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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和理论因素
两次会议的成功都打破了思想的僵化，破除了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毛泽东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长征开始后，他就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和方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拥护，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就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的正确与错误作了政治结论。该《决议》迅速在全党下发，并传达学习。毛泽东阐述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对红军摆脱困境，完成长征，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就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以及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很快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讲话实际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