋力攀爬会带来什么结果，而那结果值得他付出这般气力；不过，他也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有力量爬到梯顶。我再度昏沉睡去，梦中发现自己独自待在一个灯火全灭的黑房间里，这时有人用一只冰冷的手碰了我一下。我惊醒了，原来是费尔南德斯先生，我猜他刚才是被船身的一阵猛烈摇晃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抓紧我好稳住自己。时有时无的阳光在他的墨镜上忽隐忽现地闪烁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场黄金阵雨正从暗空中倾泻而下。“是，是。”他说，一边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一边露出表示歉意的微笑。
在这出海后的第二天，好像货船上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突然爱上了运动，因为下一个过来的便是琼斯先生——我还是没法让自己管他叫“少校”——他沿着甲板中间稳稳地走来，一边顺应船体的摆动而调整着脚步。“狂飙肆虐哈。”走过身旁时，他冲我喊了一句，我再次产生了这种印象：他的英语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许这一次是出自狄更斯的作品。接着，出人意料的是，费尔南德斯先生又折回来了，动作剧烈，左右打滑，而在他身后，那名药商还在继续艰苦攀爬，显得痛苦而费力。他已经落在了后面，但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继续这场竞走比赛。我开始好奇总统候选人会在何时露面，他肯定是碰上了什么大麻烦，可就在这时候，史密斯先生从我身旁的交谊厅里冒了出来。他孤身一人，很不自然地落了单，就像晴雨盒
中的一只男玩偶，失去了另一只女玩偶的陪伴。“风挺大嘛。”他说，仿佛是在纠正琼斯先生的英语文风，然后便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我希望史密斯太太一切安好。”
“她挺好的，”他说，“挺好的。她正在下边儿的船舱里练习法语语法呢。她说有我在她没法集中精神。”
“法语语法？”
“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讲法语的。史密斯太太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家。给她几个小时练习语法，她就能把某种语言的方方面面弄得一清二楚，除了发音以外。”
“她以前从没碰过法语？”
“对史密斯太太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有一次，我们家里住了一个德国姑娘——不到半天工夫，史密斯太太就用那姑娘的母语告诉她，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打扫干净。另外还有一次住的是个芬兰人。史密斯太太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找到一本芬兰语的语法书，可随后就没有什么能难倒她了。”他顿了一下，继而露出一丝微笑，给他身上的荒谬气息带上了一种奇特的庄重感，“我和她结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崇拜那个女人。”
“你们是不是，”我有点虚伪地问，“是不是经常在这块地方度假？”
“我们设法将假期，”他说，“和我们的使命结合在一起。史密斯太太和我都不是那种可以撇开一切全心享受的人。”
“我明白了，那么你们这次的使命要把你们带到……？”
“有一次，”他说，“我们去田纳西州度假。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你要知道，我们是作为自由行示威者
过去的。途中在纳什维尔
出过一次状况，当时我为史密斯太太担了不少的心呢。”
“这样度假实在是勇气可嘉。”
他说：“我们对黑人抱着极大的爱。”他好像觉得这是唯一需要的解释。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恐怕到头来那些人会让你们失望。”
“大多数事情都会让人失望，除非你能看得更加深入。”
“黑人可以变得像纳什维尔的白人一样暴力。”
“在美国，我们有自己的麻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可能——事务长是在开玩笑耍弄我。”
“他是有那个意思。但那个玩笑砸了他自己的脚。现实情况比他在码头上能见到的任何坏事都要恶劣得多。我很怀疑他有没有到城里去过。”
“你也会像他那样劝我们——继续前进，到圣多明各再下船吗？”
“是的。”
他悲哀地眺望着船外那连绵不绝的枯燥海景。我觉得我的话已经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说：“让我举个例子告诉你那边的生活怎么样吧。”
我告诉史密斯先生，有一次，总统先生的子女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差点遭到绑架，当局怀疑某个男人也参与了这桩未遂的阴谋。我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拿来指控他，但他曾代表共和国在巴拿马举办的某届国际射击比赛中摘得奖牌，而当局或许觉得绑架的策划者需要一名神枪手助阵才能干掉总统卫队。于是，通顿·马库特分子便将他的住处团团围住——幸好他不在家——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然后架起机关枪扫射，把每一个试图从火海中逃出的人统统击毙。当救火车匆匆赶来时，他们高抬贵手，允许消防队阻止了火势的蔓延，所以如今你能看见，大街上的那处缺口就像拔牙后留下的一个空洞。
史密斯先生专注地听着。他开口说：“希特勒做得更绝，不是吗？而且他还是个白人。你不能总归咎于他们的肤色。”
“我没有。受害者也是黑人。”
“当你全面看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在各方各面都有非常糟糕的地方。史密斯太太不会愿意让我们掉头回去，如果只是因为……”
“我不是在劝你回头。是你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如果你能原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回去呢？”
“因为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在那里。我的酒店。”
“我猜我们——史密斯太太和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使命。”他端坐着凝望大海，就在此时，琼斯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回过头朝我们喊道：“第四圈了。”然后又继续前行。
“他也不害怕嘛。”史密斯先生说，仿佛他必须为自己表现出勇气而道歉，就如同某个男人戴了太太送的一条相当花哨招摇的领带，便要指出其他男人也戴着同样的领带，以便让自己释怀似的。
