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心灵究竟谁支配谁，是人们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哲学家也参与到了争论中，各自的观点南辕北辙，不是站到唯心主义者一方，就是站在唯物主义者一方。虽然他们提出了成千上万条论据，但这个问题依然未有定论。或许，个体心理学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一线曙光。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实际接触到的就是心灵与身体的动态关系。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灵需要同时接受治疗，如果治疗方案的理论基础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达到治疗的目的。此外，理论必须建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要能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生活存在于身体与心灵的互动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从中找到正确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可以缓和、消除上述问题中大部分的紧张感。身体与心灵谁支配谁，不再是方枘圆凿的问题，二者都是对生活的表达，都是构成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生活在于运动，单是身体的发展显然不够。植物扎根于土地，它们无法移动，只能安居一处。因此，如果听说植物有思想，或是有我们能以任意方式理解的感觉，人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就算植物能够预见未来，能看到某件事的后果也没有用。哪怕植物知道“有人来了，再有两步就踩到我头上了”又有什么用呢？毕竟植物还是无法移动，躲不过去。

然而，所有能够运动的生物都能预见并规划自己的行动方向。我们有必要由此推断，会移动的生物都有思想，或者说都有灵魂。

“知觉你当然是有的，

否则你就不会有行动。”

心灵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预见运动的方向。认清这一点是我们了解心灵如何支配身体的基础：心灵设定了身体运动的目标。不时地随机运动毫无意义，所有一切必须要有目标。由于决定运动方向的是心灵，那么心灵就在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身体也会影响心灵，因为做出动作的是身体。有些动作身体已经可以完成，有些则需要额外训练才可完成。无论如何，心灵只能在身体能达到的范围内指挥身体。比如说，在克服身体条件限制之前，我们心中的奔月梦绝不可能实现。

人比其他生物更善于活动。由人类的手部动作看，人类的活动方式比较多。此外，人类也更能利用自身的活动，改变周围环境。由此可知，预判能力是人类心灵发展的巅峰。此外，这种能力还说明，人类以周围情况为基础，正尽己所能，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境遇。

我们还会发现，每个人单独的动作都有单独的目标。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为了感受生活的困难已经被克服，我们在自己周围环境中终于得到了安全与胜利。针对这一目标，所有的动作及表达必须协调统一：心灵必须以实现最终理想目标为导向。身体也是如此，要努力与心灵形成统一的整体。孩子尚处于胚胎阶段，理想的目标就已形成，心灵与肉体就会向着这一目标发展。例如，皮肤受伤后，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在忙着复原。然而，肉体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发挥潜能，心灵也会帮助其发展。运动、训练和一般卫生学的重要性已得到证实，在朝着最终目标奋斗的路上，这些都是心灵给予身体的帮助。

从出生到离世，心灵与身体的协同发展从未间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齐心协力。心灵是发动机，激发身体中暗藏的潜能，让身体在面对种种困难时，都能有安全且优越的感觉。而身体的每个动作、表情和征兆都透露着心灵的目标。人类生而运动。运动中蕴含着某种意义。眼睛、舌头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构成了表情，表情表达了意义——心灵赋予其中的意义。心理学，即是心灵的科学。我们现在已渐渐明白其真正研究的问题了。心理学探索的是个体种种表情的意义，找到完成目标的关键，并与其他人的目标比较。

在获得安全感这一最终目标的路上，心灵必须要让目标变得具体清晰，因此必须时时计算：“朝着目标特定的方向前进，才能最终找到安全感。”当然，整个过程肯定会有错误发生，但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动作。如果我举起手，那我必然心里已经知道为什么举手。现实中，心灵选择的方向可能带来不幸，但心灵之所以如此选择，就是因为它误认为这种选择是最优的。所有心理学上的错误都是因为心灵选择了错误的行动方向。每个人都以安全感为目标，但有些人未能认清安全感所在的方向，所以笃定的动作只会让他们偏离目标，走上歧途。

