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习惯与道德调节的性质

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通常被称做“无形之手”。政府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另一种方式，通常被称做“有形之手”。那么，习惯与道德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究竟是“无形之手”还是“有形之手”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让我们从资源配置调节方式的性质来着手分析。

从习惯与道德调节的性质来看，它是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市场调节之所以被称做“无形之手”，因为市场调节所依靠的是市场供求机制，从性质上说是一种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调节，是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反复较量、反复起作用的结果。政府调节之所以被称做“有形之手”，因为政府调节是政府部门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所进行的调节，它依靠的是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从性质上说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调节，是市场外部的行政力量对经济起作用的结果。习惯与道德调节同市场调节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习惯与道德调节同政府调节相比，也是既相似，又有区别。所以从性质上说，习惯与道德调节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

习惯与道德调节同市场调节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也来自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而不像政府调节那样由来自外部的行政力量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影响资源配置格局；另一方面，它同市场调节一样，使资源的配置自发地、逐渐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不像政府调节那样一开始就想建立某种有序状态，其实，这种所谓的有序还只是政府心目中的有序、计划中的有序，不一定等于实际经济生活的有序。政府调节的结果可能真正有序，也可能依然无序，甚至还有可能把本来多多少少的有序变成无序。

习惯与道德调节同政府调节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政府调节还是习惯与道德调节，都同人们的自觉行动分不开，都表现为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对于资源配置的一种人为的引导、调整或约束，而不像市场调节那样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在谈到对社会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的人为的引导、调整或约束时，也应当注意到两者的下述区别，即在政府调节之下，调节者是政府，它表现为一种外部的行政力量，而在习惯与道德调节之下，调节者是行为者本身，或者是行为者认同并参加的群体，也就是说，在政府调节之下，是由外部的行政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进行人为的引导、调整或约束，而在习惯与道德调节之下，则是由社会成员自己来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由他们自己来约束行为。

正由于习惯与道德调节既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相似，又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不同，所以它既相似于“无形之手”，但又不等于“无形之手”；它既不等于“有形之手”，却又与“有形之手”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它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假定“无形之手”为一端，“有形之手”为另一端，两端之间有一段距离，那么习惯与道德调节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可以这么说，有时习惯与道德调节比较接近“无形之手”，有时则比较接近“有形之手”。或者说，习惯与道德调节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些形式距离“无形之手”近一些，有些形式距离“有形之手”近一些。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习惯与道德调节表现为行为者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为的自我约束或相互约束，这种约束来自行为者自身，来自行为者对群体的认同，来自行为者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坚持。在不同的场合，这种约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且约束的力度有大有小。约束形式的不同和约束力度的不同，使得习惯与道德调节在“无形之手”这一端与“有形之手”另一端之间游移不定，其位置或者靠拢这一端，或者靠拢那一端。比如说，假定习惯与道德调节的约束力较强，例如体现于乡规民约、行会章程之类的形式中，它就比较接近“有形之手”；假定习惯与道德调节的约束力较小，例如体现于行为者的自律、群体对某一成员的劝说之类的形式中，它就比较接近“无形之手”。应当指出，接近、靠拢毕竟不是相等、一致。而且，接近这一端必定远离另一端，这样，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习惯与道德调节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不管约束的力度如何，它始终位于市场调节（“无形之手”）与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之间。

从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角度看，习惯与道德调节往往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比如说，有的民族实行火葬，有的民族实行水葬，有的民族实行土葬，还有的民族实行天葬。实行某一种葬法的民族总认为自己的葬法要优于其他葬法，认为这是尊重死者的葬法，而认为其他各种葬法不可思议。能认为究竟哪一种葬法最为尊重死者？很难说清楚，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行之多年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然而，尊重死者却被所有的民族认为是必要的。不同的葬法，只不过是不同的尊重死者的形式而已。

二、习惯与道德调节的形式之一——企业文化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再做进一步的考察。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影响，已被研究者们所注意到。企业文化建设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既不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也不是政府调节的内容。企业文化建设是习惯与道德调节的表现，也是习惯与道德调节作用的成果。

企业文化对微观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影响首先表现于对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在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仅由人力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力的素质来表示，人力的素质体现在技术水平、知识面、体质、精神状态等方面。在人力数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人力的素质越高，越能反映人力资源的充裕。人们常问道：什么是经济发展、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资本、技术、信息都很重要。但资本是靠人来筹集和运用的，技术是靠人来改进和操作的，信息是靠人来收集和加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在资本的筹集和运用、技术的改进和操作、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否则资本、技术、信息的作用也就发挥不出来。因此，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人。如果社会的物质财富被破坏了，但只要人还存在，体现在人的身上的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仍然存在，那么很快就会有新的物质财富来代替被破坏的物质财富。如果失去的是进取精神、开拓精神而不是物质财富的话，那么财富将会枯竭，社会将陷于贫困，经济将一蹶不振。

