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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道德规范与人的全面发展 |
对习惯与道德调节的理解还可以再深入一步。不妨先从工业化进程中所造成的生活单调化谈起。
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要经历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固然给人们带来较多的物质产品，同时也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单调。这是近些年来经济学界所关心的重要课题之一。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其所著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曾以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工业化进程中所带来的生活单调问题。他指出：现代工业生活中的毒素是什么，是工作的单调、无聊的社会生活和无聊的集体生活的单调，怪不得英国人要买足球票来打赌，为的是逃避现实中的单调。
麦金德把欧洲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以后的情况作了有趣的对比。他说，在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尽管社会的组织十分分散，但任何一个相当规模的城镇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当时的佛罗伦萨，在城区街道上握手的人、家庭彼此通婚的人，就是同一行业互争雄长的首脑人物，就是同一交易场所抢做生意的商人。年轻有为的佛罗伦萨人有多少机会可以选择进行什么活动，并且记住，是在本城为了本城而从事活动，不必到某个遥远的首都。他可能当市长、当首相、当将军、当长官，统领人马打仗，当然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但足够他绞尽脑汁，运筹帷幄。如果他是个画家、雕刻家、建筑师，他便会被请去担任本地纪念建筑物的工作，而不是眼看哪里来的一位大师设计这些建筑物。
麦金德最后不无感慨地说：当然没有人建议你应该或者能够回到佛罗伦萨的体制去，但工业化开始以后，生活越来越单调，以前城市生活中的价值和利益就被汲走了，留下的是死气沉沉、单调的气味：一味以效率和廉价作为追求的偶像所给予人们的，是永远看不到生活，而只能看到生活的一面的世界。
且不说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丰富多彩和富有人情味，至少麦金德所揭示的工业化以后城市生活的单调，仍是事实。如果说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劳动者越来越被束缚在流水作业线上也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会越来越感到单调、苦闷、没有生气。一个国家已经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要想再倒退到工业化以前的社会，根本行不通，于是沮丧的情绪只可能有增无减。
由此涉及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将不断丰富。缺乏必需的物质产品时，人们首先需要的是吃饭、穿衣、住房方面的满足。必需的物质产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就要求自身的发展，包括精神生活能得到满足，这些也应该包括在基本生活需要之中。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物质财富，而精神上的财富却是贫乏的；如果只能给人们以物质生活上的某种满足，而不能满足人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需要，那么这样的社会是有重大缺陷的。加之，人们物质生活上的需要与精神生活上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就会产生精神生活方面的一定的需要，并希望它们得到满足。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又将促进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人们产生更高的精神生活上的需要。正是在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前提下，人将不再是片面发展的人，而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工业化以后所出现的生活单调，只有在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被克服。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试问：怎样才能使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都能被满足呢？单靠经济增长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经济增长的结果就一定能使人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吗？一种形式的生活单调被克服以后，难道不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生活单调吗？为了不再出现生活单调感，我们更应当强调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下面，让我们转入有关道德、信念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问题。但无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的分歧，至少在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方面是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的。这是指：
第一，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充裕的物质产品供给，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就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也就缺少物质前提。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是需要在工作之余有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的，工作日长度的缩短和年休假日的增多也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实现。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建立在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不仅他的物质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而且他的精神生活需要也很难满足。一个社会，如果平均每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低，那么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从而无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都是无法得到满足的，这样，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
第三，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建立在具有一定的道德、信念的基础上。一个社会，即使生产力发展程度较高，能够提供比较丰裕的物质产品，但如果社会风气败坏，人们缺乏良好的道德，没有信念，社会上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人们必须靠虚伪才能立足，甚至要靠欺骗才能免于受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的全面发展简直成为一种空想。不仅如此，由于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社会治安状况也必定恶化，人们缺乏一种安全感，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
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上述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固然不行；没有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良好的道德风尚的形成，同样是不行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了人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良好的道德的具备。不管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什么样的解释，对文化知识和道德应当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考核内容这一点，看来并无争议。
我在所著《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们有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愿望。人们在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感觉到个人生活的改善同周围的人的生活的改善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个人的生活改善了，但如果周围的人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从而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比从前更不安定了，那么这也很难说明生活质量是否真的有所提高。”