如果我们看到某种表情或征兆，却没能认出背后的意义时，最好的方法便是先勾勒出简单的动作。以偷窃行为为例：偷窃，即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首先，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一动作的目标。偷窃的目的是让自己变得富有，通过获得更多感受更大的安全感。这一动作背后的原因是穷困感及贫乏感；其次，我们要了解该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为什么会有穷困贫乏之感；最后，我们要观察该个体是否采用了恰当的方式改变周围环境以克服上述感觉、他的动作是否遵循着正确的方向以及他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方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无需指责他的最终目标，但我们可以指出，在使目标清晰化的过程中，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我们把人类对环境的改变称为文化。文化是所有动作的结果，即人类心灵激发身体所做动作的结果。心灵启发我们的工作，身体的发展也需要心灵的指导与帮助。总而言之，人类的每一种表达方式中都体现着心灵的目的。然而，过度强调心灵的作用也不可取。要想克服困难，强健的体魄也不可或缺。因此，心灵若要控制周围环境，必须以保护身体为前提，使之免受灾难、疾病或死亡、损伤、意外、器官衰竭之苦。我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感知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对环境好坏的辨识力均有助于最终目标的达成。感觉让身体能够以特定的反应应对环境。想象及识别是心灵预判的方法。此外，想象与识别还能激发感觉，让身体随之行动。如此，一个人的感觉承载着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以及他奋斗的目标。很大程度上说，心灵控制着身体，但却不受制于身体：心灵倚仗的是一个人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

显然，支配个人的不仅仅是生活方式。若非有其他原因，一个人的态度不足以造成他身上显现的症状。只有被感觉强化的情感才能引起行为。个体心理学为此做出了新贡献：我们观察发现，一个人的感觉绝不会与其生活方式相悖。一旦目标确立，感觉就会为了适应目标而自我调整。因此，这已不再单纯属于心理学或生理学的领域，情感的产生也无法用化学理论解释或用化学检验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必须先假设心理发展过程，但我们更在意最终的心理目标。举例来说，我们关注的并非焦虑对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的影响，我们真正研究的是心理目的，以及赶走焦虑的方法。

从这一角度看，焦虑并非性别压抑或难产导致的结果——这两种解释都离题太远。我们发现，虽然有些孩子有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但依然会感到焦虑。这种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焦虑是控制母亲的有效手段。我们并不满足于描述一个人愤怒时的生理状况，经验表明，愤怒是控制一个人或某种情景的手段。每种身体或心灵的表现肯定都以遗传内容为基础，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这些内容是什么，并全力利用它们达到最终目标。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真正对象。

从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出，感觉以完成一个人的目标为基础，沿着需要的方向成长发展至适当的程度。无论是焦虑还是勇气、喜悦还是悲伤，这些都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我们所预料到，情感的强度及支配作用都恰到好处。以悲伤获得优越感的人，注定不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和满足。这样的人只会在悲惨时才会快乐。我们还会发现，感觉有时会出现，有时则不会。让患有广场恐怖症的人待在家里或控制另一个人时，他便不会有焦虑感。对所有神经症患者来说，若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无法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强大征服者，那他们就会避开这些部分。

情绪基调与生活方式如出一辙。比如，就算懦夫在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嚣张跋扈，就算他为虎作伥时显得威风凛凛，他依旧是懦夫。他可能会在门上加三把锁，利用警犬和陷阱保护自己之后，还会叫嚣自己勇猛无敌。没人能证明他的焦虑感，但他保护自己时所有种种画蛇添足之举，恰恰让他性格中懦弱的部分欲盖弥彰。

从性与爱的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证据。一个人接近自己的性目标时，那他有关性的感觉肯定也会出现。为了集中注意力，他必须放弃所有与之冲突的任务以及不相干的兴趣，激发适当的感情和功能。缺少这些感情和功能就会出现不举、早泄、性倒错和性冷淡等问题，而这些都是由于拒绝放弃不恰当的任务或工作导致的。不正确的优越感和错误的生活方式是这些异常情况产生的原因。我们经常能在此类病例中发现以下几点：患者只希望得到关爱照顾，却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缺乏社会情感；在进取、乐观的活动中总会失败。

