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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探析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党的文献看，最早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评价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公报说：“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这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公报并没有详细阐述。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这两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个评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致，但对意义没有展开阐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第一次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全面评价，也是第一次作出专门评价。《历史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此，“伟大转折”的评价被广泛使用。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用“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的提法与《历史决议》的提法是不一样的。前者使用的是“伟大转折”，后者使用的是“伟大转变”，尽管文字的表述有差别，但是两种表述所反映的本质内容则是相同的。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了评价。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个评价沿用了《历史决议》的提法，但是，在时间限定上与前者有所区别。前者指的是“建国以来”，后者是党的整个历史。1996年10月10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使用了“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
的提法。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使用了“标志着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的提法。这里，江泽民在“伟大转折”的定语中，增加了“国家”的概念。对新时期内涵的表述与前略有不同。前者的内涵是指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后者的内涵是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省考察工作发表讲话时，使用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的提法。这个提法与以前的提法相同，但是，没有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只是在“改革开放”前增加了“波澜壮阔”的形容词。从1996年以来，江泽民多次使用了新时期的提法，其定语的内涵略有差异，但表达的本质完全一致。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又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评价，也是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作出专门评价。他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在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这里，江泽民除重申以往所讲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外，对为什么说这是一次伟大转折，作了精辟的阐述和回答，并在继续强调新时期提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是一个光辉的标志”的说法。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百业待举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如何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问题，讲到了“在邓小平同志支持和推动下，我们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全党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也是党的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为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在这次讲话中，虽然没有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从所述内容来看，涉及的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他所讲的“全党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党的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应该被视作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2004年8月22日，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与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评价完全一致。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2月1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与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的表述基本相同，只是个别措辞和用字略有不同。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使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
的提法。2008年5月8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使用了从
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
的提法。2008年6月23日，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除继续重申以往的提法外，又增加了“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的提法。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第三次全面专门评价。他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评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就已经开始，评价的内容，除对最基本的评价“深远意义”“伟大转折”重申外，不断丰富、完善，补充增加新内容，从“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到“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一个标志”到“两个标志”，从“一个显示”到“一个踏上”，评价的内涵越来越全面，评价的高度不断得到提升。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和影响是逐渐显现的，所以，对其评价也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在1979年1月1日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会议的讲话中，就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风气和开创的工作局面给予了肯定，他认为，这种“生动活泼”的风气和工作局面在1978年逐渐地形成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
1980年2月29日，他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
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了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一些原则。他说：“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强调指出：“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如果说，在《历史决议》通过之前，党的会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报告、讲话、谈话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作用和重大影响的评价只是局限在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话，《历史决议》通过后，则是作了全面的郑重的评价和结论，这也就为以后党的会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谈话定下了基调，提供了依据。从党的文献看，以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评价，基本没有超出《历史决议》的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此后党的会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逐步展开，其中以邓小平的一次谈话和江泽民、胡锦涛的两次讲话为代表。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八年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顺利的贯彻，国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这可以看作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10年中，对三中全会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的正式评价。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二个10年、第三个10年的评价，则主要反映和体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中。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对这些成就，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精神文明建设、军事、国防、外交、党建等十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
胡锦涛的讲话，除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所取得成就进行阐述外，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局面、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过程进行了论述。他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的评价，是沿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组织路线问题、改革开放问题、领导核心问题、农业农村发展问题、人事变动问题等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