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策略和方法因素

两次会议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和方法。遵义会议在开会的过程中，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因为当时迫在眉睫的是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如果这时就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重大问题一揽子解决，不仅不现实，也做不到，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1965年邓小平同一位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曾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下的总结自己思想历程的整风笔记中也坦诚地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遵义会议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但是，中央没有对这个问题匆忙作结论。邓小平当时就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这也是从全局和长远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策略，如果条件不成熟硬要作结论，就会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

两次会议在组织上对犯错误的同志都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方针。遵义会议虽然集中批判了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但又不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会后让其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的时候去做。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会同志揭发批评了当时中央有关同志的错误，不少与会同志要求立即撤销他们的职务。邓小平提出：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对增加的人选，邓小平也提出建议名单。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对维护安定团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两次会议，我们党都摒弃了过去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斗争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着眼于批评帮助。如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的错误没有提政治路线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华国锋等人的错误也没有提路线错误，不搞强迫检讨，不上挂下联，通过党内正常的民主程序，调整和解决领导职务的变动，允许犯错误，也给予机会，允许改正错误。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减少了阻力，使党内的矛盾和问题在正常的范围得到有效顺利的处理和解决。

遵义会议召开距今已经70多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距今已经30多年了，虽然两个会议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它们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则是永存的，我们应该从中获得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MsYi1PhpRs6yTo/4JGYDs2Dcpn1wnGX0zhFHjGequHy5Tk6gKocysP+O+nw2MJ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