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文版初版于1990年问世，交稿则在1988年年底。为什么当时我会撰写这本著作，必须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形势谈起。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1979年的农业承包制。安徽、四川等省有些农村发生了农民自发地把农田分了，实现了“包产到户”，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产量猛增。中国政府密切注意到这一变化，派出调查组，到安徽、四川等地进行总结，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承包制的经验。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第一声春雷”。几年之后，农贸市场繁荣，食品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又过了几年，实行多年的城市居民食品配给制也取消了。

紧接着，乡镇企业普遍兴起。这些企业，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它们不需要政府投资，产品也不由政府分配。因此，在80年代出现了乡镇企业推销员走遍全国的情况，他们带着样品和订单，到处为本企业的产品寻找市场。这样，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了，在计划体制之外，出现了“乡镇企业商品市场”。

与此同时，1980年在靠近香港的广东深圳，成立了经济特区，按照市场调节方式配置资源，经济增长很快，以致形成了“深圳速度”。人们由此得到重要的启示：市场调节在中国不仅可行，而且是必要的。

农业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好比最初投入湖中的三块大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平静下去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转入了城市。城市究竟怎么改革？计划经济如何一步步地转向市场经济？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改革思路之争。

当时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主张把“放开价格”作为主线的一派。他们认为1949年西德经济改革的经验可以移植到中国。他们问道：西德能这么做，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他们的意见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1988年，中国国务院决定推进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方案。

在这紧要关头，我在1986年4月末，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改革的基本思路》的长篇演讲，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而应以所有制改革为中心。我在这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功。

这次演讲引起了国内外传媒界的注意。中国国务院认为我的主张值得重视，于是暂缓推出价格改革方案。

为了把我的观点让更多的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人了解和认同，从这时起，我便着手撰写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历时三年，反复修改，终于在1988年年底交给出版社，1990年正式出版。

这就是这本书写作和出版的背景。1988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中国政府又重新回到放开价格的方案，准备学习西德的“休克疗法”，通过价格改革，使中国较快地实现体制转轨。我是不同意这一政策的，理由是，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仍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价格刺激并无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的功能，也起不到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唯有通过所有制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才能适应价格改革的进程。我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正是为了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而撰写的。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实践，证明了我的判断符合中国国情。果然，1988年的中国经济因人民预感到即将放开价格，从而引发了抢购风潮，而不得不宣告暂停价格改革。90年代起，中国逐步推出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终于走出了困境。

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英文版出版之时，我回顾了当时的情况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特地写下了这篇序言，供英文版的读者们参考。

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得到译者陈菽浪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蔡洪滨教授、周黎安教授、颜色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孙来祥教授的大力帮助。外研社社长蔡剑峰、总编辑徐建中，外研社人文社科分社吴浩、邓晓箐、易璐、赵雅茹、胡玉岩，以及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汤恩平（Dr. Niels Peter Thomas）、李琰及柴宁等朋友的认真尽责，使本书能这么快同读者见面。在此双语版出版之际，我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2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