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保护生物学和一般的自然科学,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在环境伦理学和自然美学两个当下十分热门的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于前者,他提出了愈久弥香的土地伦理想法;对于后者,他强调个体在与大自然相处之时注入审美因素。这两门学科对于应对当下的环境危机、自然缺乏症、现代性狂奔等,都能提供必要的启示。
据我所知,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只翻译过利奥波德的一部书,即他最重要的《沙乡年鉴》( A Sand County Almanac ),但有多个版本。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算是第二部,它是一部文集,书名“环河”是循环流淌之河的意思。《环河》中的部分文章曾经收入扩增版的 A Sand County Almanac 中,于是此前中国读者也曾间接知道本书的一些内容。1996年科学出版社推出邱明江先生的译本《原荒纪事》依据的是牛津大学1966年的英文版本,其中第三部分收录的文章部分属于《环河》中的篇目。
另外在1999年,此时利奥波德已过世半个世纪,还出版了两个文集:(1)《为了土地的健康:未发表的短文及其他文本》 ,包括53篇短文,其中有12篇以前未发表过。(2)《利奥波德典藏:引语与评注》 。这两本目前均无中译。利奥波德代表作更完整的版本当属迈恩(Curt Meine)精心编辑的 A Sand County Almanac & Other Writings on Conservation and Ecology ,它列在Library of America丛书第238号,全书832页。希望某一天,有人愿意把它译成中文出版。
与《沙乡年鉴》和《为了土地的健康》一样,本书也是一分为三的结构。三明治的主体是一些相当于日记的简明记述,两侧则包有优美、睿智的哲学和美学散论。
环河是不可能的。比如,埃舍尔的版画《瀑布》所描述的场景违背自然规律,水在自然条件下不可能自动循环流动。显然,环流说的是威斯康星的一则寓言。传说伐木英雄班扬(Paul Bunyan)找到了这样一条河,传奇般地用水流运送砍下的木材。利奥波德用这则寓言说明,威斯康星的大地本身就是一条循环不已的大河,在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或他所强调的共同体(community)中,各个组成部分彼此依存,无休止地演化着。生态学在与达尔文演化论所描述的现象相垂直的另一个平面上考察事物的变化。岩石风化成土壤,土壤中长出了橡树,橡树结出了橡实,橡实喂养了松鼠,松鼠成为印第安人的食物,人去世后化作泥土,于是物质循环又开始了。此链条在细节上可以变化,但不能变得太快,否则会因不适应而出现许多问题。在利奥波德看来,生态学虽然早就提出来了,但生态思想在全社会流行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生态学到将来才可能真正畅行无阻。生态学注定要成为关于环河的学问,它姗姗来迟,要把我们关于生命物质的集体知识转变成关于生命航行的集体智慧。说到底,就是保护。”
利奥波德在生态学或环境伦理学领域提出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思想:人们应当认同并融入不断扩大的共同体。这一思想通过“土地伦理”一文以“非论证的论证形式”,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让自己归入更大的共同体是可能的。我说“非论证”是指他用的是讲故事、比兴的手法,而非演绎逻辑的“必然得出”。的确我们无法用数理逻辑严格推导出利奥波德的结论,但历史进程、无数事例以及人作为人的修养,使得我们可以并且几乎必然地同情他的结论。
《环河》刚出版,就有多家杂志刊出评论,如《野生动物管理杂志》和《牧场管理杂志》。
户外活动家决不会失望,书中的许多片段或许能引起强烈共鸣,让自己回忆起激动人心的场景;那些喜欢《沙乡年鉴》中的哲学洞见的读者也不会失望;那些想找寻野生动物保护思想的人,也能有收获。“对此书,不同人会欣赏不同的侧面。” 书评中评论人也喜欢摘录一组名言警句加以品评。在利奥波德的作品中找警句,绝对值得而且相对容易,因为富含哲理并且基本押韵的精彩论述俯拾皆是。
结合本书,关于利奥波德可以讨论许多方面,不过在此,我只想论及狩猎和博物学家身份两个问题。
利奥波德是一位出色的猎手。本书有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他与家人和同伴打死这个又打死了那个。这会令读过《沙乡年鉴》的人非常震惊:这是一个人吗?他不是提倡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吗?他怎么能够那样随心所欲地枪杀、设陷动物?