这一段实际上涉及了道德规范同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问题。
道德是一种规范，它不仅是对个人的一种激励或约束，而且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原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改善，也就是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但如果他生活在一个缺乏良好的道德风尚、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感、个人缺少安全感的环境中，如果周围的人的生活状况在恶化，那么无论如何他的改善生活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难道单单自己有吃、有穿、有住，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就叫做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就算幸福了？恐怕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缺少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人际关系之中缺少道德规范的条件下，很难把这称做幸福或生活质量的提高。
再说，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环境，至少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假定社会的道德沦丧，人们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顺应那种不说假话就难以自保的潮流，吃得、穿得、住得再好，难道精神上就会舒畅、痛快？生活质量就会上升？人离不开群体，离不开周围的人，离不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懂得了这些，对道德力量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也就易于理解了。
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优良的社会风尚的形成。要形成优良的社会风尚，必须在社会上建立对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的道德约束。道德约束对于优良社会风尚的培育有着重要作用。
如上所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各个行为主体自身没有道德约束，相互之间也缺少必要的道德约束，社会肯定是无序的，经济生活肯定是紊乱的，社会风气也肯定不正。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缺少道德约束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因为行为主体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
这里所说的行为主体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包括在内。比如说，投资者不愿投资；消费者只顾眼前，不顾将来；职工认为未来是不可知的，得过且过，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学生不愿好好学习，因为前途未卜；等等，都表明预期的紊乱。人们预期的紊乱必然导致行为短期化。当然，造成预期紊乱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道德约束的缺乏和社会风气的不正也是原因之一。行为短期化的结果必然是资源配置的扭曲、资源使用效率的下降。因此，通过道德力量的调节，通过道德规范的建立和优良社会风尚的培育，将有利于行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防止出现因预期紊乱而导致的行为短期化。
社会风尚有形或无形地对人们进行信念的引导。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引导尤为重要。在市场机制与政府部门共同进行调节的条件下，对企业和个人这些行为至少有以下两种类型的引导：一是市场本身的引导，二是政府所进行的引导。市场的引导可以归结为利益引导，它是以人作为“经济人”为前提的，因为人作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力争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政府的引导可以归结为目标引导，但也不排斥利益引导。这就是说，政府在进行引导时，主要也以人作为“经济人”为前提。既然人作为“经济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要趋利避害，所以政府就有可能采取措施，把人引导到政府希望达到的目标方面去，这样，个人的利益可以得到保证，政府预定的目标也就能实现。至于个人，他总是从代价和收益两方面来考虑。如果不遵照政府的政策措施，代价就大，收益就小，如果遵照政府的政策措施去做，收益就大，代价就小。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对个人的目标引导与利益引导可以相容、统一。
但要知道，人不仅仅是“经济人”，人还是“社会的人”。政府要让人们懂得，什么是值得去做的，什么是不值得去做的；什么是应该争取实现的，什么是不应该实现的。这种引导就是信念引导。政府也对人们进行信念引导，但政府的信念引导体现在目标引导之中。政府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来引导人们把实现政府预定的目标作为一种信念。在政府调节中，不可能有脱离政府目标的信念引导。
信念引导实际上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是道德力量调节的任务。独立存在的信念引导由个人自身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来进行。个人会有自身的目标，群体也会有自身的目标，独立存在的信念引导在不同程度上同个人的目标或群体的目标有联系，但由于个人目标或群体目标毕竟不是政府目标，因此个人自身的信念引导与群体的信念引导毕竟不同于体现在政府的目标引导中的政府信念引导。比如说，信仰某种宗教，可以给人们以一种信念引导，后者可以独立存在。又如，恪守某种待人处世原则，也可以给人们以一种信念引导，后者同样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与来自政府的、个人的、群体的信念引导往往是相互促进的。社会风尚本身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功能，它能够使人们产生某种信念，或加强某种信念，或转变某种信念。而信念引导又会对社会风尚的培养产生积极作用，进而通过社会风尚的发扬对社会的资源配置发生作用。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社会风尚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发生影响，进而通过消费支出数量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影响资源配置。这是因为，消费是有示范效应的，而示范效应则具有社会性。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从消费行为中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说，奢侈性消费是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中的一种，它会对社会风尚产生消极的影响，以至于某些消费的支出超过了与个人收入或财力相适应的程度，或者，奢侈性消费所占用的资源过多，使社会本来有限的资源用于不合理的方面。又比如说，在社会上经常存在一种迫于落后的习惯势力而不得不令人屈从的消费陋俗，如为死者大办丧事，修造坟墓，甚至为活着的人预修坟墓，或婚前高索彩礼，大置嫁妆，嫁娶之日大摆宴席，耗资惊人。消费陋俗代表一种落后的文化，但家境贫寒的人则难以违背习惯势力的无形压力，由此所形成的消费行为显然对资源配置是不利的。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社会风尚对国民素质和效率的影响，国民素质在优良的社会风尚影响下的提高，效率在优良的社会风尚影响下的增长，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国民素质既包括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也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又会对优良的社会风尚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
历史经验已充分说明，一个国家在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应当及早注意经济逐渐发达以后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并及早采取措施来加以预防。这里所说的社会问题，包括了如何使人们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的条件下日益充实生活的内容，使生活更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发达的社会不应当只是一个单纯追求物质产品而精神空虚的社会。在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要、发展自身的需要也应得到满足。社会风尚不应该滑坡，而应该朝着更好、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都属于道德力量调节的任务。
