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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传》的故事主线依然是西天取经路，但与《西游记》不同，《悟空传》重在写“心理”而非“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关于九九八十一难的历险故事，而是师徒五人叩访真经的心路历程。作者深入剖析了每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始终围绕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为何成佛？如何成佛？何苦成佛？
作者对命运的执着追问，使得《悟空传》的人物群像立体而饱满：“唐僧是带着五百年前记忆的如来弟子金蝉子，他为了指出佛祖的谬误不惜放弃一切所得的功业再次转世寻求真理，他是个真理的执着者；孙悟空成了忘记齐天大圣为何物，一心只为成仙的乖猴儿，一个为目标而非理想奋斗的人；猪八戒由于不肯放弃前世的记忆而根本不相信玉帝，却又不得不按照玉帝的指示护送唐僧西游，一路上，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辛酸种种都被他当做笑话在不经意中表达，他是生活中那类不得已而必须为之的人；最悲剧的是沙僧，为救王母娘娘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凡，自以为努力找回琉璃盏的所有碎片就可以重回天界，殊不知玉帝贬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他监视悟空，一生辛苦却不知为何忙碌的人；再算上一只为爱痴狂的白马，五个人组成的西游团队正可以代表一个社会，而五个人的结局也无不暗示了社会人的最终结局——无法超越的社会存在和宿命的悲剧。”
读者“林间的猴子”把小说主题归纳为“宿命”二字，这在《悟空传》的粉丝评论中极具代表性，“宿命”也是最常被读者粉丝提及的关键词之一。所谓“宿命”，是指生命的局限性，即我们的青春敌不过衰老的局限，我们的自由意志也敌不过社会规训的局限。《悟空传》里的角色之所以给人宿命悲剧感，正因为他们的根本理想不是“成佛”，“成佛”不过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规定，他们知道“西游”是虚伪的，但却无力抗拒。
西游果然只是一个骗局。
没有人能打败孙悟空。能打败孙悟空的只有他自己。
所以要战胜孙悟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怀疑他自己，否认他自己，把过去的一切当成罪孽，把当年的自己看成敌人，一心只要解脱，一心只要正果。
然而，在神的字典里，所谓解脱，不过就是死亡。所谓正果，不过就是幻灭。所谓成佛，不过就是放弃所有的爱与理想，变成一座没有灵魂的塑像。
毫无疑问，这是《悟空传》最悲情也最动人的段落之一，借由孙悟空的内心独白，今何在从根本上取消了“西游”的合法性，质疑了“成佛”的正面价值，最终收束于繁华落尽的虚无主义情调，极具煽动性。然而，我们必须追问的是：明知骗局，何必西游？当“成佛”沦为“理想”的反义词，当“西游”沦为自甘平庸与自我放逐，孙悟空为何不能像从前一样奋起反抗呢？他为什么毫无行动力？困住其无边法力的“紧箍咒”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对秩序的服膺与忍受（而非反抗），才是《悟空传》的真正命题。对此，今何在于文本中给出的解释是“失忆”，即由于失去“大闹天宫”的前世记忆，孙悟空便忘记了自己是谁，所以才会驯服得像一条狗。可正如《大话西游》一样，这种“前世今生”的叙事策略（或曰修辞）不过是为了延宕那个脚踏七彩祥云、现出悟空真身的高潮戏时刻，而所谓“失忆”也不过是一种“选择性遗忘”，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压抑”。对于“大闹天宫”，孙悟空无法想起，也不愿想起，因为“抵抗”的逻辑在当今世界已然不再可能。《悟空传》对抵抗性记忆的放逐，正是它与现实达成和解的前提，只有忘记“大闹天宫”，才能安心“西天取经”。
《悟空传》完美诠释了齐泽克的“启蒙的绝境”：“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
当整个社会文化走向犬儒，民众不爱真理，只爱“鸡汤”；他们不要悲观的清醒，只要温暖的慰藉。如果十年前的今何在仍纠结于要不要抵抗，那么十年后的他早已放弃抵抗。在2011年《悟空传（完美纪念版）》的序言中，今何在以“在路上”为题，用人生导师的“过来人”口吻如此劝慰读者：十年后，今何在将“西游”阐释为“道路”，这实在意味深长。这段“肺腑之言”至少包含两种意思：其一是时间的维度，即人生必将虚无，理想终将逝去，故“西游”的基调一定是悲观的；其二是空间的维度，即“在路上”的真义不在终点，而在道路本身，不求结果，只问过程，于是“西游”又被裹上了一层糖衣。今何在用所谓的“在路上”提醒读者：与其在“小时代”中渴求“大人物”，不如在“大悲观”中保持“小乐观”。这种化“大悲观”为“小乐观”的鸡汤逻辑，不仅是对“在路上”这一能指意涵的混淆，更是对1960年代历史文化语境的“降维”表述。
我心目中的西游，就是人的道路。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西游路，我们都在向西走，到了西天，大家就虚无了，就同归来处了，所有人都不可避免要奔向那个归宿，你没办法造反，没办法回头，那怎么办呢？你只有在这条路上，尽量走得精彩一些，走得抬头挺胸一些，多经历一些，多想一些，多看一些，去做好你想做的事，最后，你能说，这个世界我来过，我爱过，我战斗过，我不后悔。
