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还注意了开会策略,讲究了工作的艺术性。遵义会议在开会的过程中,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这样做,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 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了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中央工作会议在小组讨论时,也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但是中央没有对这个问题匆忙作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这也是从全局和长远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策略,如果条件不成熟硬要作结论,就会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
从两个会议的发展完善过程看,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作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两个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发展过程,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