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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的文献通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和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从会议闭幕后，就在党的各种会议、文件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中被广泛使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使用次数最多的名称和概念之一。同时，随着实践发展和时间推移，党对这次会议，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在不同重要会议和重大场合，又不断提及、反复论述和多次评价。这一方面反映了会议的价值、作用及影响在实践中的不断显现，另一方面又说明党对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从笔者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论述和评价主要集中和体现在党的各种会议、文件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之中。其中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以及中共十六大以来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对此论述最多。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如下：1979年1月1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84年6月30日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时的讲话，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谈话；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6月6日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8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4月4日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的谈话；1987年1月20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的谈话，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的谈话，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的谈话，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的谈话，6月29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11月16日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的谈话；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的谈话，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的谈话，6月3日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的谈话，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的谈话，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的谈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等等。据初步统计，邓小平在14年间有关论述达33次之多，其中最多的1987年达8次。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江泽民的有关论述主要有：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1993年3月31日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3月3日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10月10日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9月12日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1998年7月21日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不破哲三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9月25日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6月28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8月31日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等等。据初步统计，江泽民在12年间，有关论述或专门论述共有15次。
胡锦涛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间。如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9月15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2月1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12月1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8年5月8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6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10月9日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据初步统计，胡锦涛在5年间，有关论述或专门论述共有10次。
其他有关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献资料有：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时的公报，这是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评价的最早的文献；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胡耀邦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赵紫阳1987年10月25日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等。
以上叙述的是有关党的代表大会、全会，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献资料，至于党的其他会议、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论述数不胜数，此不罗列。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归纳和整理，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12月以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论述和评价，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专门论述和评价，即专评；一种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附带论述和评价，即附评。专评的目标和内容指向十分明确和专一；附评与专评则大不相同，一般是在提及和论述别的问题时涉及或连带的论述和评价，附评又有系统附评和非系统附评。以上所列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专评的文献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所以将《历史决议》和这两个讲话归入专评的范围，是因为《历史决议》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结论时，单列“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专题来论述和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讲话，则是党中央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30周年而发表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上述所列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其他报告、讲话、谈话，应列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附评。附评中属于系统附评的文献是：邓小平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胡耀邦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江泽民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胡锦涛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等。其他报告、讲话和谈话等都属于非系统的附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专评和附评作进一步的考证与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专评还是附评，都有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共性。三次专评是中共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代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专门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评价和结论；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评价和结论；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则是在21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评价和结论。所有附评，因为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谈话，所以，仍然具有权威性，这些附评与专评，互为佐证，相互补充，都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评价的重要材料来源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