“我倒怀疑他是不是出于勇敢。也许他就像我一样，没别的地方可去。”
“他对我们俩一直很友好。”史密斯先生坚定地说。很明显，他想换个话题。
待我更了解史密斯先生之后，我即刻便能听出他那特殊的音调。当我说起别人的坏话时，他会深感不安，即使我针对的是陌生人或敌人时也一样。他会退出谈话，如同马儿不肯下水直往后退那样。有时，我会在谈话中捉弄他，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他引诱至水沟边缘，随后皮鞭马刺骤然齐下，驱赶他继续前进。但我一直没能教会他跃过水沟。我想，他很快便开始察觉到我的意图，可他从未将自己心中的不快大声吐露出来。那就相当于是在批评一位朋友啊。他宁愿去小心地退让迁就。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他太太的性格有些差异。我后来才领教到她的性格火爆粗率到什么地步——她可是不管什么人都敢攻击得罪的，当然，除了她的总统候选人以外。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和她争吵过许多次，她怀疑我有点取笑她先生的意思，但她从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羡慕他们。在欧洲，我从未见过有哪对夫妇能像他们那样对彼此忠贞不渝。
我说：“刚才你在聊你们的使命。”
“是吗？那请你务必要原谅我，居然会那样子说自己。‘使命’这个词分量太重了。”
“我倒有兴趣听听。”
“不如叫它‘希望’吧。但我猜做你这份职业的人是不太会支持它的。”
“你的意思是它跟素食主义有关？”
“没错。”
“我不会不支持。我的工作就是让我的顾客开心。如果我的顾客是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并不只是跟食物有关，布朗先生。它涉及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果我们真能将酸性物质从人体内排除，我们就能消灭人的激情。”
“那么世界就会停顿不前。”
他温和地责备我：“我没说要把爱也消灭掉。”这句话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愧。愤世嫉俗是廉价品——你在任何一家“不二价”商店
里都能买到它——所有质量低劣的商品中都有它的成分。
“无论如何，你正在前往一个素食的国度。”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布朗先生？”
“那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吃不起肉、鱼和鸡蛋。”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吗，布朗先生，在世界上制造麻烦的并不是穷人？发动战争的人都是那些政客、资本家、知识分子、官僚老爷或者华尔街的老板——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由穷人挑起的。”
“我猜，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不是素食主义者？”
“不是的，先生。通常都不是。”再一次，我为自己的冷嘲热讽感到羞愧。当我注视着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感受到其中那坚定不移、充满信任的目光时，有那么一阵子，我居然真的相信，他说的或许有点道理。一名服务员站在我的肘边。我说：“我不想喝汤。”
“喝汤时间还没到，先生。是船长请您过去和他说句话，先生。”
船长正待在他自己的舱房里——这个房间打扫得就像他自己一样干干净净，朴实无华。除了一张相框大小的照片，屋里没有摆放任何私人物品。照片上是一名中年女子，看着像是刚从美容院里出来，不仅是她的头发，连其性格也在烘发罩下定了型。“请坐，布朗先生。来支雪茄吗？”
“不，不用，谢谢。”
船长说：“我希望能尽快说到重点。我不得不请求与你合作。有件事情非常令人尴尬。”
“怎么回事？”
他用沉重沮丧的口气说：“如果在航行中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意外。”
“我以为在海上……总会遇到……风暴……”
“我说的当然不是海。大海从来不给我添麻烦。”他挪了挪烟灰缸，又动了动雪茄烟盒，然后将照片朝自己移近了一厘米，照片上的女人面无表情，头发上似乎包着一层灰色水泥。或许她能给他带来信心：换作是我，她会让我意志瘫痪。他说：“你已经和那个叫琼斯少校的乘客见过面了。他总是管自己叫琼斯少校。”
“我和他聊过几句。”
“你对他印象如何？”
“说不上来……我还没有想过……”
“我刚刚收到一封电报，是从我在费城的办公室发来的。他们想让我回电报，汇报他在何时何地上岸。”
“从他的船票上自然就能知道……”
“他们想确认他没有改变行程计划。我们的目的地是圣多明各……你自己也跟我解释过，你预订了去圣多明各的船票，以防在太子港……他可能也有同样的打算。”
“是警方在盘问吗？”
“有可能——这只是我的猜测——警方对他有兴趣。你要明白，我对琼斯少校没抱任何成见。这回很可能只是一次例行调查，因为某个档案管理员的……但我觉得……你和他一样是英国人，又住在太子港，我这边送你一句警告，那你这边呢……”
他这份绝对的谨慎、无比的得体和十足的正派令我颇为恼火。难道在他年少轻狂或酩酊大醉的时候，当他那位精心打理发型的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位船长就连一次差错都从没犯过吗？我开口道：“你把他说得像是个耍老千的赌牌骗子。我向你保证，他从来没有提出要跟我们玩牌。”
“我从来没说过……”
“你想叫我睁大眼睛监视，竖起耳朵探听，对不对？”
“没错。就这么多。要是有任何严重的事情发生，他们肯定早就让我拘留他了。也许他是在逃亡躲避债主。谁知道呢？或者是牵扯到女人的事。”他厌恶地加了一句，眼神和那个发型呆板的严厉女人凝视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船长，请恕我直言，我可不是经过培训的密探。”
“我不是在请求你做那种事情，布朗先生。我总不能去请求像史密斯先生那样上了年纪的人去……就琼斯少校的事情……”我再次注意到了这三个姓名，它们就像闹剧中用的滑稽面具，互相可以换来换去。我说：“好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事情值得汇报的话——请记住，我不会主动搜索。”船长自怜自艾地轻叹一声：“好像我跑这趟船责任还不够重似的……”
他开始向我讲述两年前的一段漫长轶事，就发生在我们即将前往的那座港口中。有一天，深夜一点，从远处传来纷乱的枪声，半小时后，一名警官和两个警察出现在跳板前：他们要搜他的船。他自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是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主权领土。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坚持完全信任在自己船上守夜的值班员——结果却证明他信错了人，因为那个人在站岗时睡着了。后来，在找值班主任谈话的路上，船长发现了一串斑驳的血迹。这道血迹引着他来到一艘救生艇前，在那里，他发现了那名逃犯。