没错,是一个利奥波德。
“那么,这里不是存在明显的矛盾吗?你不觉得他虚伪吗?”指责其虚伪是用来攻击环保人士、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利剑、常用手法。可惜这对利奥波德不管用。
在回答可不可以狩猎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另一位著名博物学家普里什文对打猎的看法。注意他的称号也不少,如“伟大的牧神”、“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普里什文称,只有真正的猎人才能充分把握对大自然的复杂情感。“道地纯正的猎人其实是人形鹞鹰种群”“鹞鹰不啄食自家花园的鸟。这也是事实,在我们的花园里,我们这些猎人,也不会杀戮和捕猎。剩下的便是要揭示出,我们的森林意味着什么,身为嗜好打猎者,我们要在那里培育动物,使得我们的森林、田野、河川日渐富足。” 为此普里什文还举出若干狂热猎手,在科学界有米克卢霍·马克莱、普热瓦尔斯基,文人中有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普里什文自豪地说,“出色的猎人使自己喜好的猎事成为认识和颂扬自己故乡的一种方式。” 在“猎人”一文中,普里什文提及一位结伴而行的老上校。上校发现打猎很费钱,不得不放弃这一嗜好,转而爱好摄影。“有时候,我觉得,上校每按动一下照相机的快门,就会体验一次扣动猎枪扳机的那种快感。” 在英文中shot这个词本来就可用来表示扣扳机和按快门,其实两者可以让人有相似的心理感受。顺便一提,利奥波德也讲过,“相机是为数不多的寄生于野性大自然的无害产业之一。”
有人可能认为,这有狡辩的嫌疑。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质疑者会问:博物学家到底能不能打猎?奥杜邦这样的人猎杀了那么多鸟还能算优秀的博物学家或者自然保护主义者吗?回答是:有时可打,有时不可打。别人可打,你可能不可打。道理讲起来复杂些,但也不是讲不明白。比如,奥杜邦、普里什文或利奥波德自由自在打猎时,野生动物足够多,狩猎并非了不得的事情。到了现在,能不能打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非一律不可。比如因纽特人可以猎鲸,而日本人却不可以,即使以科研的名义捕鲸也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抗议。另一方面,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东京附近,猎鹿也是可以的,而且应当受到鼓励,因为野外鹿群过分繁殖,大范围啃咬树皮,已经对生态造成破坏。
有些情况也是可以适当解释的。第一,利奥波德的本行是“猎物管理”,他写过这方面的专著。他在“像山那样思考”一文中已经讲了物种平衡的重要性。狩猎“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第二,理论上《沙乡年鉴》应当是《环河》的续篇,而实际顺序正好倒了过来。有人认为利奥波德有一个思想转变、成长过程。此书表现出对猎杀郊狼、山猫、狐、反嘴鹊的欣赏,场面甚至有些血腥、暴力 ,而成熟的利奥波德有些收敛。第三,利奥波德主要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与另外一些人侧重从动物权利角度考虑问题是有区别的。在环境伦理学的背景下,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观念有相当的张力。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大致属于前者的范畴,而动物权利则属于后者,它们之间有矛盾是可以理解的。第四,利奥波德生前并没有发表这些短文、札记,也许他根本不想把它们公诸于世。不过,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些让步性的解释。我觉得利奥波德的想法并无本质变化,他的思想也是逻辑自洽的。
利奥波德的叙述中,不时流露出对原始人类作为动物之生存本能、人对大自然的感知和审美愉悦的赞美,他也明确指出户外休闲是一种返祖现象,体现着一种对比价值。狩猎具有文化价值,从色诺芬到老罗斯福都肯定了这一价值 。猎人也有猎人的道德,“猎人的道德,就是一种自愿的对使用这些武器的限制。”
我倒是认为,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环河》应并读,表面的矛盾和张力可以检验读者的理解力。只有读者自己解决了理解上的困境,才有希望真正理解利奥波德的非凡思想,才有能力具体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如果他的思想那么好理解,为何这些思想之前没人提出,之后又很难超越呢!