在此，我们有必要把“在路上”视作一种“话语”，并对其进行知识谱系考察，因为任何话语的形成都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解析其历史嬗变，才能洞见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变革。“在路上”首先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在路上》（1957）描绘了战后美国青年浑浑噩噩的精神空虚，它被认为是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和“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品，其核心文化症候是自由与反叛，是对一切秩序、规范的彻底拒绝。同时，“在路上”又联系着诞生于二战后、鼎盛于1960年代的一种美国电影类型，即“公路片”，尤以《邦妮和克莱德》（1967）与《逍遥骑士》（1969）为代表。“公路片”以汽车或摩托车为主要交通工具，旨在用路途来表达人生感悟，主角往往因生活挫败而展开一段自我放逐的心路历程，其文化底色依然是1960年代世界青年的反秩序诉求。
然而，随着1960年代的终结，“在路上”逐渐被置换为“公路”。“公路”作为一种话语变体，将“在路上”原始语境中的“抵抗”改写为“治愈”。于是，青年人“开车上路”的动机不再是反叛，而是疲惫，他们只是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借以暂时摆脱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而在做好心灵按摩之后，他们终将回归家庭。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美国“公路片”，以《雨人》（1988）为标志，那条“反叛之路”正式被改写为心灵救赎的“回归之路”。事实上，自尼克松之后，美国历任总统都在试图修复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家庭观，以防1960年代幽灵的复归。吉米·卡特在1976年的竞选演讲中反复强调“美国家庭出了问题”，乔治·布什更是在1988年骄傲地指出，美国已经从1960年代的“逍遥骑士社会”遗留风气（长发、性爱、吸毒、暴力社会抗议）中成功恢复过来。可以说，在这个保守主义政治时期，1960年代遗留的反秩序诉求与抵抗精神代表了某种具有破坏力的东西，它是民族经济复兴的阻力，是“退步”的。
可见，“公路”的治愈功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稳步上行、都市中产阶级崛起等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公路”直至新世纪才真正成为中国文艺生态的关键词。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都市中产阶层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之下纷纷“逃离北上广”，治愈系公路片也随之成为极具市场号召力的电影类型，如《无人区》（2013）、《心花路放》（2014）、《后会无期》（2014）等，都十分典型地呈现出“公路”这一话语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煽动性。尤其是《后会无期》，韩寒选择“公路片”作为自己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恐怕绝非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后会无期》是网络文学“后西游”故事的精神之子，因为它真正遗传了自《悟空传》以降的中国青春文化的“公路病”。早在2010年，韩寒筹划新作《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时，便与其团队共同提出了“公路小说”的概念。这部小说以一辆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为载体，通过在路上的见闻、过去的回忆、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等各种现实场景来获取一种观察世界的别样眼光。韩寒将“公路”理解为“旅途”，这种治愈系风格直接延续至电影《后会无期》。韩寒声称《西游记》是这部电影的母本，他也将《西游记》视作中国“公路小说”的鼻祖。在2014年7月24日的微博中，韩寒写道：“《后会无期》就像一场各取所需却各自失去的西游记，很多遗憾只能遗憾，有些错过不是过错。”
至此，以“公路”为话语系统，古典名著《西游记》及其当代改写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本序列，它们彼此交叠，构成了中国当代青春文化的一组剪影。韩寒在2014年8月3日的微博中说：“这首朱茵的《追月》是《后会无期》里的一段环境背景音乐。‘青春的心灵百般奇妙，缤纷的思潮，梦中一切没缺少’。是的，它是《大话西游》的片尾曲。它和《女儿情》是《后会无期》对两部西游和过往青春的致敬。”从《大话西游》到《悟空传》，再到《后会无期》，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书写着青春成长，并且塑造了同一种青年形象：叛逆的皈依者，即以叛逆的姿态上路，并最终被社会收编的青年人。这一形象谱系正是索解《悟空传》之精神遗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