“你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他被送往船医那里接受治疗，然后，当然了，我把他交还给了有关当局。”
“也许他是想寻求政治庇护。”
“我不知道他要寻求什么。我怎么知道？他字都不认得几个，而且不管怎样，他都没钱买船票嘛。”
结束与船长的面谈后，当我重新见到琼斯时，我感觉心里有些向着他。如果他当时邀我打扑克，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很乐意输给他，因为像这样表示一下我对他的信任，也许可以祛除我嘴巴里残留的怪味儿。我沿着左舷绕道甲板而行，以避开史密斯先生，结果身上溅到了浪花。就在我准备下船舱时，我和琼斯先生打了照面。他停住脚步，邀请我去喝一杯，我不由自觉愧疚，仿佛我已经出卖了他的秘密。
“现在还有点早吧。”我说。
“在伦敦，酒吧都开门营业了。”我看看手表——时间指向差五分十一点——心里觉得自己这是在检验琼斯说话的可信度。交谊厅里，他走开去找服务员，我则拾起了他落在身后的书。那是一本美国出版的平装书，封面图片上是一个浑身赤裸的姑娘，脸朝下地趴在一张豪华大床上，书名叫《良辰莫失》。在书封内侧，他用铅笔将自己的名字潦草地写在了上面——H. J. 琼斯。他这是在树立自己的声望，还是单单要把这本书预存到他的私人藏书库里？我随手翻开一页。“‘信任？’杰夫的话像皮鞭一样抽在她身上……”正在这时，琼斯端着两杯贮藏啤酒
回来了，我赶紧放下书，带着大可不必的窘迫说道：“维吉尔卦
。”
“什么卦？”琼斯举起酒杯，把脑中那本旧词典翻了一阵，也许觉得“喝得你满眼泥”
这句祝酒词过于陈旧，便改用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说法：“干杯。”吞下一大口酒后，他补了一句：“刚才我看见你在和船长讲话。”
“怎么了？”
“难接近的老杂种。他只跟上流社会的阔佬说话。”“阔佬”这个字眼带着一丝旧古董味道：这回他那本旧词典肯定让他失望了。
“我不会自称阔佬。”
“你可别怪我那么说。阔佬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类——阔佬和穷鬼。阔佬没有穷鬼也能过活，但穷鬼没有阔佬可就不行了。我就是个穷鬼。”
“你说的穷鬼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好像也有点特别吧。”
“阔佬有稳定的工作或不错的收入。他们在某些地方有本钱，就像你在酒店里投了本钱。穷鬼么——好吧，我们四处奔波讨生活——在雅座酒吧。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警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你们在靠小聪明过日子，是这样吗？”
“或者说，我们往往会因小聪明而死去。”
“那阔佬呢——他们就没有一丁点儿小聪明吗？”
“他们不需要啊。他们拥有理性、智慧和情操。我们这些穷鬼嘛——为了自己的好处，有时候我们走得太急了些。”
“那其他乘客呢——他们是阔佬还是穷鬼？”
“我摸不透费尔南德斯先生。他可能两者皆是。还有那个药商伙计，他没给我们留任何机会去做判断。但史密斯先生——如果世上真有阔佬的话，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一位。”
“听起来你挺崇拜阔佬的，是不是？”
“我们所有人都想当阔佬，但有些时候——承认吧，老兄——你不也会羡慕那些穷鬼吗？有些时候，你就是不想和你的会计坐在一起，为特别遥远的未来伤脑筋，对吧？”
“是啊，我想有些时候的确如此。”
“你自己心里会想：‘我们挑着所有的担子，他们却享受着所有的乐子，逍遥自在。’”
“希望你在要去的地方能找着乐子。那是个穷鬼当道的国家——自总统以下全是。”
“对我来说那样就更危险了。穷鬼一眼就能看出其他穷鬼的底细。或许我得装一装阔佬，让他们放松警惕。我应该学学史密斯先生。”
“你以前经常得去装阔佬吗？”
“那倒不是，感谢上帝。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就是装阔佬了。我发现自己老是在不该笑的时候笑出来。什么，琼斯，你也配在那帮人中间说出那种话？有时候我也会害怕。我迷失了方向。在异国他乡迷路是挺叫人心里发毛的，对吧？可要是你在自己心里迷失的话……再来一杯淡啤。”
“这一杯算我的。”
“我有没有看准你这个人还不好说。刚才见到你在那儿……和船长一起……我路过时从窗户里瞄进去的……你瞅着不是很自在……你该不会是穷鬼假扮成阔佬吧？”
“谁又能把自己永远摸得一清二楚呢？”这时，服务员走了进来，开始布置烟灰缸。“再来两杯淡啤。”我告诉他。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琼斯说，“这回我想喝点儿波尔斯酒。灌了太多淡啤下去，我的肚子已经有点胀气了。”
“来两杯波尔斯。”我改口说。
“你玩过牌没有？”琼斯问。我心想，这下可总算等到我赎罪的机会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谨慎地回答：“扑克牌吗？”
他对我太过坦诚，简直不像是在说心里话。为什么他要对我如此地直言不讳，大谈阔佬和穷鬼呢？我有一种感觉，他当时猜到了船长对我说过些什么，现在他是在试探我的反应，将他这份坦诚扔进我的思潮中，看它是否会像石蕊试纸那样改变颜色。或许他觉得我在最后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忠心并不像是阔佬的所为。或许我的名字“布朗”在他听起来就跟他自己的名字一样虚假。
“我不玩扑克。”他顶了我一句，黑眼睛里闪闪发光，好像在说“这下可逮着你了”。他说：“我总是会泄露太多信号。在跟朋友一起打牌的时候。掩饰感情的诀窍我还没学会呢。玩牌我只玩金罗美
。”他把这个牌名念得拿腔拿调，仿佛那是育儿游戏——一个纯真无邪的标记。“你玩不玩？”
“以前我只玩过一两次。”我说。
“我不是在勉强你。我只是觉得到吃午饭之前，我们可以打打牌消磨一下时间。”
“干吗不呢？”
“服务员，上牌。”他朝我微微一笑，仿佛在说：“你瞧，我可没带自己动过手脚的牌。”
从玩法上来讲，金罗美的确是一种纯真无邪的纸牌游戏。想耍老千绝对是很不容易的。琼斯问：“我们怎么玩？来一百点十美分的？”
琼斯在玩金罗美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门道。他后来告诉我，打牌时他首先会观察那些缺乏经验的对手把烂牌握在手里哪个位置上，然后判断自己离摊牌获胜还有多远。他会观察对手如何理牌，在出牌前会犹豫多久，由此弄明白对方手里的牌是好牌、烂牌或是不好不坏的牌，而如果对方明显握有一手好牌，他往往就会提出重新洗牌，即使他明知道对手会坚决反对。这样一来，对手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和安全感，于是乎便胆大起来，倾向于冒险行事，为了能大获全胜而持续玩上太长时间。甚至连对手抓牌和出牌的速度都让他获悉颇多。“心理学永远要胜过单纯的数学计算。”他有一次对我这样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乎每次他都能赢我。我要想赢他，先得自己做出一手好牌才行。
