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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文版初版于1990年问世,交稿则在1988年年底。为什么当时我会撰写这本著作,必须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形势谈起。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1979年的农业承包制。安徽、四川等省有些农村发生了农民自发地把农田分了,实现了“包产到户”,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产量猛增。中国政府密切注意到这一变化,派出调查组,到安徽、四川等地进行总结,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承包制的经验。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第一声春雷”。几年之后,农贸市场繁荣,食品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又过了几年,实行多年的城市居民食品配给制也取消了。

紧接着,乡镇企业普遍兴起。这些企业,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它们不需要政府投资,产品也不由政府分配。因此,在80年代出现了乡镇企业推销员走遍全国的情况,他们带着样品和订单,到处为本企业的产品寻找市场。这样,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了,在计划体制之外,出现了“乡镇企业商品市场”。

与此同时,1980年在靠近香港的广东深圳,成立了经济特区,按照市场调节方式配置资源,经济增长很快,以致形成了“深圳速度”。人们由此得到重要的启示:市场调节在中国不仅可行,而且是必要的。

农业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好比最初投入湖中的三块大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平静下去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转入了城市。城市究竟怎么改革?计划经济如何一步步地转向市场经济?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改革思路之争。

当时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主张把“放开价格”作为主线的一派。他们认为1949年西德经济改革的经验可以移植到中国。他们问道:西德能这么做,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他们的意见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1988年,中国国务院决定推进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方案。

在这紧要关头,我在1986年4月末,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改革的基本思路》的长篇演讲,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而应以所有制改革为中心。我在这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功。

这次演讲引起了国内外传媒界的注意。中国国务院认为我的主张值得重视,于是暂缓推出价格改革方案。

为了把我的观点让更多的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人了解和认同,从这时起,我便着手撰写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历时三年,反复修改,终于在1988年年底交给出版社,1990年正式出版。

这就是这本书写作和出版的背景。1988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中国政府又重新回到放开价格的方案,准备学习西德的“休克疗法”,通过价格改革,使中国较快地实现体制转轨。我是不同意这一政策的,理由是,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仍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价格刺激并无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的功能,也起不到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唯有通过所有制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才能适应价格改革的进程。我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正是为了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而撰写的。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实践,证明了我的判断符合中国国情。果然,1988年的中国经济因人民预感到即将放开价格,从而引发了抢购风潮,而不得不宣告暂停价格改革。90年代起,中国逐步推出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终于走出了困境。

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英文版出版之时,我回顾了当时的情况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特地写下了这篇序言,供英文版的读者们参考。

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得到译者陈菽浪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蔡洪滨教授、周黎安教授、颜色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孙来祥教授的大力帮助。外研社社长蔡剑峰、总编辑徐建中,外研社人文社科分社吴浩、邓晓箐、易璐、赵雅茹、胡玉岩,以及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汤恩平(Dr. Niels Peter Thomas)、李琰及柴宁等朋友的认真尽责,使本书能这么快同读者见面。在此双语版出版之际,我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2年9月21日 I8LnB8YH8a7MmtZVCo9NSmfl7Evdoka7A9oRCitZ7aXdEjfpWot909cDsZrtg2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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