我的一个病人是家中的次子。他有很深的负罪感，这令他无处可逃。他的父亲和兄长都非常看重诚实的品质。病人七岁时，他告诉学校老师自己完成了作业，然而，作业其实是哥哥替他完成的。此后，病人带着这种负罪感生活了三年。最后，他找到老师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可老师对此只是一笑了之。于是，他又哭着向父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次，他更成功了。父亲为孩子的诚实感到颇为骄傲，不仅表扬了他，还安慰他。尽管得到了父亲的原谅，但病人还是感到很压抑。因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这个孩子是要通过对小错误深深自责的方式，证明自己诚实和正直的品行。病人家庭中的道德风气非常浓厚，于是病人便有了在正直的品行方面超过他人的冲动。在学校功课和社会吸引力方面，他都觉得自己无法超越兄长，便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优越感。

在之后的生活中，他总会因为自己的各种错误而深感自责。他会自渎，学习上也经常会趁机作弊。他参加的考试越多，负罪感就越深。生活不断继续，他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此外，他的良心变得越来越敏感，所以他身上背负的负担也比哥哥要沉重许多。于是，他失败时，总会以此为借口。这位患者本来计划大学毕业之后，找一份技术性的工作，但强迫性的负罪感总是折磨着他，所以，他只好每天都乞求上帝的原谅，根本没时间工作。

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当时，医生都认为他无药可救。然而，一段时间后，他的情况大有改观，医生便准许他出院，前提是若是复发就必须再回来。出院后，他便改换专业，开始攻读艺术史。临近考试时的某个公共假日，他跑到教堂，一下跪倒在众人面前，大声喊道：“我是世界上罪孽最深重的人。”此举成功唤醒了他敏感脆弱的良心。

又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后，病人回到了家里。可有一天，他竟赤身裸体走进餐厅吃午饭。他身材健美——这一点倒是与他哥哥和其他人不相上下。

犯罪感成了他彰显自己比其他人更正直诚实的手段，如此，他千辛万苦地获得了优越感。然而，他的挣扎只会让他走上歧途。他逃避考试和工作的表现恰好说明了他的懦弱以及高度空虚之感。他身上神经症的出现，都是为了故意避开可能会失败的活动。通过拙劣的手段获得优越感，也从他拜倒在教堂和冲动地走进餐厅的动作中显露无疑。病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如此行事，由此而来的情感也完全与之相符。

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生命最初的四五年是一个人完善心灵并构建身体与心灵二者关系的时期。他为了获得优越感，会不断调整接受到的遗传因素及自身获取的对外界环境的印象。第五年结束之时，一个人的人格已经定型。他赋予生活的意义、追求的目标、行事风格以及感情基调均已奠定。此后，除非他能摆脱童年形成的错误认识，否则这些都不会改变。一个人之前的表现都与他对生活的解读相符，如果他能改正错误，他身上的新气象必然也与他对生活的新认识相符。

个人通过感官接触环境，并从中获取对环境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他训练身体的方式看出两点：他准备从环境中获得哪些印象；他准备如何运用自己的经验。若要了解一个人，我们不妨观察他看待、倾听的方式，并留心哪些事会吸引他的注意力。这就是行为举止的重要性——一个人身体感官所受的训练及一个人运用感官获取对周围印象的方式都能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生活的意义制约着一个人的举止。

现在，我们不妨给心理学的定义增加一些内容。心理学研究的就是个人对自身身体印象的态度。藉此，我们可以逐渐了解为何不同人的心灵会存在巨大的差异。若不能适应环境，无法满足环境的要求，那么身体就会被心灵视作负担。因此，比起正常儿童，残疾儿童的心智发展会面临更大的阻碍。残疾儿童的心灵很难影响、指挥并控制身体部分，所以残疾儿童很难体会到优越感。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残疾儿童的心灵需要更坚韧，意志力也要更集中。因此，心灵会超负荷运转，残疾儿童也会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如果心灵总惦记着器官缺陷或行动困难等问题，便没有更多精力关注外部世界。残疾儿童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关注他人。所以，与他人相比，他们的社会感不强，合作能力更为缺乏。