当提醒旅客享用午餐的锣声响起时，他赢了我六美元。他想要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目，只须小赢一把，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哪个对手会拒绝和他接着玩。一星期六十美元的收入不算多，但琼斯告诉我，他可以靠这笔钱过日子，而且烟酒不愁。当然了，偶尔他也会大赚一笔：有些时候，对手会对这么幼稚的小牌嗤之以鼻，非要赌一点五十美分的大牌。后来在太子港，有一次我就见识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如果是琼斯输了，我都怀疑他能否付得起赌债，但哪怕在当下的二十世纪，运气有时也的确会对勇者青睐有加。那个对手输光
了两堆筹码，琼斯从赌桌前起身时，身上多了两千美元。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赢得很有分寸。他主动给了对手报仇的机会，又输了五百多块钱。“另外还有一点，”有一次他向我透露道，“女人通常都不会跟你玩扑克牌。她们的丈夫不喜欢这样——玩扑克牌会带有一种轻佻随便的气氛，而且还要冒风险。可是一百点赌十美分的金罗美嘛——那只不过是花点零用钱消遣罢了。当然了，这样一来玩牌的人也会多得多。”就连史密斯太太，一个在我看来铁定会对扑克牌局不以为然、不屑一顾的人，有时也会过来看我们打牌。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现在已不记得谈话是怎么开始的了——我们聊到了战争这个话题上。我想应该是那名药剂师乘客挑的头。他说自己曾在民防组织里当过防空队员，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那些发生在轰炸期间的普通故事，说得不厌其烦无聊透顶，就像描述别人做的梦一样乏味。史密斯先生坐在桌前，露出一副彬彬有礼的专注神情，仿佛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而史密斯太太则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叉子。与此同时，那名药剂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位于斯托大街上的一家犹太青年女子招待所遭到轰炸的故事（“我们那天晚上都忙昏头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整个儿被炸成了平地！”），直到琼斯突然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自己有一次也弄丢了一整排的兵呢。”
“怎么会这样？”我开口问，心里高兴能怂恿琼斯继续往下说。
“我一直没搞清楚，”他说，“没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的药剂师微张着嘴巴呆坐在那里。他自己的故事才刚刚讲到一半，结果现在就一个听众也没有了，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头把嘴里的鱼弄丢了的海狮。费尔南德斯先生自顾自地又拿了一份烟熏鲱鱼。我们当中只有他对琼斯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就连史密斯先生也被激起了好奇心，说：“再给我们多讲讲吧，琼斯先生。”我注意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太情愿授予他军人的头衔。
“事情发生在缅甸，”琼斯说，“我们空降到日本鬼子的阵地后方去牵制敌人。就这个排和我的总部失去了联络。带队指挥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在丛林作战方面缺乏适当的训练。当然了，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节节败退
。奇怪的是，除了这个排，我手下再没有其他伤亡了，一个也没有——只有这一整个排，就那样从我们的队伍里被划掉了。”他撕下一块面包吞进嘴里，“没有一个俘虏回来。”
“你是温盖特
部队里的人吗？”我问。
“是同一类部队。”他又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回答我。
“你在丛林里待过很长时间吧？”事务长问。
“哦，好吧，对付丛林生活我还是很有本事的。”琼斯说。他继续谦虚地补充道：“要是在沙漠里，那我可就不中用了。你们知道吗，我当时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用鼻子嗅出水源。”
“换在沙漠里，这本事或许也用得上。”我说。琼斯越过餐桌生气地瞪了我一眼，目露责备之意。
“真可怕，”史密斯先生一边说，一边推开面前吃剩的炸肉饼——当然了，是素食的果仁炸肉饼，厨房特别为他准备的，“人类居然能耗费那么多的勇气和技巧去自相残杀。”
“竞选总统的时候，”史密斯太太说，“全国上下那些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反战人士都支持我先生。”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吃肉的？”我问，这一回轮到史密斯太太对我大失所望了。
“这不好笑。”她说。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亲爱的，”史密斯先生温和地责备她，“但是，布朗先生，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素食主义和出于良心拒绝入伍本该是同一类事情，没有那么叫人奇怪。前两天我跟你讲过酸性和它对激情产生的效应。排除掉人体内的酸性物质，你就能给内心的良知腾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而良知嘛，嗯，它是想不断生长壮大的。于是有一天，你会拒绝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去屠宰无辜的动物，接下来——或许，这会让你大吃一惊，但你会对杀害人类同胞的恶行感到无比恐惧，主动远离这种是非。然后接下来就是黑人的问题，还有古巴
……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还得到了许多神智学
社团的支持。”
“反流血运动联盟也支持我们。”史密斯太太说，“当然，不是整个联盟正式支持。但有许多会员都给史密斯先生投了票。”
“有那么多人支持啊……”我开始说，“我很惊讶……”
“在我们这一生中，”史密斯太太说，“进步人士永远是少数派，但至少我们抗议过。”
随后自然是照例爆发了一场无聊的争论。是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挑的头——我很想也用起首大写字母去拼写他的称谓，就像我对总统候选人
那样，因为他似乎真的很具有代表性，但他代表的是一个更加低级的世界。作为前任空袭警报哨
，他自认为是一名战士。此外，他内心里也揣着一份不满：刚才他对轰炸记忆的讲述被中途打断了。“我真搞不懂那些和平主义者，”他说道，“居然又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人为他们提供保护……”