理解利奥波德及其思想,需要想象力。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需要创造力。
利奥波德成名后,头衔不断增加。比如林学家、生态学家、保护主义者、科学家、环境伦理学家、思想家等。有人强调他作为土地经济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的身份。利奥波德与韦尔温(George S. Wehrwein)等土地经济学家有密切交往,关于土地的使用给出了重要洞见,他们还就康恩谷(Coon Valley)流域保护合作过。不鼓励纯粹的市场行为,利奥波德除了强调政府的持续管控,还求助于个人土地伦理,强调一种个人责任,即生态良知(ecological conscience)。除了荒野区之外,这种土地伦理与经济学家谈论的明智的多元土地管理(wise multiple-use land management)思想非常接近 。“保护教育必须做到的是,为土地经济学提供一根伦理支柱,为理解土地机制提供一种普遍好奇心。” 在利奥波德眼里,土地(land)不同于地块(terrain),要比后者含义多得多。土地包括本地的植物和动物,维持它们的土壤和水分,以及依靠这些共同体过富裕而健康生活的百姓 。1998年,《沙乡年鉴》出版50周年之际,《野生动物学会会刊》出版纪念专号,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利奥波德是一名保护生物学家” 。
其实在我看来,利奥波德最主要的身份是博物学家(naturalist),他自己明确自称为博物学家,梭罗、缪尔和卡逊也一样。安德森的博物学史著作《彰显奥义:博物学史》第15章的标题就是“从缪尔和亚历山大到利奥波德和卡逊”。“对利奥波德而言,在扩展和亲密的意义上直接接触野外,不仅对于狩猎是一项关键要素,而且对于个人成长和发育也是重要的。” 相对于实验室操作,博物学家更热衷于户外体验、观察、记录和分类。
科学类杂志怎么看?
美国《科学》杂志在一则简短的消息中称利奥波德为博物学家和野生动物专家 。《生物学季评》1989年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博物学家利奥波德的人生与著作” 。动物学家赫尔曼教授在一篇题为“野生动物生物学与博物学再融合正当时”的文章中说得直截了当:“利奥波德是野生动物管理的圣徒。他是博物学家和自然历史学家(a naturalist and a natural historian),也就是说他在博物学领域既做研究也从事创作。他追随达尔文及一系列伟大人物。今天,E.O.威尔逊或许是最杰出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使生物学和整个世界发生了革命,他奠定了所有相关领域的基础。利奥波德则定义了我们专职的本性并深深地影响了其发展。达尔文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最有成就的博物学家,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成名。而另一方面,利奥波德未能享有这个标签,因为到了20世纪早期,博物学家这个术语已经不再流行。” 赫尔曼教授在论文摘要中讲:“我发现,足够充分的证据表明,野生动物管理这门学科已经远离其根基,并显示出营养不良的迹象。它已现出一些病症,包括技术上瘾、贪恋统计、自恃专业,以及将研究与管理视作等同的妄想。野生动物管理这门学科始于应用博物学,其多数大佬级实践者都是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非常熟悉他们所负责的自然景观和生物。有多种理由相信,特别是考虑到此专业在新世纪中的角色转换,野生动物专业应当重返其博物学之根,并因此嫁接而获得新生。”
为什么强调缪尔、利奥波德、卡逊等人的博物学家身份?因为我认为,这是他们在各自时期与主流观点不同,提出有想象力的、事后许久才被广泛认可的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博物学家视野更宽广(也不是全部),更容易(不是必然)看到大尺度上的演化趋势。
博物学的认知就“单点深度”而言,远比不上当代的还原论工作者,但是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与大自然密切接触,他们对世界有宏观的、整体的把握。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博物学家通常拥有“好感觉”,这也是博物派能在19世纪末关于地球年龄的大争论中最终取胜的似乎唯一可信的解释。好感觉的获得需要在具体环境下日积月累。如利奥波德所言,“感知是既不可能用学位,也不可能用美金去取得的。”
希望此书的出版,会引起中国学界关于生态保护的更多讨论。更希望利奥波德的思想能够走出学界,直接影响轰轰烈烈的大开发实践和多少有点不知所措的生态文明建设。
我接触利奥波德的文字,受到我的同事苏贤贵博士的多种帮助,我们多次聊过利奥波德。我手边的英文版《沙乡年鉴》就是从贤贵那里复印的,利奥波德的文字美极了。上面的介绍文字写成后也专门请贤贵帮助减少错误。贤贵对梭罗、利奥波德、卡逊等博物学家都有深刻的理解。非常感谢贤贵!
刘华杰
北京大学教授
2015年12月18日于河北崇礼,
20日于北京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