残疾的确造成了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绝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心灵积极应对，努力训练身体克服困难，那么这个人也可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成功。实际上，尽管残疾儿童总会面对许多不便，但他们中很多人比正常儿童还要出色。身体障碍有时反而会成为开拓进取的动力。比如，视力不良的儿童可能会感受到较大压力，他必须花费更多精力以求看清东西，因此他也对颜色、形状的辨别更有兴趣。结果，比起不用花费太多力气注意细微差别的儿童，他反而更会欣赏视觉世界了。由此可见，只要心灵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正确方法，器官的缺陷也可以转化为极大的优势。很多画家和诗人都患有眼疾，然而他们的心灵驾驭着有缺陷的器官，因此，眼睛的主人反而比常人更会运用自己的器官了。在习惯使用左手却未被当成左撇子的儿童身上，我们更容易观察到同样的情况。这些孩子在家里或刚上学时，总会被训练使用自己不如左手灵活的右手。因此，他们在书写、绘画或做手工方面会表现得不如人意。然而，如果心灵可以克服这些困难，那么笨拙的右手经过锻炼，也会变得灵巧。事实即是如此。大量例子表明，比起一般人，左撇子的字迹更美观、更有绘画天赋，也更擅长做手工。找到正确的技巧，并加以训练和锻炼，劣势也会转化为优势。

只要儿童有为集体奉献的意愿，且对自己周围的事务也很感兴趣，那么就可以通过锻炼，弥补其身体上的缺陷。如果孩子只想着让自己摆脱困境，那么肯定会逐渐落后于他人。若他们能找到通过自身努力便可实现的目标，明白重要的不是成功路上的困难，而是完成目标的成就，那他们就会更有勇气，一往无前。由此可见，这只是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在何处的问题。如果注意力放在自身之外的事务上，那么残疾儿童自然而然会训练自己、武装自己，达成最终目标。困难是成功路上必须逾越的关卡。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残疾儿童的注意力只放在解决自身困难，漫无目的地同自身障碍作斗争或极力摆脱自身限制上，他们永远不会进步。凭空想象、祷告许愿甚至设法避免使用右手的做法，无法让笨拙的右手变得灵巧。除了积极锻炼外，只有一个人获得成就的动力比笨拙感带来的失望更强烈，右手的状况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一个孩子竭尽全力克服苦难，那么让他能全力以赴的目标肯定是外界事物，基于他对现实、对他人、对合作的兴趣。

我对肾管缺陷家族的研究，可以用于证明遗传性缺陷能够被克服这一点。肾管缺陷的孩子们通常会患有夜尿症。器官缺陷真实存在，从肾脏、膀胱或脊椎分裂就可以看出来。若是腰椎附近有青痕或胎记，也能说明这个人可能有这一缺陷。然而，器官缺陷并不是患上夜尿症的必要条件，夜尿症也并不是器官带来的必然结果，病症其实是儿童自身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比如，有些孩子晚上会尿床，白天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随着环境或父母态度的变化，孩子的夜尿症也会突然消失。如果儿童不再利用器官上的缺陷作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目的的手段，那么除了迟钝的儿童外，其他儿童都可以克服夜尿症。

然而，患有夜尿症的儿童通常都不愿意克服这一病症。夜尿症让他们能享受特殊待遇，所以他们反而更希望让症状持续存在。经验丰富的母亲会正确训练孩子，但如果母亲经验有限，那这种可以克服的症状通常就很难消失。一般来说，如果孩子患有肾脏疾病或膀胱疾病，他们在排尿方面遇到的问题就会被过分夸大。母亲会误以为自己在尽力消除孩子的夜尿症。如果孩子注意到自己的夜尿竟可以让人如此重视，那他很可能会继续坚持。夜尿症是儿童反抗的大好机会。如果儿童抗拒父母的矫正方法，那他肯定会找到自己的方式攻击父母所用方法的弱点。德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很多罪犯都来自于打击罪犯的家庭——有相当比例的罪犯出身于法官、警察或监狱长家庭。通常，教师的子女也会顽劣不堪。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结论。而且，我还发现，很大一部分精神症儿童都出身于医生家庭，堕落少年多出身于牧师家庭。与此相似的是，如果家长过分看重夜尿症，那么患有夜尿症的儿童就会发现，夜尿症是向父母表达自己意志强有力的途径。