“你们没有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史密斯先生温和地纠正他说。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分清到底谁是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人，谁又是想开小差躲避服役的逃兵。”
“至少他们躲不过监狱。”史密斯先生说。
琼斯出人意料地支持史密斯先生。“有很多和平主义者都很勇敢地在红十字会工作过。”他说，“多亏了他们，我们中间有些人才能活到今天。”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可找不到多少和平主义者。”事务长说。
药剂师依然固执己见，由于心怀不满，他说话的调门听着很高：“那如果有人要攻击你太太呢，到时你又会怎么做？”
隔着整张餐桌，总统候选人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粗矮肥胖、面色苍白、健康不佳的旅客，用沉重严肃的口吻，像面对一个在政治集会上找碴起哄的捣乱分子那样对他说：“先生，我从未声称过，排除掉酸性物质就会消灭所有的激情。如果有人要攻击史密斯太太，而我手上正好有武器的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使用它。有些标准是我们自己也没法永远达到的。”
“说得太棒了，史密斯先生。”琼斯大声叫好。
“但我会为我的激情感到悔恨，先生。我会为它感到悔恨。”
那天傍晚，我在吃饭前先去了一趟事务长的舱房，具体办什么事情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我发现他坐在桌子前，正在往一只安全套里吹气，直到它鼓胀成警棍大小，然后他用丝带将末端的吹气口扎紧，再把它从嘴上拿下来。他的桌子上胡乱摆放着一根根巨大肿胀的阳具。那幅光景活像是一场生猪大屠杀。
“明天船上开音乐会，”他跟我解释，“但我们没有气球。是琼斯先生出的主意，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代替。”我看到他在一些安全套上用彩色墨笔画了许多滑稽的鬼脸。“我们船上只有一位女士，”他说，“我想她应该也看不出来这些是……”
“你忘了她是一名进步人士。”
“那样的话，她就更不会在乎这个了。这些东西无疑就是进步的标志。”
“我们已经饱受酸性物质的折磨，至少不用再把它传给下一代人。”
事务长咯咯地笑了一阵，然后又拿起一只彩色蜡笔开始画鬼脸。橡胶阳具的表皮在他的手指下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吱声。
“你觉得我们星期三大概几点能到？”
“船长指望能在傍晚早点靠岸。”
“但愿我们能在灯火管制前进城。我猜现在还是有灯火管制的吧？”
“有。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变好。只会比以前更糟。现在，没有警方出具的许可证，你就没法离开城里半步。通向太子港城外的每条道路上都设了路障。我怀疑不经过搜查你都到不了自家的酒店。船员我们都已经警告过了，要想离开码头，他们就得自己担风险。当然，他们还是会照常去。‘凯瑟琳妈咪之家’一直都开门营业的。”
“有男爵的消息吗？”我问。“男爵”是有些人对总统的另一个称谓，用来取代“爸爸医生”这个绰号——在伏都教的神话里，星期六男爵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嘴叼雪茄烟，经常在坟场里出没，而我们拿“星期六男爵”这个头衔来称呼总统，是在给那个步履踉跄、邋遢寒碜的人物添光增色。
“他们说已经有三个月没见着他了。他甚至都不到宫殿窗口前面观赏乐队演奏了。没准他已经死了。要是没有一颗银子弹他也死得了的话。
跑前两趟船的时候，我们前往海地角
的行程硬是被取消了。当时那座城市正在实行军事管制。它太靠近多米尼加边境，有关当局不准我们进港。”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开始去吹另外一只安全套。套尖上的小凸起翘在那里，就像人脑袋上长的一颗瘤子，舱房内弥漫着一股医院里的橡胶味儿。事务长问：“你是为了什么事情跑回来的？”
“我总不能抛下自己的酒店撒手不管吧……”
“但你确实抛下过啊。”
我不打算把我回来的理由吐露给事务长。它们太私密也太严肃了，如果我们那混乱迷惘的人生喜剧能用“严肃”二字来描述的话。事务长又吹起了一只安全套
，我心想：这世上肯定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做出安排，让事情总是在最让人丢脸的情况下发生。小时候我曾经信仰上帝。在他的荫庇下，人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务，我在每一出悲剧中都能看见上帝的化身。他从属于人生的悲剧
，好似一个巨大的身影，透过苏格兰的迷雾隐约显现。如今，我已走近人生的尽头，只有我的幽默感还能让我时而相信上帝的存在。人生是一出喜剧，不是我准备好想要面对的悲剧，而且在我看来，在这艘取了个希腊名字的货轮上（一家荷兰航运公司为什么要给它的船取希腊名字呢？），我们仿佛都受到一个独断专行的恶作剧大王的驱使，走向喜剧的极点。在沙夫茨伯里大街
或百老汇大道上的人群里，待剧院关门之后，我曾不知有多少次听到那句话——“我笑得连眼泪都掉下来了。”
“你觉得琼斯先生这人怎么样？”事务长问我。
“琼斯少校吗？我还是把这种问题留给你和船长去琢磨吧。”很显然，他和我一样也被船长找去商量过。或许我名叫布朗这个事实让我对琼斯要扮演的喜剧更加敏感。
我从这堆鱼皮大香肠里拿起一条，问道：“你有没有正经地用过这玩意儿？”
事务长叹了口气：“唉，没用过啊。我都已经到了这把岁数……免不了就得消化不良
。每次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都会。”
事务长刚才对我十分亲近，说了很多的体己话，现在他是想让我也说些真心话来回报他，或者是船长也想要一些关于我的信息，而事务长看到了向他提供这些信息的机会。他问我：“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跑来太子港落脚呢？你又是怎么当上酒店老板的？你看起来不像是酒店老板啊。
你看着倒像是——像是……”然而他的想象力辜负了他。
我哈哈大笑。刚才他提出的问题倒蛮一针见血的，但答案我还是情愿自己留着。
第二天夜里，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船长在晚宴上大驾光临，还有轮机长也来了。我猜在船长和轮机长之间一定有竞争，因为他们的职责不相上下。只要船长独自一人用餐，轮机长便也会不甘落后，如法炮制。现在，他俩一个在席首，另一个在席尾，势均力敌地坐在那些令人生疑的气球下面。为了纪念我们在海上的最后一晚，宴席上多加了一道菜肴，而且除了史密斯夫妇以外，其他所有的乘客都品尝了香槟酒。
