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和集中因素

两次会议都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党内的积极思想斗争，党内民主得到发扬。首先，两次会议都根据与会人员的要求，调整了会议的原定议程。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是，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后来张闻天在会上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被称为反报告，毛泽东作长时间发言，这样就调整了会议议程，改变了会议的走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在开会不久后调整了议程。会议预先设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农村发展的决定和条例，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这些议题前，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由于会议议程没有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不满。从分组讨论开始，有人提出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重大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增加了议题。同时，两次会议都对错误的路线和方针开展了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遵义会议上，围绕“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张闻天站出来就博古的总结报告提出批评，他按照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就的提纲，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发言，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又接着发言，支持和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会议除凯丰一人外，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同志都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由于发扬了党内民主，会议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由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的大多数，这就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和取消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奠定了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经说过：“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评，并对中央领导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议开得很成功，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如果会议是“一言堂”，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会议是绝不会有以后的成效和结果的。 iRfv4FlTtk2p8kNehHID4+jQaGrhRpkdoiOIM1qyPqMbhJwBjHC38VxTsyfYzV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