在解释我们如何利用梦境，激发适当情绪，配合我们完成自己的动作方面，夜尿症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常情况下，尿床的孩子会梦到自己已经起床去了厕所。如此一来，他们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以这种方式获得自我原谅后，孩子就能理所当然地尿床了。夜尿症的目的主要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别人服从自己，希望别人在晚上也能像白天一样关注自己。有的时候，夜尿症是表现敌意的方式，是孩子反抗父母的方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会发现夜尿症是非常独特的方法：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并没有开口说话，而是让膀胱替自己表达。器官的缺陷成为了他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

需要用上述方法表达自己想法的孩子通常都是因为所受压力过大。一般来说，这种孩子都是之前备受宠爱但后来又被冷落的。造成这种原因的情况很多，比如弟弟妹妹的出生等，总之，母亲的注意力已经无法全部集中在他身上了。这种情况下，虽然夜尿症并不是好方法，但它确实是一种与母亲维持亲密关系的举动，清楚有效地告诉妈妈：“我还没你想象的那么大，我还需要照顾。”在不同情况下，或不同的器官出现问题时，儿童通常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他们可能会利用声音达到这种目的，比如晚上不肯睡觉，大声哭闹。有的孩子还会梦游、做噩梦、跌下床或口渴时大声叫喊要水喝等。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表现背后的心理学原因非常类似：孩子选择症状时，一方面是依据身体的状况，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周围环境的态度。

这些例子都清楚地显示了心灵对身体的影响。事实上，心灵不仅能影响某种病症通过身体做出的表现，还能控制并引导身体的成长发育。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一假设，而且证据的收集构建也非常困难。可有些证据显而易见。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男孩子生性软弱，那这种软弱就会贯穿他的一生：他不会在乎身体发展，或者他根本不会想象自己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发展。如此一来，他不会特意用心锻炼自己的肌肉，也会排斥能刺激肌肉强健的一切因素。其他接受肌肉锻炼并对此感兴趣的孩子们则会拥有更健美的体格。但软弱的男孩子对此缺乏兴趣，因此在这一方面会落后于他人。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身体的外形和发育总会受到心灵的影响，并会表现出心灵方面的错误和不足。我们经常能观察到，困难无法克服时，心灵上的挫败感就会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来。例如，我们可以确定，内分泌腺在生命之初的四五年也会受到心灵的影响。其实，有缺陷的腺体不会对行为有强迫性的影响，对行为有持续影响的是以下三点：周围的整体环境、儿童对外界印象以及一个人在令其感兴趣的情况下，心灵创造性的活动。

还有一份证据，因为我们对它比较熟悉，所以可能更容易理解接受。此外，它引起的只是暂时性的表现，并非是身体固定的某种特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种情绪都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个体会通过某种可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可能是通过姿势、态度，也可能是通过表情、腿部或膝盖的颤抖等。相似的变化也可以在器官本身上观察到。如果一个人突然脸红或脸色发白，那就说明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一个人生气、焦虑、悲伤或有其他情绪时，身体总会有相应的表现。每个人的身体表现各不相同。害怕时，有的人会不住地颤抖，有的人会汗毛倒立，有的人则会心跳加快，还有的人则会汗流不止、呼吸困难、声音嘶哑、浑身抖动或畏惧不前。有的时候，人的健康状况也会受到影响，比如食欲不振或恶心呕吐等。对一些人来说，情绪的变化会影响膀胱的功能，对另一些人来说，情绪变化影响的则是性器官，比如，很多孩子参加考试时会出现“性亢奋”的情况。此外，众所周知的是，很多罪犯在犯罪之后都会到风月场或找到自己心爱的女友发泄一番。在科学领域，有的心理学家认为性与焦虑密不可分；有的则认为二者毫无关联。这些观点都是以心理学家的个人经验为基础，性与焦虑的关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类型的人会表现出上述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多少是遗传的结果，身体的表现通常会让我们了解一个家族的弱点和特质。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可能也有相似的身体反应。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心灵如何利用情绪激发身体状态。情绪及其身体表现告诉我们，心灵在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下会如何表现、如何反应。例如，发脾气的人总是希望尽快克服困难，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指责或诋毁另一个人。从另一角度讲，愤怒也会影响器官，这种影响会让器官经受某些影响，或给器官增加额外的压力。有的人生气时会胃痛或面部通红，甚至影响血液循环继而引发头痛。我们不难发现，偏头痛、习惯性头痛等症状都与难以控制的愤怒或羞辱有关。此外，对一部分人来说，愤怒还会造成三叉神经痛或癫痫性痉挛。