在他的上司面前，事务长显得不同寻常的拘谨（我想他会更愿意跟大副一起待在舰桥上，在海风徐徐的黑暗夜色中享受那份自由自在），而船长和轮机长也意识到了当下场合的气氛，微微弓着身，如同牧师们在主持一场盛大的庆典。史密斯太太坐在船长右边，我坐在他左边，而琼斯也在场，光这一点就让交谈没那么容易。甚至连菜单也额外叫人伤脑筋，因为荷兰人对重口味大肉菜的喜好在这个时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史密斯太太的餐盘里大多数时候都空空如也，仿佛是在责备我们。不过呢，史密斯夫妇从美国随身携带了许多硬纸盒与玻璃瓶，总是像浮标一样标记出他们所在的地方，而或许是他们觉得自己之前放弃了原则，喝了像成分可疑的可口可乐那样的东西，所以他们今晚就用开水给自己调制了一些饮品。
“我听说，”船长阴沉地说道，“在晚宴过后会举办一场表演。”
“虽然我们这趟船没多少人，”事务长说，“但我和琼斯少校都觉得，在我们共同相处的最后一晚，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当然，我们还有厨房乐队助阵，巴克斯特先生也会给我们带来十分特别的节目……”我和史密斯太太交换了一个茫然的眼神。我们俩谁也不知道巴克斯特先生到底是谁。难道在我们的船上还有一个偷渡者不成？
“我也向费尔南德斯先生提出过邀请，希望他能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而他也已经欣然同意了。”事务长继续快活地往下说着，“最后，我们会一起高唱《友谊地久天长》，以向我们的英国乘客表示敬意。”鸭肉在人群中又传了一圈，而史密斯夫妇依然陪我们坐在席间，吃着从他们自带的小纸盒与玻璃瓶里舀出的食物。
“对不起，史密斯太太，”船长说，“请问您现在在喝什么？”
“一点儿保尔命兑开水，”史密斯太太告诉他，“我先生在夜里更喜欢喝益舒多。或者有时候是维康。保尔命嘛，他觉得，会刺激到他。”
船长带着受惊的表情朝史密斯先生的餐盘里看了一眼，然后给自己切了一块鸭肉。我开口了：“那您现在吃的又是什么呢，史密斯太太？”我想让船长好好品味一下这幅铺张奢华的情景。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布朗先生。每天傍晚同一个时辰你都见我吃过它。这是用滑榆做的食品。”她向船长解释。船长放下刀叉，推开餐盘，低下头坐在那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做饭后的谢恩祷告，但转念一想，我觉得实际上他是被一阵恶心的感觉给压倒了。
“最后我要吃点坚果灵
来结束这顿饭。”史密斯太太说，“要是您这里没有酸奶的话。”
船长声音粗哑地清清嗓子，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向餐桌，朝远端望去，看到史密斯先生正在刮起盘子里的某些棕褐色的干谷粒，他的眼神畏缩了一下，然后又定格在温良无害的费尔南德斯先生身上，就好像对方多多少少应该要为此负点责任似的。接着，他用一种出于职责所在的声音宣布：“明天下午，我希望我们能在四点钟之前靠岸。我建议你们要在海关抓紧时间尽早出关，因为城里通常会在六点半左右断电熄灯。”
“为什么？”史密斯太太诘问道，“这样对大家肯定都很不方便。”
“为了省钱。”船长回答。他随即又补充道：“今晚在电台里播出的新闻不太好。据说反叛武装越过多米尼加边境发动了攻击。政府当局宣称在太子港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我还是奉劝你们中间那些要在此停留的乘客，你们要和驻当地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我收到的命令是尽快让乘客登岸，然后立即开往圣多明各。我不会耽搁货物装船的时间。”
“我们似乎撞上了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亲爱的。”史密斯先生在餐桌的另一头说，然后他又舀了一勺我看着像是弗罗芒
的东西——这种食品他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向我解释过。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史密斯太太严肃而满意地回答。
有个水手走进屋里，给船长带来了一条消息，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有一阵风刮进来，将那些安全套吹得左右摇摆，一碰到东西便吱吱作响。船长说：“请各位务必原谅。我有职务在身。现在我必须走了。祝愿你们所有人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我却在心里琢磨，那条消息是不是之前就安排好要送进来的——他不是一个喜爱交际的人，而且他发现史密斯太太令他难以接受。轮机长也站起了身，就好像他不放心把这艘船交给船长一个人管似的。
既然长官们都已离开，事务长便又恢复了老样子，还怂恿我们多吃多喝。（就连史密斯夫妇在好一阵犹豫过后——“我可不是地道的美食家。”史密斯太太说——也给自己多舀了一份坚果灵。）服务员为众人端来甘甜的利口酒，事务长解释说，这杯酒会算在公司“头上”。想到还能喝一杯免费的甜酒，我们所有人——当然，除了史密斯夫妇以外——都像入迷似的越喝越多，就连那位药剂师乘客也不例外，尽管他在看酒杯时显得很担心，仿佛绿色是代表危险的色彩。等我们终于来到交谊厅时，我们看到在每把椅子上都放着一份节目单。
乐队进场了，事务长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抬头挺胸啊”，便开始用双手轻轻拍打自己那对肉鼓鼓的膝盖。带队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小伙儿，他是厨房里的厨子，两颊被炉火烤得泛红，头上还戴着厨师帽。他的同伴手里拿着各种罐子、锅子、刀子、勺子，另外还有一台绞肉机，用来添加研磨物品的声响，而厨师长举着一只长柄烤叉，权当指挥棒用。在节目单上，他们演奏的这支曲子名叫《夜曲》，接下来是一首《爱的香颂》，由厨师长亲自咏唱，美妙悦耳却又有点底气不足。“秋日”“柔情”“枯萎的叶”，
在汤勺敲击罐身发出的沉闷声响中，我只能零零碎碎地听出这么几个忧伤的字眼。史密斯夫妇手牵手坐在沙发里，史密斯太太的膝盖上铺着那条旅行毛毯。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认认真真地向前倾身，注视着那位清瘦的歌手，或许他正在用专业眼光判断自己的那些药里有没有能派上用场的。至于费尔南德斯先生，他坐得离大家很远，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下点什么。琼斯在事务长坐的椅子后面走来走去，偶尔弯下腰在事务长耳边嘀咕一番。看那样子他似乎很享受现在的情况，就仿佛这一切都出自他的手笔，而拍手喝彩的时候他也露出一股扬扬得意的高兴劲儿。他朝我看了看，眨了眨眼睛，好像在说：“等着瞧吧。我的想象力不会到此为止。还有更棒的节目要上呢。”
我本打算等厨师长唱完这首歌就回客舱去，但琼斯的这副态度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那名药剂师乘客已经不见踪影了，但我随后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他平常上床休息的时间。琼斯现在把厨房乐队的队长叫过去开会，首席鼓手也把大铜锅夹在腋下加入了他们。我看了一眼节目单，发现下一个节目是由J. 巴克斯特先生表演的《戏剧独白》。“真是一场有趣的表演，”史密斯先生说，“你不觉得吗，亲爱的？”
“那几口锅现在倒是派上了好用场，比烹煮一只不幸的鸭子要好。”史密斯太太回答。她的激情并没有因为酸性物质的排除而明显减弱。