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将不断发生变化。但社会变化本身是一回事，社会成员对社会变化的认识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混同。这是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自然界发生的变化可以被人们观察到、认识到，人们能发现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性，然而自然界并不因它被人们认识而改变自己的活动规律。社会与此不同。社会活动是人们进行的活动，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逐渐认识了社会。人们不但会察觉、认识社会的变化，而且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社会的变化。人们还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社会，从而社会的活动作为人们进行的活动，在被人们察觉到、认识到之后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人与社会是双方连续彼此影响、彼此适应的，社会在调整中前进，人在适应中发展。社会风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人自身的影响，正是在社会与人的相互适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良的社会风尚一方面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行为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优良的社会风尚影响下，人们的行为规范了，认识提高了，从而也有助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的解决。
毫无疑问，优良社会风尚的培育和形成要比一个企业或一个社区的管理或文化建设困难得多。尽管从表面上看，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是没有硬性指标的，而且也难以选择若干硬性指标作为考核优良社会风尚是否形成的依据。也就是说，优良社会风尚具有较大的弹性。但如果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就是：社会成员的文化程度越高，道德水准越高，社会成员越热爱生活，越关心其他人，越支持公益事业，那么优良的社会风尚就越容易形成，也越容易发扬。一个企业、一个社区的管理或文化建设如果有成效，对优良社会风尚的培育是有帮助的，但这代替不了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以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
人自身的发展同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发扬也是相辅相成的。当人的追求走向更高层次时，人的社会责任感会逐渐增大，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思想将对社会起着有益的示范作用，这些都将有助于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发扬。
在这里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需要澄清，这就是，认为经济不发达时，人的自身发展受到限制，国民素质的提高受到限制，从而优良的社会风尚也缺乏形成和发扬的前提。这种认识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它把优良社会风尚的培育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了，似乎经济发达是培育和形成优良社会风尚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在有些经济很不发达的地区（包括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的经济十分落后的阶段），以及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发展相对滞后的某些偏远的乡村里，社会风尚可能是很好的。优良的社会风尚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但历史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风气的败坏常常发生在经济不发达状态开始走向经济发达的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外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增大了，其中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加之，在转变阶段，这个国家或地区原来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在解体中，新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则在形成中，社会的分化与重组可能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于是社会的风俗习惯、居民的心理状态、社会的崇尚和评价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激烈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风气既有可能朝坏的方向变化，也有可能朝好的方向变化。这涉及对这些变化的评价问题。假定只从原来的社会组织与结构、社会的崇尚与习惯的角度来看，可能发现不了社会风气朝好的方向的变化，所看到的尽是社会风气朝坏的方向的变化。假定换一个角度，即从将要达到的社会发展状态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发现不了社会风气朝坏的方向的变化，所看到的尽是社会风气朝好的方向的变化。客观地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经济不发达状态向经济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中，社会风气变好或变坏这两种趋向是并存的，只是社会风气的变坏更容易被人们所察觉，由此产生的问题更明显些，也更易于被人们所议论或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情况一般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往往要等到经济发达和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以及国民素质提高以后才有比较显著的好转，而且单纯依靠经济的增长是不够的，教育和文化建设的作用不可轻视。教育和文化建设将对人自身的发展产生影响，从而有助于减轻经济转变阶段社会风气变坏的程度，并有可能防止社会风气的变坏。
在这里，有必要重提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我在1997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年出版）中与《国富论》（1776年出版）中都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个术语。亚当·斯密的本意是说：由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性，即自发性，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可以促进社会利益的良好的社会秩序。”
应当说，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主要是针对市场调节而言，而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既包括了市场规律的作用，也包括了道德情操的作用。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在荷兰哲学家孟德维尔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即已出现。
但孟德维尔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即正如《蜜蜂的寓言》一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私人的恶德即公众的利益。在孟德维尔看来，个人的贪婪和自私行为，促成了社会的繁荣，而个人放弃邪恶，清贫自守，却会带来社会的萧条。亚当·斯密是不同意孟德维尔这一观点的。他认为，所谓“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的说法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体系、一个“放荡不羁的体系”。人，在亚当·斯密的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只顾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人还必须遵守规则，必须尊重他人的利益，必须具有同情心。关于这一点，赵修义教授作了很好的阐释。他指出，在亚当·斯密的体系中，“一方面，他肯定了人们对自身利益和幸福的追求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强调这种追求必须是合宜的，也就是必须符合社会一般规则，而不是无节制和贪婪的”。
那么，亚当·斯密的这两本书在自己的体系中是如何统一的呢？赵修义分析道：“斯密期望，经由市场达致富国裕民，必须与道德的维系和提升一致起来。他对此持乐观的态度，相信‘富之路’与‘德之路’能够统一。”
这种对亚当·斯密体系的解析，我认为是符合亚当·斯密本意的，也是有新意的。当然，在这里还应提到的是：虽然亚当·斯密并未提出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但他一直重视市场规则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在市场交易领域中，不遵守法律的结果和不讲道德的后果同样严重，同样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