目前，人们尚未完全明白心灵影响身体的机制，而且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全面理解这一机制。精神紧张既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也会影响植物神经系统。压力肯定会让自主神经有所动作。有的人会敲桌子，有的人会咬嘴唇，还有的人会撕碎纸张。如果一个人很紧张，那他肯定要通过某种方式把紧张感转移出来。咬笔杆或吸烟都可以让一个人释放压力。这些动作告诉我们：当下的环境已让他承受不住。和陌生人在一起时，脸红、发抖或抽搐都是紧张的表现。紧张感通过植物神经系统会传导至全身各处。因此，每种情绪发生时，整个身体都会有紧张感。然而，表达紧张感的方式并不是每次都清晰可见，我们所讨论的只是能被人看到的症状。更仔细地观察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身体各部分都会参与到情绪表达中。这些身体上的表达是心灵与身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心灵与身体二者构成我们所关心的整体，所以研究心灵对身体的相互作用，以及身体对心灵的影响很有必要。

上述证据证明：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情绪倾向会对身体发展产生持续性影响。假如儿童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且假如我们经验丰富，就能遇见其在未来生活中的身体反应。勇敢的人会通过其态度和体格展现自己。他的肌肉更为结实，体态也更为健美。姿势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身体的发展，这可能也是肌肉更为健美的部分原因。勇敢的人面部表情也与他人不同，最终，他的整体外形，甚至头骨形状都会受到影响。

时至今日，心灵对大脑的影响已不可否认。多个病理学方面的案例显示：因大脑左半球受损而丧失阅读或书写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恢复这些能力。很多脑卒中患者的大脑受损部分已经没有复原的可能，但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却可以分担受损部分的功能，受损部分承担的功能可以最终恢复。这一事实尤其重要，因为它展示出了个体心理学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可能性。如果心灵可以如此影响大脑，如果大脑不仅仅是心灵的工具——虽然大脑是心灵最重要的工具，但还只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发展、优化工具的方法。出生时有某种大脑缺陷的人并不一定一生都要受到限制：他可以找到很多方法，让大脑更能适应生活。

心灵如果朝错误的方向设定了目标——比如，未能发展合作能力，那么心灵就不会对身体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因此，我们发现，很多缺乏合作精神的儿童，之后的智力和理解力发展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成年之后，他们的举止会告诉我们，生命之初四五年，他们构建了怎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统觉表和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带来了怎样的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在合作路上遇到的障碍，进而可以帮助他们矫正过往的错误行为。个体心理学已经朝科学的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许多学者曾经指出：心灵的表现和身体的表现之间存在着某种固定的关系。但似乎并没有哪个学者曾成功找到这种关系的纽带。克雷奇默（Kretschmer）曾说过，身体的体态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态。因此，他把大部分人分成了几大类，比如，有一类人是圆脸矮胖类型的，他们通常鼻子较短，很有可能过度肥胖。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曾这样描述这种人：

“我要那些身体长得胖胖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夜里睡得好好的人在我的左右。”

克雷奇默认为这样的体格与某种心理特征有关，但他并没有指明二者关系形成的原因。从我们自身的经验看，这种体格的人似乎都没有器官缺陷，他们的身体很适合加以培养。他们觉得自己的体格和别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心，不会觉得紧张，想打架的时候也会觉得浑身充满力量。然而，他们并没有把生活中的所有人都当做敌人，也没有用带有敌意的眼光看待生活。有的心理学学派称他们是“性格外向”，因为他们从不会因为自身感到困扰。