“唱得非常棒啊，不是吗，费尔南德斯先生？”
“是。”费尔南德斯先生说完，吮了吮手上的铅笔杆屁股。
药剂师乘客戴着一顶钢盔走了进来——他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去换了一条蓝色牛仔裤，他的嘴里紧紧地咬着一只口哨。
“这么说，他就是巴克斯特先生。”史密斯太太松了口气。我觉得她不喜欢神秘的事情，她想让人间喜剧里所有的成分都被精确标明，就像巴克斯特先生的药品上的标签或者是像装保尔命的瓶子上的商标那样清楚。药剂师乘客想从船员那里借到蓝色牛仔裤并非难事，可是他是怎么拿到那顶钢盔的就让我感到费解了。
现在他大声吹响了口哨，让我们保持安静，虽然其实只有史密斯太太刚才说过话，然后他宣布道：“下面是戏剧独白《防空队员的巡逻》。”乐队中有人突然模仿出一阵空袭警报的声响，这显然令他惊慌失措。
“干得好！”琼斯说。
“你应该先提醒我一声啊，”巴克斯特先生说，“现在我把台词给忘了。”
一阵代表远方隆隆炮火的煎锅锅底敲击声响起，又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又是什么意思？”巴克斯特先生恼火地质问道。
“河口湾上的炮响。”
“你这是在干扰我记台词，琼斯先生。”
“继续吧，”琼斯说，“序曲已经结束。气氛也营造好了。1940年的伦敦。”巴克斯特先生朝他投去委屈难过的一瞥，然后重新大声宣布：“下面是戏剧独白《防空队员的巡逻》，由前任空袭警报哨X先生创作。”他举起手掌遮住眼睛上方，仿佛是挡开掉落的玻璃碎片，然后开始朗诵起来：
照明弹落在尤斯顿路、圣潘克拉斯区
和古老可亲的托特纳姆路
上，
防空队员在辖区内独自巡逻，
见自己的身影好似一片云朵。
海德公园里爆发出隆隆炮响，
第一枚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
防空队员向苍天挥舞着怒拳，
大声嘲笑希特勒的昭著恶名。
伦敦屹立，圣保罗大教堂岿然不倒，
我们这里每失去一条生命，
德国便多一人心生诅咒，
反抗他们恶魔般的元首。
枫树街被炸，高尔街变冥府，
皮卡迪利大街烈焰熊熊——但一切都好。
我们用配给的面包干杯庆祝，
因为闪击战已死在蓓尔美尔街上。
尖厉的口哨声高亢响起，巴克斯特先生猛然挺身立正，大声宣布：“警报解除。”
“来得正是时候。”史密斯太太回道。
费尔南德斯先生激动地大叫起来：“不，不。哦不，先生！”我心想，除了史密斯太太，大家应该都会同意演出已经达到高潮，接下来不管有什么节目都会让晚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时候就该多来点香槟啊，”琼斯说，“服务员！”
乐队全部返回厨房里去了，只有指挥响应琼斯的请求留了下来。“把香槟算在我头上，”琼斯说，“你比谁都值得干上一杯。”
巴克斯特先生突然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全身打战。他的手紧张地敲着桌面。“别管我，”他说，“我一直都这样子。舞台恐惧症会在事后发作。你说，大家是不是很欣赏我的表演？”
“非常欣赏。”我说，“你从哪儿找到那顶钢盔的？”
“它只是我随身带着压箱底儿的东西之一。不知怎么的，我从来没有和它分开过。我想你也是一样吧——有些东西你会一直留着……”
这话倒也不假：和钢盔比起来，我保留的东西更方便携带，却也同样毫无用处——几幅照片，一张旧明信片，摄政街附近一家夜总会早已过期的会员凭据，蒙特卡洛
那家赌场的当日有效入场券。我敢肯定，要是我把我的袖珍笔记本拿出来翻，我还能找出半打像那样的旧物。“蓝牛仔裤是我从二副手里借来的——但它的剪裁却是外国样式。”
“我给你倒杯酒吧。你的手还在发抖。”
“你真的喜欢这首诗？”
“它十分生动。”
“那好，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以前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就是那个前任空袭警报哨X先生。这首诗是我自己写的。在1941年5月的闪击轰炸过后。”
“你还写过不少别的东西吗？”我问。
“没有了，先生。哦，除了另外一首——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葬礼的。”
“请注意，各位先生们，”事务长宣布道，“如果看一下手里的节目单，你们就会发现，下面是费尔南德斯先生答应为我们表演的特别节目。”
事实证明，那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因为费尔南德斯先生突然间泪如泉涌，就像巴克斯特先生猛地开始全身打战那样。他这是香槟酒喝太多了吗？还是说他真的被巴克斯特先生的朗诵给打动了？对此我颇感怀疑，因为他好像除了“是”和“不”以外就没掌握几个英文单词。可现在呢，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里，痛哭流涕。他哭起来仍然十分端庄不失身份，而我心想：“我还从没见过黑人哭鼻子呢。”我曾经见过他们大笑、发怒、害怕时的样子，但从来没有人像眼前这人一样被难以言喻的悲伤所压倒。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他，谁都帮不上忙，我们没法和他交流。他的身体微微战栗，就像交谊厅伴随轮船发动机的震动而在颤抖一样。我不由心想，说到底，在我们驶近那个黑暗的共和国的路上，这个节目比音乐和歌曲更合适。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很多事情能让我们所有人流下泪水。
接着，我看到史密斯夫妇头一回表现出了他们最好的一面。刚才史密斯太太快言快语地给了可怜的巴克斯特先生当头一棒，令我心生厌恶——我猜想，只要是任何关于战争的诗歌都会冒犯到她；但她现在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向费尔南德斯先生伸出援手的人。她在他身旁坐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拉住他的手放入自己掌中，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他粉红色的手心。她就像一位母亲，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抚慰着自己的孩子。史密斯先生也跟在她身后走过去，坐在费尔南德斯先生另一侧，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团体。史密斯太太嘴里发出轻轻的咯咯声，就像是在哄自己的孩子。然而，一如他突然开始那样，费尔南德斯先生突然停止了哭泣。他站起身，将史密斯太太那只粗硬起茧的苍老手掌捧到嘴边，亲吻了一下，然后大步走出了交谊厅。
“哎哟，”巴克斯特诧异地大喊起来，“你们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太奇怪了，”事务长说，“真是太奇怪了。”
“有点叫人扫兴啊。”琼斯说。他抓起香槟酒瓶，但瓶里是空的，于是他又放下了它。指挥也拾起长柄烤叉，回厨房去了。
“可怜的人，他心里有烦恼。”史密斯太太说。需要做出的解释就这么多，她看着自己的手，似乎指望能在皮肤上看到费尔南德斯先生留下的完整唇印。
“真是太叫人扫兴了。”琼斯重复道。