就一个企业来说，企业能否兴旺发达，同企业人力素质的高低、企业成员是否具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体现于企业的每一个成员身上。这种素质可能在某些人身上较为明显，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可能不明显。企业文化建设的成绩主要是使进取精神、开拓精神在企业各个成员身上都能强烈地表现出来，并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动力。这反映出企业人力素质的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丰富。

进取精神、开拓精神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主要不是靠市场调节而来，尽管市场调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人们进取与开拓。这也主要不是靠政府调节而来，尽管政府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人们去进取、去开拓。在一个企业内部，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形成，除了同每一个成员在进入企业以前就已具备的素质有关之外，主要依靠的是企业对成员进行的教育和企业文化环境对成员的影响，习惯与道德调节在这里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能够起的作用。

企业成员组成一个群体。人际关系的融洽对于企业效益的增加和企业凝聚力的增强也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企业内部不团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摩擦、不协调，甚至钩心斗角，车间之间、班组之间、职能部门之间如果互不服气、不合作，那么不仅资源优势无从发挥，而且一定会带来低效率、负效率，使企业遭受损失。对这样的问题，可以从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两个角度来解决。加强企业管理，严明企业纪律，有助于明确企业内部各单位、各个岗位的人员的责任，以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则有利于企业成员之间关系的协调，增强凝聚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一方面可以由此达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大企业竞争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可以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环境，对以后进入企业的人员施加影响，提高他们的素质，激发他们的进取精神、开拓精神。这些正是习惯与道德调节的体现，也是习惯与道德调节的成果。

从习惯与道德调节的形式之一——企业文化——的性质来看，它同政府调节虽有相似之处，但却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调节。在政府调节之下，政府运用调节手段来影响社会经济中产品和劳务的供给量与需求量，影响成本、价格和利润，并导致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格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虽然也能产生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影响资源配置格局等结果，但企业所采取的调节方式与政府所采取的调节方式不一样。具体地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政府调节之下，当政府的调节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影响时，企业在这方面实际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政府的调节是直接的，那么不管企业自身如何考虑，企业都不得不接受这种调节。即使政府的调节是间接的，但由于政府的间接调节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价格和利润发生影响，从而企业也需要考虑这些影响，并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由此发生的变化。然而企业文化则是通过企业成员自身的努力，从企业内部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的。企业在这种调节中处于主动的地位。企业的这种主动性表现为：企业不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起不了多大作用，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就不会有什么影响或影响很小；反之，企业越是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越有成效，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就越大，企业的效益也就越有可能增长。

第二，在有关效率的研究中，要区分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生产效率是指企业投入与产出之比，反映的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指资源配置是否合理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效率。资源配置合理，效率得以提高；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必定下降。X效率是指由于投入产出比例与资源配置以外的原因而产生的效率或低效率。X低效率就是一种尚未查明原因的效率损失，它与个人的努力程度不足有关，与人们之间的不协调有关，也与企业目标同职工目标不一致有关。 这就是说，即使采用了先进的设备而且资源配置得当，但只要职工的积极性不高、混日子、出工不出力，或企业内部人心涣散、各有各的打算，那就照样会出现低效率，即X低效率。市场调节作为“无形之手”，能影响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但对X低效率的形成或消除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政府调节作为“有形之手”，也能影响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但同样解决不了X低效率问题。能够对X效率或X低效率产生影响，并能减少或消除X低效率的，主要是习惯与道德调节。企业文化作为习惯与道德调节的一种形式，不仅可以影响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影响X效率，使X低效率减少或消除。为什么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难以对X低效率发生作用，而习惯与道德调节则有可能减少或消除低效率呢？这是因为，X效率的高低同人的积极性是否发挥、一个单位内部人际关系是否协调有关。这是习惯与道德调节起作用的范围。企业文化作为习惯与道德调节的一种形式在减少或消除X低效率方面之所以能起作用，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本章第二节曾专门对非交易领域内的关系和活动作了考察，并指出在非交易领域内起作用的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政府调节，而是习惯与道德调节。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可以把社会经济生活分为交易领域和非交易领域，但这两个领域彼此会发生影响，并且两个领域的活动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市场调节只是在交易领域内起作用，政府调节也主要在交易领域内起作用，政府调节并不介入非交易领域而只是为非交易领域内的活动划定法律的边界，因此，唯有习惯与道德调节在交易领域和非交易领域这两个领域内都发生作用。企业文化作为习惯与道德调节的一种形式，正具有市场调节或政府调节所缺乏的在交易领域和非交易领域都起作用的特点。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非交易领域内的人际关系协调了，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肯定会对交易领域内人际关系的协调和个人积极性的发挥起积极的作用。同时，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是形成一个企业独有的企业风格、企业精神、企业目标，这些都要依靠交易领域和非交易领域内习惯与道德调节发挥作用，这也是市场调节或政府调节无法完成的使命。

以上我们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习惯与道德调节的特点。除企业文化而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也都与企业文化相同，都有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们焕发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以及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作用。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作为习惯与道德调节的形式，同样应当引起重视。 EQK1YQpJONf7K54ODHLSiqGe2lRf6UMbqR7oyHkQ+8J/cSlPJ6vWM8USu37RRx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