克雷奇默划分出的另一种人与上述类型相反，这一类是神经质的人。他们不是很瘦小，就是特别高，鼻子很长，而且长着鹅蛋脸。克雷奇默认为这些人比较内向，而且经常反省自己。神经质的人若身受心理疾病的困扰，通常会发展为精神分裂症。凯撒大帝描述这种人时用了这样的句子：

“那个凯歇斯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他用心思太多；这种人是危险的。”

这种人通常有器官上的缺陷，因此会变得自私、更为悲观，且更为“内向”。也许，他们需要向别人寻求更多帮助，而且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照顾，就会怀恨在心，敏感多疑。正如克雷奇默所说，很多人都是混合型的，有些外向的人身上也带有内向的人的心理特质——这一点不难发现。我们可以理解，如果环境以另一种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压力，他们就会变得胆小而自卑。别有用心的打击可能让任何孩子表现出神经质人士的举止。

如果我们经验丰富，就应该可以从一个人的不同表现中，判断出其与他人合作的能力。人们总在不知不觉中寻找这种迹象。与他人合作的必要性一直在驱使我们，现在，已有迹象指导我们如何在混乱的生活中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虽然此类迹象尚未有科学理论支撑，只是单凭直觉判断得出的，但依然有价值。同样，我们知道，历史上每次重大变革之前，人们的心灵就已经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所以人们愿意为之而奋斗。然而，如果支持奋斗只是出于本能，那就很容易犯错。人们通常不喜欢性格特质极其引人注目的人，也不喜欢身体畸形或驼背的人，因为人们在潜意识里就已经判断出，这样的人不适合合作。这种判断极其不正确，但很可能是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目前来看，人们尚没有找到有效方法，能让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变得更有合作精神。因此，他们的缺点被过度放大，成了受人排挤的受害者。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上述观点。生命之初的四五年间，儿童的心灵奋斗目标已经与心灵和身体的根本关系统一起来。因此，儿童可以采用固定的生活方式，并发展相应的情绪及肢体习惯。生活方式的发展包括不同的合作程度，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合作程度的高低，判断或了解一个人。所有的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合作程度很低。我们现在不妨进一步定义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是合作能力的缺失情况。由于心灵是一个整体，同样的生活方式会贯穿于心灵的表现形式，因此，所有个体的情绪及思想必定会与其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此可见，就算发现情绪明显会引起某些难题，且与某个人自身的福祉相悖，我们也要知道，将改变情绪作为第一步不过是白费力气。情绪植根于个体的生活方式，只有改变了生活方式，才能改变其情绪上的表现。

在教育及治疗方面，个体心理学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曙光。我们决不能只单独治疗某种病症或某种情绪，而是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错误之处：整体生活方式方面、心灵解释经验的方式方面、心灵赋予生活的意义方面，以及身体和环境接收印象后，心灵对此的应对方面。这才是心理学真正的工作。心理学并不是拿针刺孩子，看他跳得多高，或者挠孩子痒痒，看他笑得多大声。的确，这些方法确实是现代心理学家常用的方法，虽然可能告诉我们有关个体心理的某些内容，但到目前为止，这只能证明某种固定的或特定的生活方式存在着。生活方式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主题和对象。以其他内容为研究主题的，很大程度上说是生理学或生物学。这一点适用于研究刺激与应激的人，适用于研究精神创伤或可怕经历带来的影响的人，也适用于研究遗传能力及其发生机制的人。然而，个体心理学考虑的是心智，是统一的心灵。我们研究的是个体对世界及自身的看法、个体的目标、个体奋斗的方向及其克服生活中诸多困难的方式。迄今为止，了解一个人的合作能力，是理解心理差异的最佳方法。 h8M2DSRZ3FyUaxsTJFOdvjiHGHD0RB8bQrrsUOQOI9eUp1SCz/Mm/rwLjCoL2U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