史密斯先生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提一个建议，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来结束今天的娱乐演出。马上要到午夜了。我不想让费尔南德斯先生独自待在下面，以为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闹腾。”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庆祝活动不应该用“闹腾”这个字眼来形容，但我同意他的原则。我们现在没有乐队伴奏了，但琼斯先生坐到钢琴前，勉强弹出了一首难听的曲调。我们相当忸怩地牵起手来共同歌唱。少了厨子、琼斯和费尔南德斯先生，我们围成的圈子变得非常小。我们尚未体验到多少“旧日朋友”的情谊，杯中的美酒却早已喝干。
午夜过后，琼斯敲响了我的客舱房门。我正在处理一些文件，想销毁一切可能会被海地当局负面解读的东西——例如，为了卖掉我的酒店，我曾经和潜在的买家有过几封书信往来，其中几封信里提到了海地的政治局势，现在它们就有这种危险。我全心投入在自己的沉思中，所以当琼斯敲响房门时，我感到很紧张，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了那个共和国，而门外站着的是一名通顿·马库特。
“我没打搅你睡觉吧？”琼斯问。
“我还没换睡衣。”
“今晚我觉得挺遗憾的——事情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好。当然了，准备的材料也很有限。你知道吗，我对在船上度过最后一夜有种特别的感觉——以后大家可能就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像在除夕夜，你想让那个古怪的老头子
一路走好。他们不是有种说法叫‘善终’吗？我不喜欢那个黑人哭成那副德行。就好像他看到了什么事儿似的——以后发生的事儿。当然了，我不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乖巧地看了我一眼，“我看你也不是。”
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来我的舱房是别有用心的——不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娱乐节目的失望，也可能是想向我提出请求或者问题。如果他位高权重，有能力来威胁我，我甚至会怀疑他就是跑过来威胁我的。他身上裹着一层含混暧昧的外衣，如同穿着一套花哨的西服，看上去还为此沾沾自喜，好像在说：“你看我是怎样的人，就得当我是怎样的人。”他继续说：“事务长说你真的有那家酒店……”
“你不相信？”
“也不全是。但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人。有时候我们在护照上提供的信息未必就准确嘛。”他大声说，亲切的口气中带着一股合情合理的味道。
“你在护照上写的什么？”
“公司主管。挺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道。
“不管怎样，这个头衔够含糊的。”我说。
“那你呢？”
“商人。”
“这个不是更含糊嘛。”他得意地高喊。
在我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半遮半掩的探问成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基础：虽然从大的事情上看，我们通常会假装接受对方口中的故事，但我们也会去抓住话中那些细微的线索。我猜，我们当中那些将生命的一大部分用于掩饰伪装的人，不管是对女人、伙伴，甚至是我们自己，都迟早会嗅出同类的气息，了解彼此。我和琼斯到头来打探出了对方相当多的底细，因为只要是能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透露一点事实。这是一种经济节省的形式。
琼斯说：“你以前在太子港住过。你一定认识那边的某些大人物吧？”
“他们经常来了又走。”
“那军队里呢，比方说？”
“他们都跑光了。‘爸爸医生’不信任军队。我相信，参谋长正躲在委内瑞拉大使馆里。将军安全地待在圣多明各。几个上校留在了多米尼加大使馆，还有三个上校和两个少校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的话。你有介绍信要给他们？”
“也不全是啦。”他说，但他看上去有点不安。
“别急着把介绍信拿出来，最好先确认一下你要找的人是否还活着。”
“我有一张海地驻纽约总领事写的便条，推荐我……”
“你要记住，我们在海上已经待了三天。这段时间里能发生很多事情。总领事也许已经去寻求庇护了……”
他就像事务长那样说道：“既然局势是这个样子，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编造谎言比道出真相更耗心费神，而且时间也很晚了。“我发觉自己很想念这个地方，”我如实说，“安稳日子有时就像危险生活一样叫人心烦。”
他说：“是啊，我还以为我在战争中已经尝够了危险的滋味呢。”
“你以前在哪支部队里服役？”
他冲我咧嘴一笑，我打出这张牌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哦，那些日子里我可是有点漂来漂去的。”他说，“我在许多部队里待过。跟我说说，咱们的大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没有大使。他在一年多以前就被赶走了。”
“那就说说代办吧。”
“他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趁他还能做的时候。”
“我们似乎正在驶向一个奇怪的国家。”
他走到舷窗前面，仿佛指望着能越过最后两百英里的海面望见那片土地，可除了舱房里的灯光，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光线横躺在漆黑的大海上，好似一层黄色的浮油。“那里再也不是旅行者的天堂咯？”
“没错。其实它从来都不是。”
“但对想象力丰富的人也许还有一些机会？”
“那要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看你心里揣着多少顾虑。”
“顾虑啊？”他朝舷窗外望去，远眺海波起伏的黑夜，好像正在小心地掂量这个问题，“哦，好吧……顾虑要付出很大代价呢……你说那个黑人到底为什么要哭啊？”
“我不知道。”
“今天真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我希望下一次我们会做得更好。”
“下一次？”
“刚才我在想今年年终的事儿。不管我们可能在哪儿。”他从舷窗前走回来，说，“唉，到了该闭眼的时辰了，对吧？还有那个史密斯，你说他想搞什么名堂啊？”
“他干吗要搞出什么名堂呢？”
“也许你是对的。别管我。现在我要走了。旅途已经结束。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将一只手搭在门上，又补充道：“我本来想让大家高兴高兴的，可惜不太成功。闭眼睡觉才是一切的答案，对吧？或者只有我的看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