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产生和逐渐形成了我们党较为成熟的领袖和领袖集团。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站起,毛泽东在这里崛起,中国革命在这里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这里开始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方面纠正,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这里开始转移,邓小平在这里崛起。在两个会议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实际上成为党的领袖和领导核心。历史选择毛泽东和邓小平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其军事指挥和组织能力已经在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在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示。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才能也得到全面展现。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二次复出后,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正是这种民意的表达和反映。历史经过艰难曲折和深思熟虑选择了党的领袖。
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领袖集团,其他的重要人物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渐次出现,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遵义会议上,形成了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这种合作对维护党的团结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周恩来、朱德则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后来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复出,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胡耀邦等3人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胡耀邦等都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两次会议都为以后中央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提供了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